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今年“十.一”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华诞，为庆祝这可喜可贺的盛大节日，和老友们相约写些长辈们在四年解放战争中，为建立新中国竭尽全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的父亲开国将军刘贤权即是其中一员。
刘贤权少将
父亲受老政委罗荣桓委派，从山东到东北牡丹江军区主抓剿匪工作，期间和张闻天书记、英雄杨子荣都有鲜为人知的战斗情节，并为取得剿匪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为全面介绍这一艰险历程，故写一篇以我的父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义无反顾奔赴牡丹江剿匪》为主线的文章。文章史料主要参考父亲传记和《回忆文集》，及未发表的《日记》和讲述材料。文章也采用了父亲老战友和随身工作人员的征文内容。总之力争文章生动详实。


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义无反顾奔赴牡丹江剿匪
1945年8月父亲率领山东渤海军区三分区部队和民兵强攻下阳信县城，乘胜解放了宁津、惠民、无棣、乐陵等三分区所辖原冀鲁边区所有市县，成为山东第二个解放的地区，受到山东军区电报表扬。渤海军区立即调父亲到二分区任司令，指挥了解放商河等地的战斗，到9月初渤海军区所辖各地全部解放。大家正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父亲接到山东军区命令，调他任警备6旅旅长，他还没缓过神来，甚至都没弄清警备6旅在哪，9月中旬就又接到去渤海军区新组建的一个师任师长，和政委刘其仁、副师长王兆湘率部挺进东北的命令。10月4日全师开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刚结束，他还来不及洗涤满身的战尘，就深情地告别了山东这片曾为之抛洒鲜血的热土，从惠民出发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途。
老首长罗荣桓政委的关心和教诲
父亲和刘其仁、王兆湘所带师穿过河北省，从天津西、杨柳青附近经玉田到达长城东段古北口构筑防御工事待命。这时接到东总下达升任父亲为东北民主联军6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通知，而父亲从山东带来的师不久后也编入6纵为18师，即之后的43军129师。更不可思议的是，父亲红军时所在的红二师老底子就是43军127师，而现今127师改旅后又与原38军113旅对调了。但当时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又能回到老部队，只是对离开军事指挥工作舍不得，他思考了一夜，决定先安置好部队交好班 ，再亲自去沈阳向在山东时的老首长罗荣桓政委反映意见并请求继续干军事工作，这一来父亲与6纵自己曾经领导和工作过的老部队失之交臂。父亲一切安排就绪后，11月15日他带上警卫员赵轩、杨俊祥和马夫大老陈向沈阳出发。     
11月22日，父亲一行人到达沈阳，住进了沈阳工业大学。四天后找到了东总，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罗荣桓政委亲自接见的通知。27日上午父亲到东总正好碰到6纵司令员陈光，陈光见面就冲他喊“老刘！你来的正好，下午咱们一块儿去6纵”，父亲说是来见罗荣桓政委，就和陈光一块儿进了罗荣桓办公室，在屋里等侯的罗政委、伍修权参谋长和陈光、父亲互致问候。首长们先听了陈光的汇报，罗政委给予肯定。之后听取了父亲的汇报和请求，让父亲意外和感动的是罗政委接下来说的话，罗荣桓说：“刘贤权同志，你不要去6纵了，跟张闻天同志去合江军区任司令员，张闻天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下午你来见高岗司令员和张闻天同志。”陈光急忙插话“这样的话，纵队政治部主任又空了，贤权同志还是回纵队吧。”罗荣桓强调说：“目前黑龙江剿匪，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也非常重要紧迫，刘贤权在山东八年抗战中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对于指挥部队剿匪和巩固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听罗荣桓指示后，陈光表示了赞同，并祝父亲在新单位再创业绩。随后罗荣桓政委让秘书给父亲办了任合江军区司令员的委任状。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6纵陈光司令员。
