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叛徒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如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被安置在军统局，做了戴笠手下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这些做了特务的叛徒，在特务机关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但真正在军统、中统系统中做特务做到首脑级别的叛徒，唯有曾任中共南委组织部长的郭潜。

某次，他被中统特务逮捕。面对特务的突击审讯，郭潜提出三个条件，一是把从桂林领回的南委经费中给他1万元（后来他实际拿了3万元），二是不公开叛徒面目，三是保证人身安全。中统特务知道南委组织部长的位置非常关键，一旦策反成功，将会对南委地下党组织予以重创，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郭潜随即叛变。
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
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他亲自指挥，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他的卖力于事无补，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此时党员通讯局又进行了改组，改称调查局，郭潜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国民党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这也是对他参加中统后，多年尽心竭力做好特务工作的回报。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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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郭潜即辞去副局长职务。他辞职的原因，一般人都认为是因为他与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长，但他的资历比沈要深，是事实上第一副局长，这时沈之岳调升局长，他出于面子就不能再干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郭、沈二人其实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师生之谊”的。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赴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就读时，郭潜正在抗大任教，讲台上下，想必他们也会有些接触，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殊途同归，都成为了特务头子。这层特殊的师生关系，现在却变成了颠倒的上下级关系，显然也让郭潜颇为尴尬。
卸任副局长的郭潜还是很受蒋经国赏识的，据说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几个可供他选择的职位，最终他选定了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出任该所的副主任，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学者”。　郭潜以恶毒刻薄的言论引起大陆学者的不满，郭潜的恶毒攻击触发了大陆学者的钻研热情，反倒促成了建党日期难题的攻破。





晚年的郭潜，内心也颇为矛盾。他退休后住在医院期间，曾永贤来探望他，问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红旗会插遍台湾，他想了很久，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 其矛盾心态可见一斑。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