陈伯达真正的垮台，是在“文革”时期。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到报上当场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陈的风格，甚至不是他的思想，这样的文章不经过别人看就发表出来，我有点怀疑。想想看，如果错了，他陈伯达有几个脑袋？（陈伯达晚年说：这篇社论是《解放军报》两位编辑写的，陈伯达审定并改了标题，当时在京几位常委看过。）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一出来，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其实包括了他在内。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今后就不用委托你陈伯达再写加码的专文去扫荡什么了。
他成了中央文革的组长不久，江青就代替他当代组长了。他这篇文章一来，把已经打倒的、正在打倒的、准备打倒的，都扫光了，因此陈伯达的作用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而要专挑小刺，陈伯达可不行，比江青手下的姚文元等差远了。
所以，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以后他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罪行的材料，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
“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你叫他做行政指挥，他做不了，他至多只能指挥他的秘书替他收集资料，他来写书。陈伯达要是离开了柴沫、史敬棠、何均、陈真这些人，他就什么官也不会当，什么书也写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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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又被牵连进去，从此他就被打倒了。他成了林彪集团的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陈伯达这个人，留下的教训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没有去做学问，他完全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为了他个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书籍来响应，改造历史事实来发挥他的论点，而不是把自己的历史论点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所以陈伯达的一生，虽然写了那么多东西，今天看来，在学术上有根据、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不过，在判刑的人当中，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他不是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人。陈伯达的一生，颇令人叹息，但他却不能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很有才情的人，最后却成了反革命的头子，确实是一场大喜剧。

据资料显示，陈伯达1981年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其中1/3用于购书。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
买书的花销太大，吃水果的开支就不够了。尽管中央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总是说没有任何要求。后来征求意见的次数太多了，他才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给他一点吃水果的钱。中央当即同意在他的生活费之外，另给他200元钱，供他买水果。这是晚年陈伯达提的唯一一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