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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十虎之花狸虎---花帅叶剑英 C
送交者: NewCommer18[☆品衔R4☆] 于 2019-10-24 9:03 已读 7165 次 3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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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座的超人奔跑

 

  很多拍马屁的文章,搞不清楚来龙去脉还要装有学问,一说起参座,就重复毛夸他那句“诸葛一生惟谨慎,呂端大事不糊涂”,特别在历数他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末了总要加上这一句,不加就好像做菜没放盐,淡寡无味,呂端也几乎成了参座的别号,我不知道他听了本人烦不烦,反正我烦。      原话并不是夸他,更不是指他再历史上几次的关键行动,这话来自毛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截取片段如下:“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看到这句话,我是后颈发凉阿)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的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仍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说得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呂端大事不糊涂。” ——1962年9月24日上午10点,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         那部著作疑是一篇文章,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考据,是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围殴彭德怀,参座根据会议发言情况整理而成,专门发给高干读,我不是高干,所以没看过,不知道说的是啥。联系上文,看口气是参座也参加了围殴,而且有别于平时的一团和气,使用了流民拳的阴劲,出手蛮重的,让主席点头欣然嘉许。我真感觉不出来主席这句话在夸参座,反觉得里面不无警告之意,意思让参座醒目谨慎点,要向呂端学习,在大事大非面前不要象以前那么糊涂。摆明有训诫的意思,不知道怎么长期以来就以讹传讹变成赞扬,还刻意地和草地上的事情刻意地联系在一起。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人家化妆术犀利?      关于“草地密电”,这也是个20多年来翻烂的老账,搞得一、四两个方面军两个山头,互相斗鸡似的一个拼命要揭盖子,一个死死摁住盖子不给揭。      1935年9月,参座任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敌参谋长时。张国焘从左路军驻地密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叶截获电报,暗呈毛。毛遂与张闻天等会商,决定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来,毛称该电文内容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慢慢的又不知道从谁的文章那里开始,演变成“武力解决中央”,纷扰由此而生。      事实上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写的《叶剑英传》,在关键的电文上,并没下定论。是顾及党内团结还是对密电的真实性有所保留?      原文如下:“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传》第13章)      参座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传》第13章)      参座说的很详细,但也因此露了破绽。早些年有军史专家质疑电文时候,还没有百度地图,也不可能向刑警破案那样,千里迢迢跑去实地勘察,只能在文献中翻来翻去,却没过硬的理由。我没有条件去采访当事人,也没资格去调阅档案,但我这个人比较邪恶,喜欢像唐纵那样,在语言文字里面进行榨油。      参座说: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中央毛的驻地,班佑寺。      注意参座说他是飞跑,他没说骑马或开吉普、飞机什么的,这样关键的历史事件,他记错的可能性不大吧?那看看参座有没可能飞跑,当时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的驻地,在若尔盖县的基甲村附近的潘州故城(若尔盖县旅游资料),中央驻地在上巴西的一座喇嘛庙“班佑寺”。(1973年7月,由四川省博物馆派人会同阿坝州文化局、中共若尔盖县委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巴西一带进行实地考证。联合调查组派人采访了长征时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如警卫员陈昌奉、卫生员钟光、机要参谋黄有凤等。他们一致回忆,当年在一座寺院里开过重要会议。据陈昌奉回忆,巴西分为上巴西和下巴西,上巴西有一个很大的喇嘛庙,“我们就住在那个庙子里”。)        