罗荣桓留父亲共进午餐，父亲欣然接受。因为在父亲的心目中，罗荣桓是一位关爱下属、平易近人、谆谆善教的老首长，和老首长一对一进餐是父亲的期待。果然就餐中让父亲更感动的一幕出现了，这一幕让父亲之后一生记忆犹新。罗荣桓边吃边关心的问父亲有新对象了吗，得知父亲还一直沉浸在对1942年抗战英勇牺牲前妻王晴的思念中，老首长语重心长的劝说父亲“不要总是怀念过去，希望你能在东北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也是告慰你牺牲的前妻王晴同志嘛”，又说：“这次让你到6纵当主任，也是考虑你虽作战经验丰富，但你在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中都坚持以理服人，从来不骂人，下级反映都很好，能不骂人的政工干部很难选，才提拔你去。但你坚持要做军事指挥工作，我们还是尊重你的意见，这也是用你之长嘛。”罗荣桓最后特别关爱地告诫和教诲父亲，要注意克服自己的游击习气，他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在美国帮助下，国民党军迅速攻占东北山海关和锦州，正大举向沈阳等大城市挺进，毛主席党中央已决定放弃大城市，我们明天就都撤出沈阳。你这次来沈阳事先也不发个电报，你对路途不熟悉，又不了解时局的变化，你是党培养十多年的老同志，万一路上出什么问题，我们无法向党交待，好在你刚走刘其仁政委给我们发了电报，才找到你，总算放心了。今后要注意有重要行动要主动报告，可以用电台及时反映情况，了解上级意图，及时掌握时局变化，不做无准备无把握无预见的事”。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高岗司令员。
当天下午，父亲在罗荣桓那里见到了高岗司令员和张闻天书记，罗荣桓给大家作了介绍。高岗握着父亲的手，表示欢迎并称赞他是长征老红军、老八路了，作战和开辟巩固根据地都有经验，去合江一定大有作为。父亲回忆说，高岗讲起话来既热情又爽直，三言两语就把话转到了工作上，罗荣桓和高岗交待完工作就退出了，屋里剩下父亲和张闻天书记。
和张闻天书记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下派中央委员张闻天，时任任合江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同时负责指导牡丹江军地工作。
父亲最初认识张闻天是在红军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后，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遵义会议刚结束，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向连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会场设在遵义城一个祠堂里，场内坐满了到会干部，我因任红2师卫生部政委故坐在靠前的位置上，看张闻天很清楚，他当时30多岁，中上等个，戴着眼镜，一看就很有学问，可讲话却非常质朴实在，大家一听就懂。他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李德错误路线造成的，会议恢复了毛主席的领导，今后我们党和红军又有了胜利的希望。他知识面很广，讲话深入浅出，分析透彻。他的报告使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了解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明白了许多过去不理解的道理。”父亲的这段话被遵义会议纪念馆收录到张闻天展台中，并配了父亲的照片。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结束，父亲感到张闻天就像可敬可爱的老师，令人敬佩。这之后，大家也在相传“名闻天下”打一人名的谜语，也都知道迷底是“张闻天”，这也应了一句古语“才高八斗，名闻天下”。
抗战初期父亲曾拜读过张闻天书记写的《青年修养》小册子，他说“看书如见人，就像自己上学时，面对八尺讲台上和蔼可亲的老师，学后受到很大的启发，提高了自己修身养性、待人处事能力。”一晃十年，这十年张闻天在党中央延安工作，而父亲在基层打拼，长征后，就跟肖华政委转战山东，抗战八年，从未去过延安。所以在此之前他绝想不到会有机会再见到自己爱戴的“师长”，也更想不到今后能在张闻天书记领导下，在他身边工作，他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学习机会而庆幸。这次面对面交谈父亲毕恭毕敬，显得很拘谨，张闻天看出后，亲切打招呼，让父亲坐下谈，张闻天说：“我们俩今后一块工作就是文武双全、相得益彰，今后我要向你学习基层军事工作，你不要客气哟。”张闻天一开口就拉近了和父亲的距离，俩人很快进入情况，互相交换了对下步工作的意见。