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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士绅一体纳粮对1840年前清朝财政影响
送交者: oee2013[☆★★君士坦丁之鹰★★☆] 于 2019-11-12 12:48 已读 5685 次 3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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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参考资料: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是从清初顺开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结果,因此只看雍正一朝则难以纠明因果。是成功地压制了来自江南地区官绅势力挑战的结果,根本上可以视为皇权对门阀不断打击的后最终取得胜利的标志,是政治上全面胜利后得到的经济报偿。  因此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所谓的江南士绅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为什么明朝无法推行类似的政策?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明代的江南士绅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庄园主。明朝腐败与混乱的赋役制度使得自由农民大量破产,迫使其成为农奴,士绅阶层依靠免税等特权,占有了巨量的土地,成为了事实上的“封建领主”。 6park.com

政治上他们利用所谓的“盟社”结党营私,建立在朝廷与地方的政治联系,士绅入则为官,出则为绅,干预中央与地方的政策,继而保护其经济利益。明朝的朝廷由于只存在皇权与士绅两股势力,因此当官僚群体结盟食利的时候,皇权缺乏力量干预他们的行为,这也是明朝的内廷宦官和特务政治得以崛起的原因,因为皇帝缺少制衡官僚士绅集团的工具。然而随着明朝中后期内外廷的勾结,皇权连最后的调节工具也失去了,最终使得朝廷的财源枯竭,只得将税源转嫁到自由民身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致灭亡。  因此让那1%的建制派缴税的难题必须要借助outsider来解决,而满洲的入关为打破明朝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偶然的历史机遇。  来自关外的“野蛮人”并不在政治上为传统儒家礼制所束缚,他们可以在继承明朝制度基本盘的基础之上,进行大胆的改革而不必在意儒家政治伦理带来的压力,他们可以任用一大批在明末励精图治意图改革却不得志的汉官,同时受到了重用同时世袭军事贵族八旗也成为了制约官僚集团有力而可靠的工具,尤其是族群冲突的客观存在也阻止了二者的勾结,清代的朝廷实际上是皇帝,旗人,汉官的三重势力此消彼长的制衡关系。这种良性互动是推动清代改革进步的重要原因。  清朝入关之初,江南士绅无疑成为了稳固统治的最大阻力,这种反抗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全方位的,也成为了清朝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赋税问题只是解决江南士绅反抗专制皇权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是在打破了明朝以来士绅集团各种政治特权之后实现的结果,因此考察着一问题必须先从政治的层面入手。 6park.com

 南方的士绅在军事上彻底失败后,接受了清朝的统治,仍然试图保存其政治和经济上的权益,尤其是在顺治朝不断恢复明朝旧制的背景下,许多南方士绅以为old good days又要回来了,便开始不断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试探清廷,试图恢复和维护自明朝以来就存在的种种特权。由于南方士绅大量投降进入政府,以及清朝重开科举取士,官僚集团很快就结束了短暂的北人把持的局面,又一次回到了“南人”的掌控之中,此时官僚集团与皇权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为满汉之间的矛盾。  于是政治上的冲突首先以族群冲突的形式激化,在中央爆发了清初第一案,“任珍案”。此案其实本身无关紧要,但是引起了满洲统治阶级的警觉,因为在有关任珍的判决上,南人为主的汉官和旗人的意见完全不同,价值观彻底撕裂,因此顺治皇帝严惩了汉官代表陈名夏以及其下的一干人等。陈本身是南人出身,反对剃发令,意图恢复明代冠冕制度,(这其实也是南方士人的普遍想法),通过处决陈,打碎了南方士人意图在中央通过重掌话语权继而恢复势力的幻想,进一步否定了儒家的政治传统,尤其是礼教之下隐含着的士绅所应获取的特权。  在地方上,清廷严禁明代的“盟社”以及政治集会,严禁地方士人串联结党称兄道弟,严禁士人通过“大字报”揭贴等公议政治。使得士人从此彻底失去了公共话语权,失去了干预民众的工具和能力。随后不久清廷又炮制了“奏销案”,以征收拖延税款的名义打击,处决,关押江南士人,这场政治清洗牵连数万人,整个江南的士绅都在这场运动中体会到了专制君主的力量,他们彻底明白了所谓的old good days不会重来了。随后的几朝皇帝又通过文字狱等手段打压士绅,改造思想,发扬官方理学的手段,瓦解了江南士绅在思想层面上的影响力。至此,士绅阶层从中央到地方丧失了政治上作为的能力,再也无力维护自身的特权了。继而为清廷顺利地展开经济上的整顿与改革铺平了道路。   6park.com