  红点是中央驻地,右路军指挥部潘州在甲基,东北方向。         在地图上,目测两地直线距离起码6公里以上,若尔盖县城海拔3854,全县平均海拔3500,比拉萨矮100米。      那么就是说,1935年9月9日上午这天,参座在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以拉一泡屎的时间,海拔高达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上,来回奔跑了12公里以上路程,中间还要找毛抄录电文内容。我估计在今天,即使招唤体魄最强的军中王军霞来跑,拉一泡屎的时间,累死他也跑不下来,由此我对参座超人的体魄真是景仰涛涛。          那究竟有没电文,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1981年12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不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发表,引来当事人批评。吕黎平发表文章,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他说电文是他给参座的)。王年一在1982年6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成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      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徐帅间接地否定了吕黎平的证言)      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      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叶对此信的反应,据范硕后来说:“叶帅当时身体不大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遵照参座指示,我以间在这里噏几句,之不过系怀疑您讲大话,您老泉下知,唔好同我计较,至多出年清明,我烧番几亿俾你。)      这个笔墨官司打了多年。198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了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们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还公开争论干什么?老大发话,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2003年第11期、第12期和2004年第1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现在反正是四方面军的人说没有,一方面军的人说有,互相拗来拗去。      各执一词的目的其实不在密电本身,而是在各自山头在军史上的历史地位。军队内部已经为这封密电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也造成了一、四方面军许多老人的隔阂,双方人马基本上是老死不相来往。不是军纪压着,两帮只剩几颗牙齿,走路都要人扶的老头,还想找个地方爽爽快快打一次群架,了解恩怨。      他们都是脾气固执的军人,老实说,没这样的牛脾气怎么打得下万里江山?多年的历史恩怨,又因此衍生出多少的误会?能指望这些恩怨分明,认死理的老头一笑了之?我一个大哥采访过四方面军当时负责后勤工作的首长,提及一方面军的北上问题。老人家年轻的秘书立即打断插话:“红一方面军的事情不要问我们首长,首长不知道”,老人家在边上歉意地笑笑。隔膜已经到了事不关己的下一代军人,所以军史上有些重大历史疑案不解决,总是按中国的历史惯例,搞成王败寇的那一套。会对人民军队的内部团结,是严重的破坏而不是建设。开盖子就是治心病,是消化误会,统合军心的良方,一味把事情摁着捂住,很多时候,反把事情搞复杂甚至搞砸。      以参座威望,就算承认了,又如何?大不了一帮四方面军的老头气势汹汹找上门来论理,他摆出丘八本色,呲牙一笑说:叼你班贼头嘅老母,系我做马,咁又点吖?顶爷叫我做马,唔通我敢唔听指挥?有本事你哋落去揾佢计数。我估计,老头们一听,顿时做鸟兽散、、、、、、难不成他们敢去找主席闹?   

 

 9、治粤三年    1)土改      1949年10月19日,毛任命参座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如叶剑英、古大存。还有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如冯白驹、方方。这样三合一的“广东帮”干部。      参座一回广东,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针对广东复杂的阶级情形,参座提出了土改“广东特殊”论。指示要慢慢来,别太左。慎重处理,不用急。先搞搞试点,有经验了再全省推广。      于是确定先在解放战争的老区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8月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年底华南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       没想到最先引起中央和广东冲突的问题,就是广东土改政策。广东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但是这个估计到了广东却不适应。广东人多地少,没什么纯洁的大地主供应给土改工作队搞阶级斗争运用,都是二三十亩水田小地主为多,他们跟本不用雇佣什么长工,自己一家人就搞掟,顶多农忙抢收抢种的季节请几个短工帮手,平时干得比一般的农民还幸劳。比如我们村的地主就是这样,劳动技能比一般农民还好,种养编织也是能手。在50年代中,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的名义下,被半夜拖出去乱棍打死。结果后来半夜看田水,搒田角的活都没人干的好。      而且许多的田地不是个人所有,而是族田祖山,归族长管理。那怎么可以把族长划为地主?      还有许多小地主同时自己蒸酒磨豆腐,做副食品加工,那么他们到底该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仍是利用性质的“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课在广东很多地方,这两个阶层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家伙,那么这个家伙那双剥削的黑手,该剁掉左手还是右手呢?这种情况都是让人挠头皮的事情,但却事实上造成广东的革命对象供货不足,没办法掀起象北方那样暴风疾雨般的革命气象。      另外侨务也是让人头痛万分的疑难工作,广东太多家庭有海外关系,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怎么确定很多很有钱的华侨亲属是什么阶级?他们根本就没剥削,钱是亲人寄回来的,难道好意思去没收?      华侨华人在漂泊海外,遭遇其实很惨,不是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金山阿伯。“涯世界揾米,娶老婆生仔,返乡下扮皇帝,返工做契弟”这是大多数华侨华人的真实写照。参座结合自己在南洋的经历见闻,看到勤俭的同乡天不亮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鱼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间大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说老实话,参座的父辈还有自己几个叔伯兄弟下南洋,也是冲着这个目标奋斗的。所以他知道那些有点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      因此参座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要求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他们的财产。南下的干部自然不服气,在他们眼里,有钱就是罪。穷光蛋才是革命人,有钱不拿出来上缴给人民政府共产,还不该死?那时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全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这些风声意见慢慢反映上那里,便引起不满。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当时的心情是急于稳定后方,从南方要人要钱要粮用于朝鲜战争。北方那边都火烧房子了,你这边还他娘的慢吞吞,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右派的温情味太浓。北方历经多年战乱,民间余财已经被收集干净,原来的土豪劣绅除了留条内裤给他遮丑,现在基本上穷过三代贫农。原本还期望广东这个历来富裕的地方,可以通过土改没收大量的浮财和稀有金属,为朝鲜战争搞多点物资货财,你却搞起了温良恭俭让。      广东地方干部显然不听指挥,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自然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裁处,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到了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      参座没有时刻记住毛的教导,忘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然会挨板子。52年8月,被调离广东,走的时候许多部下大哭,参座也难过地说“主帅无能,秧及将士”。

 