父亲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张闻天是中央委员，中央下派领导，他虽风采依旧、但和蔼可亲、不摆架子，随张闻天到牡丹江剿匪近两年，我从张闻天那学到的知识用之不尽。记得刚到牡丹江张闻天安排我主要做未叛变的两个半收编民团的工作，故经常回机关驻地，向张闻天汇报，他每次都认真记录，详细询问，我也不时向他提出下步剿匪工作建议，他均认真采纳。尤其我在深入调查民团工作中，经反复思考后对剿匪力量现状很着急，故声音很大的向张闻天提出：建议上级尽快派作战部队来，才能加快剿匪进度，巩固根据地；另外建议派优秀骨干组建新团。张闻天非常耐心地听取，并向上级汇报，上级很快调来海军支队编有两个建制团；军区也先后新组建了三个团，剿匪只防不攻的局面很快打开。我每次向张闻天汇报结束，也主动向他了解形势发展，和学习中不明白的问题，他都耐心回答，我们经常一块儿讨论、一块儿进餐，共同交谈，每到很晚才休息，张闻天干脆让我和他住一栋房子，不必来回跑了。张闻天下基层每到地、县都要集中干部做形势报告，每次报告我都尽量陪同，并认真记录，以便深刻理解和工作中应用。总之，跟随张闻天到牡丹江剿匪的实践证明：我跟对了好导师！在张闻天领导下工作，让我终生难忘、受益匪浅。”张闻天也在这两年剿匪工作与父亲的交往中，深刻了解了父亲的耿直、忠厚、踏实，为剿匪不计个人得失、敢将生命置之度外。故两人建立了深厚友情，1950年初张闻天到苏联任大使，在驻苏武官人选上，他首先想到父亲，经他推荐，父亲从38军副军长位置上接到通知，到中南军区组织部报到，接受重要任务，父亲一头雾水。赶到中南军区才知道是去苏联任武官，父亲想不通，自己正组织部队剿匪，不能到没有仗打的地方去，他向梁必业组织部长汇报不去苏联的想法，梁部长说：“老刘，你再好好想想，去苏联荣誉高、待遇好，别人想去都去不了。”父亲说：“我想好了，那个武官我干不了！还是回38军剿匪，请组织向上级反映吧。”很快上级同意尊重本人意见。1998年母亲有幸拜见张闻天夫人、已94岁高龄的刘英阿姨，她兴致勃勃地讲起五十三年前张闻天和父亲在牡丹江剿匪的难忘交情，她说：“张闻天特别喜欢老实、实干的刘贤权同志，张闻天要去苏联就推荐让刘贤权跟着去，后听说他不愿意去，张闻天了解他，同意尊重本人意见，之后还多次谈到，刘贤权不来太可惜了。”这才彻底解开了让父亲去苏联的疑团。以上虽是后话，但也是父亲和张闻天深厚友情的见证。
张闻天和父亲本打算见面谈话结束马上坐飞机去哈尔滨，不巧飞机起飞前，警卫员赵轩去总部取随行介绍信没回来，父亲正着急，张闻天关切地说：“山东带来的老同志，在沈阳举目无亲，不能丢下不管。这样吧，我们先走，你等他回来后，带上分到合江和牡丹江去的干部们一同坐火车去哈尔滨找我。”等赵轩赶回来听说因自己迟到，耽误了首长出发，也耽误了过坐飞机的“瘾”，后悔的不得了。父亲带一行20多人于第二天（11月29日）坐火车赶到了哈尔滨，暂住在一所学校里，并四处寻找张闻天留下的联系地址，到第3天才找到。一见面，张闻天面带歉意地对父亲说：“我们等了你几天，上面因合江形势紧张，急需司令到位指挥，就换了方强同志任司令，你改行当政委了。你赶快带上人，咱们马上就坐火车去合江。”父亲对职务突然变动，虽不情愿也很无奈，他表态说：“我跟你去合江剿匪，有仗打就行。”张闻天高兴地说：“好！咱们一同去合江剿匪。”许多年后，有人说起：“正是跟随张闻天这个‘伯乐’去剿匪的决定，才促成了刘贤权在牡丹江剿匪中的一番作为。”看来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形势突变 天随人愿 不计得失
跟随张闻天扎根牡丹江剿匪
1945年12月3日，刘贤权随张闻天乘苏军闷罐火车途经牡丹江，因张闻天是负责合江和牡丹江两大区的书记，故安排在牡丹江停留几天了解牡丹江的情况，再赶赴合江（佳木斯）。2月4日刚到牡丹江，冒着零下30度严寒，张闻天带上父亲分别找军、地领导谈话，晚上一块儿碰情况。之后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北满分局关于建立合江、牡丹江根据地的决定，并和地区书记李大章（代政委）、司令员李荆璞商量巩固牡丹江根据地的工作。

12月4日，张闻天同父亲、方强等人又乘上苏军火车去合江，但车到林口站就停住了，原来林口县大队叛变，并占领了勃利县，阻断了去合江（佳木斯市）的铁路。他们在林口停留了几天，无法前行，正左右为难时，牡丹江军区派副主任王希克来，说明牡丹江匪情发展十分严峻，原军区收编的保安团、投降伪军警、土匪、市民、学生组建的12个团，叛变了9个半，叛变人数达11600人。这叛变的9个半团的干部成份大多是保安团、伪军警和土匪大小头目，他们背地里接受了国民党任命受銜，红皮黑心，听到国民党要打过来，纷纷裏挟部队叛变，公开叫嚣要“打进牡丹江市，活抓李荆璞”，大有攻城之势。故请求张闻天带随行干部返回牡丹江指导工作。张闻天立即和方强、父亲交待工作，打算自己带部分干部返回牡丹江。父亲得知牡丹江有恶仗要打如点着的干柴，强烈要求随张闻天返回牡丹江，并表示自己熟悉基层作战指挥，在红军和抗战时期负责过民运和统战工作，对扩军和各类统战经验丰富，完全可以协助张闻天做具体工作，如情况急需还可带部队剿匪。父亲的表态让张闻天信心倍增、非常高兴，即刻给上级发报，报告情况和决定：方强带少数干部化装在苏军保护下去合江；张闻天同父亲带多数干部，于12月21日返回牡丹江。这就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哪里最危险就冲向那里。