清初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是经济改革得以推行的直接原因。而江南的富庶地区提供了全国将近百分之五十的税收,这使得常年偷税漏税,隐瞒田地的士绅阶层成为了这一改革中最为重要的对象。  清廷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就是减免自由民税赋,停止征收三饷,并将地方的部分税收权力收归中央,由地方督抚直接管理以防止胡乱摊派以及贪污税收,同时压迫江南士绅补税纳税,前述的奏销案既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由于满洲的军事优势和士绅在政治上的失败,这一政策推进的既残酷又有效,不过由于并不光彩,清代正史完全没有记录这一事件。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对江南进行“土改”,调整农业生产的经济关系,主要是针对明代士绅的地主庄园进行了深入的改造。明代由于继承了蒙古人的世袭户籍制度,以及明初复古思想造成的儒教理想主义,形成了一种奴隶制与封建制混合的特殊经济形态,前者提供了一种对小民永久奴役的制度可能以及文化习惯(甚至蔓延到民间,以“收养”为名钻空子蓄奴),后者为士绅阶层实现这种奴役提供了思想根据与法律依据。在明朝极其不公的税赋制度下,无力负担的农民不得不投靠拥有免税特权的地主,成为在其庄园内耕作劳役的庄奴,在明代中晚期这一阶层数量巨大,并且已经完全固化,甚至与其他阶层生殖隔离,成为了累世为奴的种性。随着土地兼并愈加严重,稳定社会的自耕农越来越少,失地农民分化成了奴隶与流民,前者壮大了士绅阶层的势力,后者则成为了颠覆帝国的力量。  为了打破这样的局面,清廷首先禁止农民卖身与地主成为世仆“庄奴”,严禁地主逼迫农民负担苦役,严禁地主虐待农民,强迫地主改善佃农待遇(秋收送肉酒,给贫农送家畜),改订租佃合约(灾年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咦?好熟悉),这样的目的根本是为了增加自由劳动力,缓解当时因战乱导致的劳动力不足,继而开垦荒地恢复生产,同时由于劳动力不足也危及地主庄园的生产,地主阶级也基本乐意接受这样的改变,农民的地位因此得到了提高,为雍正朝彻底废除贱籍打下基础,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士绅与农民的身份差异也得以缩小。  其次,通过清丈土地以及契约,挖出士绅隐匿的土地,并剥夺部分大地主以及藩王的非法产业分给农民,或者承认农民在战乱中私自抢占的土地,在涉及土地纠纷的诉讼中,清廷往往倾向于小民一方,确保耕者有其田,帮助小农自立,进一步分化士绅的势力。   6park.com

  总而言之清廷的经济改革有一条明确的主线,既是传统中国的经济政策 “抑兼并、均田地” ,然而这一政策却在满洲人这一外来的军事集团的压力下,才真正地得以实现与贯彻了,雍正的改革只是满清入关后一系列改革的结果,而让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不仅仅意味着清代统治的稳固,也意味着皇权专制到达了顶点,同时也实现了儒家平均主义的经济理想,而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尽管历朝历代都对这一经济政策进行了实践,而最终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人却正是儒家最讨厌的蛮夷们。     (当然这种经济政策的消极后果也是存在的,由于土地耕作者的抗灾能力更差了,国家不得不在赈灾方面投入更多资本,对于灌溉设施的维护保养工作从地方社区转嫁到了国家身上,财政的公共支出增加了,庄园大地主消失以后,民间艺术与文化的赞助者投资人群体也消失了,这也是造成了清代文艺发展的停滞的经济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尽管清廷在南方打击了地主阶级,但在北方旗人的圈地以及投充并没有停止,可能一直持续到康熙末年。)

贴主:oee2013于2019_11_12 12:54:0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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