2) 镇反      参座刚来广东,哇!算是开眼了,真是三山五岳,各路牛鬼蛇神汇聚广州。解放前夕,敌特自平津沪宁等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此,中统、军统等各派系之头目均在此地建立组织,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止,紧锣密鼓地搞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布置和准备,潜伏下不少“钉子”,因而广东的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土匪多,特务多,黑社会多,流氓、地痞。大天二(恶霸)多,几者密切配合,搞到广东鬼火咁乱。      当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10万之众,各路反共救国军四处抢劫。广州市内流氓四处窜,一位民主人士在上下九坐着数,一上午就发生十几起抢劫。南下的干部刚进住东亚酒店,劫匪尾随就抢走在最后那个人的包。一些特务匪徒甚至堵在公安局治安处的门口,公然架起枪与里面的警卫对射。1950年,将广州黄沙车站炸平了的“三三大轰炸”,信号弹满天飞。敌特活动十分猖狂。在农村,敌人组织武装暴乱,袭击政府,杀害干部群众,抢夺武器粮食。        好在参座在南昌带了个老乡回广东,海南佬陈泊。陈泊此时正在江西任公安厅长及社会部部长,正春风得意。没想到碰上在南昌等着回广州接收的参座,就被逮住了。参座找陈正人找人,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正人开始不肯,对参座请江西老俵“割爱”的软话装着没听见,参座一看就火了,便威胁道:陈胖子,你以后还想不想广东的钱粮支援你?陈正文一听钱粮两字,腰板立即软了,满脸媚笑地说:给,我给,你参座发话了,我还能不给吗,不过钱粮的事您老看是不是先支援、、、、、、陈泊就这样给陈正人卖给了参座。       陈泊是位延安时期的老保卫,脾气直爽,性格倔犟。因为立了几次大功,老实说也有点盛气凌人。这次回到家乡广州,在参座手下工作,他是打算大干一场再立几个大功的。行内人士谁不知道参座手头卧底多,许多情报人员在派出或入党时,都是向周公和参座宣誓的,而这这些情报人员,仍有部分活跃在港澳。有了这些敌前活动战友配合,想没功劳都难。陈泊的副手叫陈坤,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熟悉广州的情况,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当时蒋阿拉对丢失大陆不服气,频频派遣特务回来搞破坏和暗杀,参座本身就遇上几次暗杀,被逼的没办法就搞了辆美国防弹车出入,那玻璃特别厚,车里又没空调,一到夏天简直是蒸笼火炉,一直跟随叶剑英的司机只好自己想了个办法,在汽车里面安装个小风扇。但仍是出入一次就大汗淋漓一次,把参座搞得甚是火滚,客家话“叼涯妹”频频出口,看来不还以颜色,保密局那帮瘟神还以为自己又多牛。      首先内地加强扫荡,严厉镇反。参座命令陈泊先扫清广州市内的匪特,由于当时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陈泊与陈坤经参座批准后,成立了武装便衣队,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每个队员配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还事急从权地特授了“搜捕权”。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令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使得全市的治安迅速好转。另外陈泊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的起义人员中,挑选了数百名警察在广州公安局继续工作。      但陈泊最后就是栽在使用这些便衣队上,里面混进了个别有叛变投敌和敌特嫌疑的双面谍,而且一些人也是得意忘形,以为有陈罩着便气焰嚣张,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与纠察队正面冲突,开枪打死一名排长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参座果然神通,通过内线关系找到当时的澳门特务站站长程一鸣(程归公安部一局直管,不与华南分局发生联系),取得一批保密局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陈泊据此将国民党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并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3万元美金那时相当于三千两黄金,我记得那时好象是一美元兑换一克黄金。)      内部搞掟之后,就要搞外面了,否则台湾派遣的特务以为背靠港澳,在这边犯了案,潜水过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有那么便宜的好事情。躲去港澳也一样照杀,参座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那帮小子知道一下厉害。      于是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XXX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又处决了保密局澳门站站长XXX和保密局港澳穗站站长XXX。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军统华南站站长。连暗杀大王,王新衡在住所也差点被干掉(好象这个鸟人现在还没死,100岁的老妖怪了),至此,一连剪除了军统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使原来比广州公安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军统特务头子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彰显神威,令敌丧胆,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市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   

3)地方主义        回广东之前,参座先和主席声明,广东的接收工作是水尾田,意思是广东解放晚,南下的干部一路走一路分流,流到广东就没多少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6park.com