父亲随张闻天返回牡丹江后，立即分头展开安抚军地干部和调查研究、情况汇总工作，几天后，大家对牡丹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一是牡丹江是东北边陲要地，又是铁路公路水路的交通汇聚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处，故党中央、东北局把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重点放在了牡丹江，这个重担现在交到我们肩上；二是牡丹江江河围绕、湖泊点缀、山林密布，故各类大小土匪很多，来去无踪，历朝历代包括日本鬼子也很无奈。
目前牡丹江周边匪情可以用“十万火急”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共有大小土匪50余股，又分成四大匪群。有接受国民党委任的“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从北面窥伺牡丹江市；有国民党特务匪首王枝林部在东面占山为王；有惯匪出身的“滨绥图佳先遣军”少将司令郑云峰从东南面，和山林伪警岀身的副司令兼旅长马喜山在西南面对牡丹江市形成包围，前锋直逼牡丹江市南面的东京城镇，土匪总人数近三万；三是牡丹江地区土匪力量已十倍于我军，除牡丹江市内和南面宁安县，及该县所辖东京城镇外，其余县镇全被土匪占据。通往市区的铁路、公路遭破坏，军需物资被截夺。
尤其军、地中层干部牺牲及被杀害达40多名，军区干部和能守城的部队捉襟见肘，更别说派部队去外线剿匪，当时军、地领导都坚持：固守牡丹江市，待我方力量壮大再去外线作战；四是牡丹江的劳苦人民群众，深受反动政府和黑恶势力、土匪地痞的压迫，他们苦大仇深，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非常拥护，热切期盼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消灭反动政府、清除黑恶势力、彻底剿灭匪患，这给我们打赢剿匪战斗树立了信心。
据此，父亲在与张闻天研讨下步工作时，才着急的提岀“我们不能等待上级派部队来，牡丹江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只要以我们带来的干部作骨干，他们中有很多是经历长征和抗战的老同志，经验丰富，由他们扩建的部队经短期教育训练，就可以在剿匪战斗中锻炼成长。我可以先带部分干部到牡丹江市南大门东京城，去做守城4团的整顿和扩建工作。
我们必须争取打一、两个好仗，提振一下士气。”张闻天也听的很兴奋，最后两人达成一致：张闻天带多数干部到宁安县去做宣传教育干部和群众，扩建新作战部队的工作；父亲到东京城帮建四团，打好剿匪第一仗。根据张闻天让父亲去4团要名正言顺，才便于工作的意见，故由张闻天提名，经地委和军区任命父亲为东京城城防司令，后又挂了“牡南分区”的名，4团归父亲亲自指挥。一个原合江军区司令员，现今当城防司令，但父亲心无旁骛，为即将投入的剿匪工作而感到无比兴奋，好像又回到了1940年首任鲁西军区泰西分区司令，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带领军民取得抗击日伪军的战斗胜利。
用外线剿匪的胜利 
彻底巩固了东京城
1945年12月30日，父亲和张闻天一同赶往宁安县。天寒地冻，他们几十人挤在一辆卡车上，汽车在冰雪覆盖的公路上行驶，速度很慢，寒风像刀子，父亲穿着又破又薄的棉衣，腿脚冻的已僵硬，但父亲心中有团火，对新的剿匪历程充满期望。
父亲随张闻天到宁安县当天，即应张闻天要求先留下来，协助布署和安排军事工作，重点是用所带干部搭起15团、17团和警卫团的架子，而后便可以由各团班子分头做动员工人农民、城镇青年、进步学生参军入伍，让部队成份发生根本变化，让各团羽翼丰满。后来，三个团在主力部队未到前巳组建完成，并充实了14团，与调来的主力部队共同担负起剿匪重任。张闻天12月30日下午，即到宁安县当天就展开抓巩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培训干部、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工作。

1946年1月4日上午，父亲向张闻天汇报几天来的工作，张闻天很满意。父亲提出下午即赶往东京城，张闻天说：“今天下午休息一下，明天上午走也不迟。”父亲坚持下午就走，他早已等不及了。下午，父亲与张闻天告别，两人握着的手迟迟不舍松开，张闻天嘱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父亲带上警卫员赵轩、杨俊祥和马夫大老陈，坐上马拉爬犁赶往东京城，与前几天先期到达东京城的干部：从延安来的阎玉森（中共七大代表）和邹世环、罗绍福，晋察冀来的赵搏和来自新四军的王敬之等同志汇合，在父亲领导下为达“知己知彼”迅速展开调查研究。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东京城的正月里，气温更低“哈气成霜、滴水成冰”，老百姓都猫（躲）家里不出门，可父亲偏要出门工作。亏了警卫员赵轩机灵，利用在宁安县停留的短暂时间，买了点更生布当面，原破旧薄棉袄当里，絮上更生棉，又把抗战缴获的旧军毯裁了一下垫上，做了一件厚棉衣，父亲如获至宝，离休后写回忆录时反复提到“可帮了大忙！”
