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命运多舛的“江南才女”


宁波镇海中学校园内，有一清净幽雅的小园叫憩园。园内有一幢玲珑雅致的木结构两层楼房，白墙黑瓦，朱楼雕梁，显示出主人的富贵和淡雅。


这座花园的主人叫朱云水，是当地渔业公会会长。宁波镇海当时就是靠渔业吃饭，渔业公会的会长自然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家境非常富裕。


1905年，朱会长喜得千金，取名朱贻荫，小名桂凤，后取名朱枫）。六个女儿当中，四小姐朱贻荫聪慧美丽，最受朱云水夫妇宠爱。


朱枫偶遇幼时由母亲辅导读书学字，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1921年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


据朱枫在师范学校的同学回忆，她不仅功课好，刺绣缝纫、手工编织、金石雕刻、诗书琴画、财会商务、医药护理等，几乎样样都懂。忠厚善良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品德，为她带来了极好的人缘。

十八岁就读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时的朱枫


在师范学校，朱枫认识了革命生涯中很重要的“启蒙”人，同窗好友陈修良。1923年，江浙一代军阀混战，学校怕女学生遭难，于是提前放假。


由于家庭破产，陈修良无家可归，朱枫便主动邀请她回家同住。整个暑假，两人每天在一起看书，两人开始萌发出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向往新社会的期待。


1925年，先是孙中山逝世，后有“五卅惨案”。宁波学生也冲出了校门，走向街头。受到陈修良的影响，朱枫也参加游行。


陈修良随后被校方开除，不久便开始了革命之旅。朱枫目送她离去，很是羡慕，却恨自己还没有摆脱大家庭的勇气。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她无奈回到了憩园小楼，当起了“大家闺秀”。


陈修良离开镇海后，在上海参加革命，她不断地给朱枫写信，告诉她上海学生如何革命。终于，1926年，朱枫又一次鼓起勇气，离家来到上海，做起了家庭教师，并努力学习英语。
陈修良把她推荐给沙孟海先生为徒。应朱枫的要求，沙孟海为她取了个名字，叫谌之，字弥明。谌，相信，诚然；弥明，永久光明磊落。沙孟海对朱枫的寄望不言而喻。在沙孟海的调教下，朱枫写得一手清丽的小楷《前赤壁赋》。

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


1927年，22岁的朱谌之依从父母之命，远嫁沈阳，做了奉天兵工厂一位镇海籍总工程师陈傅良的续弦夫人。她很快胜任了继母的角色，对丈夫前妻的两外女儿非常疼爱，并生下二女，长女在十几岁时因病去世，次女就是陈沈珍（后改名为朱晓枫）。据朱晓枫回忆，她恰好在“九·一八”事变当天出生于沈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一大家子逃回老家镇海，陈傅良一夜之间得了霍乱，撒手西去，二十多岁的朱谌之成了寡妇。


二、“江南才女”与外甥惊世骇俗的爱情


守寡的朱枫在家中开起私塾，教族里的晚辈。那段岁月，她更像是“民国版的李清照”，但真正让她投身革命的，却是生命中的一段爱情。


南京作家冯亦同在《朱枫传》中记述：寡居七年之后，她竟然被她的那个名义上的外甥热烈地爱上了。那个叫朱晓光的男子，是朱枫开私塾时教过的少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不过是名分上的舅妈与外甥，但这已经够惊世骇俗了。


他们一起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憔悴的少妇变成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巾帼，才华横溢，英姿飒爽。


朱枫还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于是，热血男儿一发而不可收地爱上了她。



“民国版的李清照”朱枫


“这一段超乎寻常的恋爱关系，如果没有时代洪流的裹挟，将成为离经叛道的‘鸳鸯蝴蝶梦’。壮怀激烈的年纪与浴血奋斗的时代，有一个从身心直至灵魂的女性作为寄托和引领，人生无憾。晓光从朱枫身上汲取力量，朱枫从久违了的青春中回忆了当年的纯真进取、慷慨激昂。”作家王旭峰如此评述。


朱家三兄弟彼此以“松、竹、梅”相称，朱晓光是为“梅君”。后来，朱枫一直称她的爱人为“梅郎”。


1937年，朱枫、朱晓光夫妇从镇海到达武汉，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知书店工作。他们已经有了爱情结晶：一岁的儿子朱明。

朱晓光（中）同朱枫（右）母子、陈宜母子。


朱枫假借妹妹婆家的名义开了一间大乐童装店。表面上，她是一个极善经营的成功浙商，“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暗地里，童装店是地下党的商业机构，负责筹措革命经费。


朱枫的同父异母妹妹与妹夫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枫便利用这层关系搜集情报，“很多情报都是在麻将桌、饭局上传递。”


朱枫到武汉的次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元。武汉沦陷后前往湘西地区，后又迁回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会同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二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


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随后，接受新任务前往日寇占领的上海，期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变卖母亲遗物，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


1941年夏，朱枫招挚爱的人朱晓光随新四军遭遇“皖南事变”，被关在上饶集中营。


为营救心爱的丈夫，朱枫化名周爱梅，以“周小姐”的身份，凭借上层人脉进入集中营探监。她摆出富家女的姿态，出手阔绰，打扮时髦，探访都由集中营的领导亲自接待。

上饶集中营


“特务们围站着，朱枫一个人坐着，谈笑风生，讲抗战后期大后方交通闭塞、盗匪横生，又说若是没点钱和势，简直别想去重庆。还送来了大量的奎宁等药品和食品。又以指导员（指特务）名义假意要我悔过自新，我们使眼色和语气，明白对方的用意。”