  实际上参座在为起用广东籍干部向进行有言在先的备案。当时在华南地区,接收干部来源于四大群体,解放后被统合起来形成接管工作组,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人员,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这么复杂的人员组成,想法做法各异,利益及势力范围也各异,他们能在工作中配合得好才叫奇怪,其争权夺利之风虽然没抗战后的劫收那么厉害,但相去亦不远,区别在于,他们并不是为自己个人争,很大程度,是为自己的群体与地方利益在争。      谁说广东人不懂政治,事关身家性命,一样滑头得要命。解放前夕,许多无处可去的粤系军头便纷纷“起义”。还有一些地下党负责人也会看风色,极会捞政治资本。48—49年看着国民党不对路,拉一票人马挑着大米铺盖上山,搭个棚子躲在山林里野营,天天去革山猪黄猄雉鸡的命。等到49年底解放大军一来,下山接上头,握着那些北方大汉的手,热泪盈眶喊几声:“同济(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唔好。”接着帮忙带带路,送送伤员,便跟在后面开始搞接收,投机的本事大着了。我乡下好像就有这么一票人马,详情不好说,得罪人太多,反正我不知道他们闹了什么革命,有什么攻城掠地的壮举。这些上山打游击的共产党员,与当地的士绅阶层甚至国民党的政府某些人是有一定默契的,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亲属送到游击队,向未来的新政权搞投机,卖保险。 6park.com

  所以南下大军来广东前,广东省1/3的地方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控制的政权,这些坐地虎对地方上知根知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热爱家乡,了解情况,工作针对性强,解决复杂疑难的问题快。坏处是总有抹不开情面的事情,甚至有些事务处理显得无原则地过右。当地干部在工作中,因为彼此之间太多的相同点,形成了相近的工作思维,很自然地对南下干部群造成排挤的效果。说南下干部不了解具体情况,没注意到广东的社会特点,工作作风过左。但不能说广东干部这是故意的、有组织的行为,这样说确实是冤枉了广东的地方干部,很多时候,他们只要在潜意识里觉得南下干部是北方佬、外江佬,就足以给南下群体带来很大的工作困惑了。而且,那里的干部不有点排外?这是中国社会的顽疾了,怎么可以单独指责广东的地方干部。      这种不识相的做法终于酿成大祸,引起南下干部反弹,广东籍的干部不但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还丢失了地盘。      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本来就在对广东土改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意见,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参座没理会中南局的意见,他领导的华南分局当然跟着老大,拒绝中南局的批评,依然我行我素。         但参座却忽视了林彪与主席的关系,1951年4月,林彪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XX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年底又将陶X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从此陶X与赵XX紧密合作,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在以林彪为首的中南局支持下了,打垮了以参座为首的“广东帮”,全面夺取广东大权。        但参座毕竟是位属公卿,而且还有周公这一强援,只能靠边站,不宜砸他的招牌。所以板子就落在方方的屁股上。1952年4月,方方和陶X去北京参加会议,住在参座的家里。第二天开会,毛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这板子打得方方的屁股可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什么叫做广东地方主义?在中南局看来,就是以参座、方方为首的广东籍领导干部,不理会林彪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与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是同时进行的。于是,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与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当第一把手。其中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粤东区第一书记;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担任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担任东江地委第一书记;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担任珠江地委第一书记。   

  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中南局先后调入数万大军、南下干部进入广东,使广东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四野”的地盘,林彪让出东北后,终于重新建立了自己地盘,以至于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中央对抗的设想。当时粤北军工厂密布,光是连阳四属,就有N间兵工厂在那个时间段里建立。林彪聪明过人,但他的部下三次反广东地方主义,把广东籍干部整的太狠了,现在又想以广东当根据地对抗中央,未免把广东人太当傻子了,真打起来,广东佬谁会尿他?        陶X死于69年,据说死得很惨,文革后她女儿哭哭啼啼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好象文革就他爹最惨最冤,却没一句为他爹整的上万人而道半句歉,估计那些挨整的广东佬,在她眼里是活该被整的,谁叫他们官不够大。还有陈泊的冤案,罗XX为了给自己的手下谭XX扫清政敌,一家伙逮了几百人。曾打进中统的地下党梁侠,被刑讯逼供打得遍体鳞伤,腿也被敲断,屈招自己是特务,因此连累陈泊被整得坐牢20多年,含冤而死,82年才平反。60年中参座任罗XX专案组组长,随口一句:将军一跳身名裂,罗XX的女儿就说,参座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他怎么不提他爸也有同样的更大的愉悦?整人的人最终又都挨整。不知道他们被整肃得痛苦难当的时候,有没后悔当初自己的言行。       第一次反广东地方主义后,参座被迫生病,于52年8月以养病的名义调回北京,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开始了他10多年的韬晦生涯。 6park.com

  网络有文赞其一生曰:“花帅少慕戎轩,谋勇兼备。乃以英特之才,遂膺元帅之选。入参庙议,出掌戎机;权柄两朝、定乱三度。权侔人主而终保令名,威加海内竟朝野不惊。诚陈平、吕端之亚也。诗云:“叶落知秋劲,剑自匣中鸣。英华终难敛,谋冠细柳营。”诚哉斯言!


贴主:NewCommer18于2019_10_24 12:05:1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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