父亲和随行干部汇总调研情况时发现，面对的形势比预期更加严峻。首先，从敌情看，匪首马喜山盘踞在鹿道、马莲河一带，拥有匪众2000多人，其骨干都是一些极端反动、杀人越货、地痞流氓、无恶不作的惯匪和伪军警等。他们武器精良，富有山林作战经验，特别是单人作战能力。打不赢立即化整为零；有利可图即刻又化零为整。不要说出击，就是固守也十分不易。其次，从社情看，东京城刚解放一年，不同于山东老解放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尤其土匪遍布眼线，不仅可随时向匪首提供情报，又四处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民心，使群众担心抱观望态度。其三，从我情看，要剿匪打胜仗，作为指挥员必须要有一支政治坚定、骨干可靠、技术过硬、信心十足的部队，可眼下4团都不具备。东京城这个4团，是日本投降后由土绅、地主为了保家防匪而自发组织起来不足千人的民团，牡丹江军区成立初将其收编为4团，成为共产党的武装，这也促成其扩容达1800余人，编有4个营，装备重机枪11挺、轻机枪23挺、掷弹筒15个、迫击炮两门、步枪1280支，武器装备并不差。该团主要差在：自改编以来从未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整顿，对我党我军缺乏了解。官兵又多是当地人，地方色彩浓厚。尤其经特务和土匪的蛊惑宣传，内部思想动搖；民团在组织上本身就很松散，干部骨干大部分来源于旧伪军警和地主武装头头，他们有的企图带队逃跑，有的和特务土匪沟通企图带队叛变。好的方面是绝大多数士兵是穷苦百姓出身，特别是4营全都由朝鲜族同志组成，过去随抗联抗日，政治上拥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对土匪斗争的中坚力量，这是我们去4团工作的信心底数。
根据分析，父亲决定把下步工作重点放在4团的思想组织建设上，尤其放在主要领导的帮扶教育工作上，为此请示张闻天将闫玉森任命为牡南分区（东京城）政治部主任，协助父亲工作；邹四环任4团政治委员；王敬之任副团长；罗绍福任参谋长。父亲同他们一起开始了对4团的全面整顿。
父亲由于在抗战初期长期跟随肖华做统战和民运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在1940年任泰西分区司令时由于在统战中做伪军上层工作出色，伪军上层成为黑皮红心的人，在1941年山东日伪军五虎门大扫荡大包围中，他率领军地机关和部队通过当地伪军头目提供的通道顺利跳出包围圈，之后派交通员引导115师陈光代师长率领的军事机关和部队也跳出了包围圈。
父亲这次到4团就把工作的突破口选在团长陈恩普身上。首先，打亲情牌，父亲了解到陈恩普是孝子，就主动探望其老母亲，通过老母亲与陈恩普沟通感情。其次，打友情牌，父亲了解到当地高级小学校长邱成义和陈恩普私交很深，邱校长在当地威信很高，父亲便通过邱校长做陈恩普的工作。再次，老将出马，自己亲自与陈恩普敞开心扉交谈，彻底打消了陈团长的戒备心。陈说：自己过去参加过东北抗眹，后来队伍打散回家，为生存当过伪警察，但没做过伤天害理的坏事。
日本投降后，他拒绝和国民党联系，因此与土匪结仇。他原以为父亲来是监视他们的，现在看到父亲如此推心置腹交谈，彻底打消了顾虑。陈恩普此后不仅对共产党从组织上接受，同时做到了从政治上坚决拥护，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随行的同志工作都很顺利，成效显著。部队思想觉悟提高；基层营连干部得到更新；组织纪律性加强。
正在4团发生翻天覆地进步时，却发生了一次危险事件：这就是该团2营刁营长，此人早已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状“东北先遣军第4团上校团长”，并长期潜伏在4团等候时机，自从父亲到4团后形势越来越好，刁要孤注一掷，纠集了三个气味相投的人，准备刺杀父亲。平时军分区指挥机关设在中学的二层楼房内，晚上除回家的干部，只有父亲和两名机关干部，加上警卫排长赵轩、警卫员杨俊祥和马夫大老陈。
1月20日深夜，刁营长带3个同谋叛徒悄悄摸到楼下偷袭，可父亲警惕性很高，让6人两人一组，轮流上岗，发现了刁的行动，故刁一伙未得逞。事后上报张闻天，批准公开审判枪决，严厉镇压也震慑了4团个别图谋不轨的家伙。此事件前后还发生了营教导员李成根同志被叛徒杀害的事件。