多年后，朱晓光写文章回忆当时情景，他满怀感佩地称妻子是他的“护法韦驮”。


其时，朱晓光身患疟疾，脸上长疮，备受折磨。朱枫看在眼里，却要将对丈夫的思恋、担忧、焦虑、紧张的情绪，统统隐藏在若无其事的表情背后，一边心如刀绞，一边却与看守谈笑风生。


她知道那些人的软肋在哪里，便前后三次进出上饶集中营送钱、送物、送药，让看守人员对朱晓光刮目相看，把他当做一个不知世事、大有油水可捞的富家公子，由此放松了警惕。

朱枫掩护越狱成功的朱晓光（左二）返回上海途中


次年春，朱晓光越狱成功，由朱枫掩护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返回上海。


1944年初，朱枫在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
后“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朱枫不幸被捕。在日本宪兵队残酷拷问下，身体单薄的朱枫硬是撑住了。敌人从她口中什么也没得到，后经组织营救，朱枫出狱了。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出狱后，她居然又冒险在晚上悄悄通过气窗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把仅有的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有了这些钱，她就可以为陆续获释的同志提供转移时需要的路费。


1945年春，经徐雪寒和史永介绍，朱枫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随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建华贸易公司、鼎元钱庄主管财务，并受组织委托兼管地下党情报部门经费。


虽然朱枫和晓光深深相爱，但由于工作需要总是离多聚少，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8年，朱枫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合众公司工作。临行前，她将朱晓枫送到已解放的苏北，又将朱明带在身边一起来到香港。

怀抱幼年的朱晓枫。


朱晓枫对母亲最后一个记忆中的镜头是：“我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跟母亲挥手，我特别开心，母亲也是。”但谁都不会想到，母女就此永别。


三、刚要相聚在春天里，却又分隔在海那边


1948年朱枫在香港工作的那段日子，先后与丈夫朱晓光通了数十封家信和电报，表达无限的思念之情。如今，这些信件还保存在位于宁波镇海中学的朱枫烈士纪念楼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晓光留下来筹建新华书店，一家人翘首盼望朱枫归来。朱枫又何尝不是，她给她的“梅郎”写下不少情感细腻、真挚的信件：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


而朱晓光回信则说：“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那也是朱枫、晓光夫妇最渴望团圆的日子。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丈夫和子女热切地盼望着朱枫归来，而朱枫也承受着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朱枫去台湾前给爱人的亲笔信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朱枫没有回上海，而是去了台湾。


当时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舟山、金门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员入台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以获取情报。为此，华东局打出了手中的“王牌”：启动“密使一号”。


1949年10月初，华东局情报负责人万景光在香港向秘密从台湾来的“密使一号”交待了具体任务。但恰恰在此时，台湾地下党出了问题。


原来，1949年10月31日，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兼高雄市工委书记陈泽生因高雄市工运领袖叛变而被捕，国民党保密局从陈的身上发现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化名“老郑“）的地址，派员去设伏； 1949年11月初，蔡孝乾闻讯后即派交通员刘青石赴香港向万景光报警，并交代刘青石不要回台湾。


显然，台湾地下党正面临危险。但是情报必须要人去取回来，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华东局有关领导也有些举棋不定。


此时，万景光想到了朱枫。1949年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手下的副手刘人寿上船时与万相遇，给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时香港聚集着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安排他们回归大陆。她带着儿子朱明、陈宜的儿子朱晖在香港生活，住在九龙弥敦道，只占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却精心布置，接待了不少朋友。


朱枫前夫的两个女儿中，大女儿陈宜一直和朱枫生活在一起，小女儿陈莲芳早年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母女只在1938年的逃亡途中相遇过一次，朱枫并不知道王昌诚和陈莲芳夫妻已经去了台湾，并在情报系统工作。


五六月间，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接到台湾来信的朱枫按照纪律要求，当时就向组织做了汇报。而现在，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


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但有关领导还是犹橡了好一会阵：一是虽然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忠诚、机警、成熟，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各种条件无出其右，但毕竟没有担负过如此重要的、远离组织、独挡一面的情报工作；还有一点就是：有关领导在她即将调回上海一家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感到确有不忍。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终于找她谈话，并征求她意见。



“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攻击金门。三个主力团的将士九千多人登陆时英勇战斗，然而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11月5日，三野第七兵团攻占舟山群岛中的登步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上级领导决定，派你以探望女儿一家作掩护去台湾，尽快取回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这个任务虽出于朱枫意料，她却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挥毫给丈夫写了一封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信中兄妹倒置，也并没有暴露她将去向何地，这些都是秘密工作的需要。


过了几天，朱枫又发出一封给丈夫的信:"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惆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1949年11月25日，早晨，九龙码头。阴霾遮日，细雨蒙蒙。一男一女打着雨伞出现在九龙码头的人群中。女的即是朱枫，男的抱着的孩子，是朱枫的儿子。


汽笛一声呼叫，分别的时刻到了，朱枫最后亲吻一下自己的儿子，然后交给身边的男人。


男人和孩子走远了，朱枫的眼泪夺眶而出。



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离别香港时合影


11月27日，朱枫乘坐的“风信子”号客货海轮，从香港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抵达台湾基隆，女儿女婿已经静候多时了。码头上母女的热烈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