我前年“八.一”写了一篇“侦察英雄杨子荣的老指导员一一刘成斋的传奇故事”，讲的就是刘成斋被派到投城的民团当营教导员，后民团反叛枪杀了我们派去的20多个干部，刘成斋从头到脚中13枪，后抢救生还，刘成斋1979年任38军副军长。这就是我们党的干部为人民利益、为解放全中国，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生命的见证。
1月中旬到下旬，马喜山匪帮开始多次试探性攻城，4团上下磨拳擦掌、纷纷请战，父亲向陈恩普交待，不要急于出击，要给匪徒造成我们不敢出战的错觉，要岀战就必须取胜。果然1月22日，马匪主力对我4团外围上下马莲河阵地发起猛攻，父亲意识到如这次顶住敌攻击，必然引敌倾巢而动，因此要求党员干部身先士卒，战斗在一线，正是党员干部的英勇机智、模范带头，4团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迫使马匪撤回鹿道老巢，但我党派到4团的政委邹世环不幸光荣牺牲，年仅30岁。叛徒对父亲的刺杀和政委邹世环的牺牲，震惊和教育了陈恩普，他对父亲说：“你们这些老党员、老干部都是外地人，可为了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你们的事迹和业绩让我看清了，把部队交给你们指挥才能打胜仗，人民才有希望！”
马匪被打退之后，父亲加紧了对4团的战前动员、补充兵力、强化训练，给4团这把燃烧的干柴再添一把火。1月26日，父亲得到可靠情报，受郑云峰匪首首肯，以马喜山部为主，郑云峰辅助，合兵2000余人将大举进攻东京城，这是牡丹江军区民团叛变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两股土匪合力，对牡丹江中心区的进攻。父亲乐见敌骄傲嚣张气焰，决定要抓住战机，亲自率领部队，打好决胜仗。同时，选择敌行进必经之有利地形，采用两面夹击、前后堵截的战术，歼敌于运动之中，通过此战重创马匪，扭转牡丹江剿匪的被动局面。决心下定之后，父亲向部队作了战前动员，并带领连以上干部到马莲河勘察地形，现场对进攻路线和兵力使用做了部署，确定：以主力两个营埋伏在两侧担任主攻；以一个营在敌退路上设伏；另一个营做预备队。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深夜，部队悄悄地出发了，在父亲亲自指挥下于拂晓前在马莲河一线完成了部署。之后的战斗在《牡丹江党史资料一一第四辑》之《匪首马喜山落败实录》中有记载：“1946年1月27日，马喜山奉郑云峰之命，率部由商道老巢岀发，妄图攻占东京城，实现在东京城过旧历年（春节）的梦想。马匪的行动方案是，正面（南面）由1、2团和郑云峰的守卫营担任主攻，西南是白荣祥匪队，3团在东京城东南的苇子沟埋伏断我军后路。驻东京城的我军4团得知消息后，刘贤权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把部队提前埋伏在大荒地与上马莲河两边的残房框子里，利用房框作掩体等待敌人。当匪军刚一接近我有效射程，刘贤权一声令下，早已按捺不住的4团，像一双钢铁拳头狠狠地朝土匪砸去。我军的各种火力一齐射向敌人，打得敌人抱头鼠窜。马喜山指挥残败土匪发起几次反攻，但都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斗进行3个多小时，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战斗大获全胜，消灭匪军400余人，俘敌100余人，当逃跑的土匪撞进父亲巧妙布署的埋伏中，又死伤百余人。战后清点缴获各类轻重武器1000多件。土匪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马匪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其它匪首也受到震慑。父亲和随行战友们，只用23天，用流血牺牲换来和实现了大家的共识：“我们到东京城，一定要打一个大胜仗！提振政府、军队剿匪的信心，提振人民群众对党和军队的信任。”这一战后，由于新组建的3个团已形成战斗力，又调来两个主力团，从此拉开了我军大规模进剿平叛土匪的帷幕，战略上也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进攻。
当4团胜利后，原4团副官坦诚地对父亲说：“你们刚来时我们信不过你们，觉得你们来和过去一样，打个水漂就走了。没想到你们真心进来、真有办法、真抓实干、真不怕死，现在我算彻底服气了。”胜利的捷报传进东京城后，群众欢心鼓舞、敲锣打鼓、奏乐放鞭庆贺，夹道欢迊4团胜利凯旋。当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邱成义校长的儿子邱继先也光荣参军，4团迅速扩大到3000多人，成为今后剿匪的主力。团长陈恩普成长为优秀军事干部，4团还向主力部队输送300多名骨干，很多人在随后解放战争中荣立战功。战后总结，张闻天书记夸奖父亲和4团“这一战不仅守住了牡丹江南大门，还打出了我军敢打必胜的信心，又敲山震虎打垮了马喜山匪帮，吓阻了郑云峰匪帮不敢再攻打牡丹江市。”
      率部南北进剿包围杏树底村顽匪
涌现出孤胆英雄杨子荣
1946年2月4日，父亲回牡丹江向张闻天汇报工作，先期回来的闫玉森兴奋地对他说：“张（闻天）书记说你提的建议很好，报告上级后，增援的老部队已于2月2日到了牡丹江海林县休整待命。我们组建和扩建的四个团也准备就续了，大围剿指日可待。张书记还接见了2支队，对他们完成小长征赶到牡丹江给予很高评价。”大家都知道2支队是英雄杨子荣所在部队，但对2支队来历却说法不一，根据我的考证，这支部队前身是胶东日伪海军驻刘公岛新兵培训营的600名新兵，1944年11月起义接受我党改编，充实了200多名党员干部和进步学生做骨干，胶东军区给其番号叫“海军支队”，鬼子投降后部队进军大连，为组建人民海军定名为“东北人民军海军支队”。

该支队在胶东莱西县准备渡海前又有一次征兵，牟平县嵎峡河村的贫苦农民杨宗贵离家出走，到莱西县报名站改名杨子荣加入了海军支队，对其为何改名，一种可信说法是其不让哥哥和媳妇找他，以便全力杀敌。因在东北杨子荣化装成土匪侦察，碰到嵎峡河村闯关东老乡，他不能解释，只能装着不认识，故家乡传说杨子荣跑东北当土匪了。解放后，村里无人知道他是全国闻名的英雄，也无任何寻找线索，直到1972年38军党史办和112师杨子荣侦察连派人逐户对比照片调查，才找到其大哥杨宗福，杨子荣老母亲和媳妇早已在思念和病痛中去世，可见杨子荣经历很传奇。海军支队横渡渤海，在辽宁省庄河县登陆，国民党随后登陆大连，支队一路边退边打边扩军，到黑龙江五常县达2000多人，编为2支队辖1、2两个团，准备划归3纵队，此时接到奔赴牡丹江剿匪任务，部队马不停蹄按时赶到，所以习惯上仍叫海军支队或2支队。
父亲见到张闻天，他们共享2支队到来的喜讯，张闻天和父亲说：“牡丹江剿匪的各部队已聚齐，下步你就留在牡丹江剿匪吧，我已向上请示，因牡丹江现有司令（李荆璞），你就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主抓剿匪。”父亲欣然接受。1946年2月父亲新任职命令就到了。
2支队的到来令父亲对剿匪信心倍增。立即向张闻天提出建议：目前，南方的郑云峰匪帮已成惊弓之鸟，马喜山匪帮也已苟延残喘，应将军区作战部队整合分工，乘热打铁歼灭之。在张闻天支持下对军区部队进了整编。14、l5团编为1支队；海军支队仍为2支队；17团、警卫团为3支队。随后李荆璞司令员按张闻天意见召开战前分工会，以2支队和4团为主攻；3支队为助攻；一支队为预备队。首先向南歼灭郑匪和马匪；再向北寻机歼灭大匪首谢文东在牡丹江北面的有生力量，先让谢匪远离牡丹江；再拿下东面王枝林匪首，解放牡丹江全境；最后与合江军区部队合力彻底剿灭谢匪。
2月中旬的进剿不出父亲所料，向南进击部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战果，经三个支队连续多次战斗，共歼敌2000余人，解放了30多个村镇，打通了南到图门的铁路交通，活捉了匪首郑云峰，马喜山带残匪若干人逃进深山老林，最后也没逃脱被原牡丹江1团活抓、公审、枪毙的命运。
3月中旬开始向北进击，父亲亲自挂帅指挥。亲率2支队2团1营（欠1连、配7连），团机炮连和14团2营，炮校派出一个重炮连支援，合计3000余人。部队于3月中旬出发，重点剿灭谢文东15集团军占据牡丹江东部的张德振、李开江匪部。此时，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率部队向南进剿，为与父亲协调作战，赶到林口与父亲汇合商量，正当他们在火车上研究方案时，合江电报告急，方强只好立即返回合江。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调主力部队参加根据地剿匪的重要，牡丹江是东总根据张闻天建议，第一个派出主力部队剿匪的地区，后来证明，上报后迅速调来主力部队起到了立杆见影的战果，之后东总才开始往各根据地军区派出主力部队，合江之后派去了359旅一个主力团，最后与牡丹江作战部队合力，很快消灭了谢文东匪首。东总调出的主力部队，不仅很快巩固了根据地，部队也得到锻炼和扩编，之后又纷纷返回野战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大反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后话。方强走后，父亲立即率部急进，于3月21日晨突袭了板院，激战半日，匪军大部被歼。至此，牡丹江北一带只剩杏树底村、柞木台南沟和双河屯3个较大的土匪据点了。

父亲派出的侦察获悉，位于板院西南30余里的杏树底村，处于交通要道上，聚集号称一个团的土匪400余人，且工事坚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父亲意识到，板院战斗结束后必须迅速拿下杏树底村，此战之胜对完成北线剿匪任务将起重要作用。为此，板院战斗结束的傍晚，4月22日父亲即命令部队连夜出发，于拂晓前包围杏树底村，以偷袭方式围歼守敌。但由于在积雪中艰难行军，速度很慢；再加敌十分惊恐警觉，部队行进被敌发现，故决定：23日晨部队由偷袭改强攻。命令2团1营在重炮掩护下从村北实施主功；14团1连在村南实施佯攻，2、3连在东西两侧阻击逃敌，机枪连负责掩护。部队就位后考虑到该村三面是开阔地，易守难攻，如想减少我军伤亡，攻击前必须对敌人进行炮火毁灭性压制。可父亲担心重炮压制，必然重伤百户村民和房屋，故采取了重炮先对外围目标进行定点火力威吓，并喊话促降，但土匪无动于衷。父亲正在焦虑时，随行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提出建议，可以试试派人去劝降，王希克介绍说：“这伙土匪是原军区叛变的36团，我很熟悉。原团长现匪头张德振（仙洞伪村长，此人力主该团投靠了谢文东匪首），副团长李开江（柳树河伪村长），参谋长高永安（五林伪村长）；另外，该村有个大地主，日伪时期的维持会长邱振伦，本身养有看家护院武装，如果他从自身利益考虑不让打，土匪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劝降有可能。”王希克建议得到父亲赞同，考虑到天黑前必须结束战斗，否则土匪会乘夜色逃窜，父亲规定了劝降不成必须总攻的时间底线。王希克立刻下去着手准备，分别给匪团长和大地主用军区名义写了劝降信。王希克找到率领2团1营来的2团副政委曲波商量，让他从1营找个人来送信。曲波很快带来7连一班班长杨子荣，据曲波回忆：他直接找到七连长栾绍家，栾向全连喊“谁胆大敢去给敌人送信，站出来！”话音刚落，一班长杨子荣应声而出“我敢去！”连长命令副班长刘延普担任机枪掩护。王希克向杨子荣交待了劝降工作重点和总攻时间底线，将两封劝降信交给杨子荣，并告之允许杨子荣打个白旗进村。曲波叮嘱杨子荣“要胆大、谨慎。”杨子荣返回连队没找到白布，只好用枪挑个白毛巾跑向杏树底村。守门土匪以为是来投城，开个门缝放他进去，杨子荣进村就找大地主邱振伦和匪首张德振交信件，并舌战群匪大小头目，向匪兵们宣传我军对投降敌人的优待政策，向群众们宣传我军之所以重兵重炮包围围而不打，就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和生活。时间在飞速过去，父亲盯着表，焦急的等待着，炮阵地和战壕里已整装待发，在总攻发起的最后时刻劝降成功了！杨子荣劝导敌人全部投降，放下武器，打着白旗，排队走出村子。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刻现场欢腾了，战友们为杨子荣的成功欢呼。我军收缴轻重机枪10挺，炮3门，掷弹筒8具，长短枪300余支和大批弹药，创造了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范例。”正是这次胜利杨子荣被上报批准为战斗英雄，代表牡丹江军区，参加了上级英模表彰大会。其实在杨子荣剿匪生涯中杏树底村孤胆劝降的胜利，是他最光辉夺目的一幕。曲波写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智取威虎山，主要情节的出处就是杨子荣杏树底村从“受领任务，到孤胆深入匪穴，再到智斗群匪，一网打尽”斗争全过程的演义版。杨子荣从此开始升任2团侦察排长，率部高效优质完成近百次大小侦察和战斗任务，包括智擒座山雕（一次很小的机智侦察抓捕，杨子荣带6名侦察员，抓获座山雕13人）。杨子荣在一次小分队出击中因手枪哑火，中土匪暗枪光荣牺牲。之后，2团侦察排长杨子荣被东北军区追认为“侦察英雄”，其所在排也因此被授予“杨子荣侦察排”光荣称号。“杨子荣侦察排”随牡丹江2团于1947年编入38军112师侦察连，后扩编为“杨子荣侦察连”，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越反击战、战功卓著，现今中央军委授予该连“英雄侦察连”荣誉称号。这里要补充王希克对李荆璞司令剿匪的回忆“4月23日分工留守、负责主抓牡丹江市防卫的司令员李荆璞，因对此战很重视，也从市里赶到位于杏树底村（杏树底村距市里很近，现在是牡丹江市阳明区的行政村）的北线剿匪指挥所看望，并对我（王希克）劝降建议表示赞赏，还在劝降信上签了名，之后返回市里。”
这里讲一小插曲：杏树底村战斗的胜利，在心理上给了敌人以很大震撼。我军刚进到柞木台子南沟，警卫排长赵轩和两名警卫战士在行进中，遇上70多名从柞木台子南沟逃跑的匪军，敌人一见我军，放下枪就跑，比兔子还快。这样赵轩3人一阵追赶，只抓到18个俘虏，让俘虏帮助背上74支枪，大摇大摆凯旋而归。路上赵轩问俘虏为什么扔下枪跑这么快，俘虏说“我们被逼当兵，家里有老有小，不想丢命，枪对我们没用，不如赶快跑回去种地。”在柞木台子南沟匪军不仅丢枪，连两门日本造150毫米大炮都丢了，成为我军意外收获。
父亲剿匪以来第一次不费一枪一弹就解放了柞木台子村。随后，他率领部队乘胜出击，一鼓作气打掉了北线最后一个土匪老剿一一双河屯。北线剿匪至此全部结束，一举解放了牡丹江以北1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与合江部队密切配合，重新打通了中断三个月之久的牡丹江至佳木斯（合江）的铁路交通线，为东线剿匪和聚歼謝文东匪首扫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