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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情报间谍阎宝航的传奇人生(下)
送交者: Michaelliu888[♂☆★★铁面钟馗★★☆♂] 于 2019-11-20 22:28 已读 215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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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老海军




七、提供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绝密情报

1944年夏,盟国已经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局。苏联方面急需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的布防情报。

而阎宝航在重庆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口中,得知第三厅存有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等地布防的绝密情报。

怎么把数量那么大的情报弄到手?正好陈诚给阎宝航一个任务,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阎宝航就有了“尚方宝剑”。找到钮先铭说:陈诚邀请我来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

钮先铭说,他有材料。并说:材料放在我这里没用。委员长只准备打到长城,可是你们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三天之内必须还给我。

这份敌情资料,标明了日本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包括陆军、空军的兵力配置、筑垒地域分布、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实力和指挥官情况等无一不备的详尽书面材料。

阎宝航借阅后,速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由南方局组织人员全部拍照后报送延安。

在延安的周恩来看到后感到这份军事情报十分重要,并综合其它方面的材料,迅速向苏联方面通报。

由于中共方面向苏联提供了东北日军部署,苏军统帅部对关东军了如指掌,掌握了解到中蒙边境东端除满洲里和阿尔山外,日军沿边境线其它地段没有设防,企图以戈壁沙漠和大小兴安岭来做天然屏障。

苏军将计就计,以外贝加尔方向为主要突击方向,集结以坦克部队为主的重兵,从中蒙边境进攻,向东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主要的战略性突击。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根据地形和关东军布防情况,从西、北、东三个方面对日本关东军实行向心突击,给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日军被击毙84000多人,被俘57万多人,苏联红军官兵牺牲1万人,沦陷近14年之久的东北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

此外,1941年下半年,阎宝航从军统密码破译机构得到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中央迅速通报给苏联政府,斯大林又告知罗斯福。遗憾的是,该情报并未得到美国政府和军界的重视。

八、为什么蒋介石没有杀他?

实际上,阎宝航的活动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从1941年春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大特务不断面斥、小特务随时盯梢的险恶环境中,阎宝航陆续将4个孩子送到延安,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非常罕见。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右翼人物指称阎宝航是共产党。但都苦于找不到证据。

最危险的一次,应该是徐仲航、李羽军和孙复起被捕的事件。阎宝航回忆道:“1942年夏,‘东总’有三人被捕,三人中李羽军病死狱中,徐仲航知道我的关系,他坚持斗争,没有承认。孙复起自首了,但他不知道我的党的关系。当时,我担任着情报工作不能跑。”

徐仲航是一位地下党员,长期参加“东总”的活动,刘澜波、于毅夫先后撤离重庆到延安后,南方局决定他参加“东总”的党组,所以他知道阎宝航是中共党员,以及许多机密。


阎宝航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刘澜波(右一)与谷牧(中)的合影。

同时,徐仲航又是另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沈安娜一直打进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机要部门任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会议,她所接触到的机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报都转报周恩来。

当时徐仲航的公开职务是一家国民党御用书店的高层管理人员,而为了更好地掩护,沈安娜女士通过关系介绍徐仲航加入国民党,成了特别党员。所以,徐仲航被捕马上成为周恩来及南方局领导极其关注的大事。

获悉徐仲航被捕后,深夜周恩来到阎宝航家里,商议对策。显然,周恩来和阎宝航做出了徐仲航一定会坚持下去的结论,所以就没有安排阎宝航撤退。

同周恩来商议后,阎宝航向逮捕徐仲航的中统局的人说:“听说名单中有我,要是有什么,不要费事,我自己来。” 但由于阎宝航与蒋宋的关系,他们始终没抓阎宝航。

阎宝航让家人赶做御寒的衣服,托人给徐仲航送去。实际上,阎宝航当时还是很紧张,急于知道徐仲航在狱中的表现。后来得知,在狱中徐叔遭到酷刑拷打,体无完肤,但他视死如归,毫不动摇,坚持斗争。

事后徐仲航说,收到阎大哥送来的大嫂为他赶做的御寒衣物,知道阎大哥和组织上一定设法营救他,更加坚定了信心。最后,阎宝航终于通过战地委员会主任李济深成功地救出了徐仲航。

阎宝航的举动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关注。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军统的戴笠、康泽以及中统的徐恩曾都曾找阎宝航“谈心”,却找不到确凿证据,而阎宝航与国民党上层的渊源令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多年后,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一份国民党时期的文件赫然写着“阎宝航”,上面是特务对阎宝航进行监视的详细记录。


阎明复(左)在美国与张学良合影

许多年后,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远涉重洋,到美国看望张学良,张学良告诉阎明复:“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介石动了杀心,蒋夫人却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

九、建国后低调行事主动请辞

1946年6月23日,阎宝航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成员,赴南京呼吁和平。同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人民政府(今吉林双辽)主席。

1949年5月,调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的召开,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宝航调外交部,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1959年主动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以政协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主持征集、整理文史资料工作。

1962年年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给在京的高级干部作形势报告,回应苏联的指责:“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来都是互相帮助的,而不仅仅是苏联单方面援助了中国,中国也援助了苏联。”


报告中,周恩来提及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是我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后来还来电感谢。周恩来评价这是“无法估量的援助”。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

当时,阎宝航就坐在台下,回去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提到1941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并将之前撰写的《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经过和成绩》交给总理。

当年3月6日,周总理在信上做了亲笔批示,证实了信中叙述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阎宝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

1965年,阎宝航应中组部的约请,写了一份《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后组织部门文件存档时定为《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

十、父子同被关押秦城监狱

1967年夏天,“文革”已闹得全国乌烟瘴气,人人自危。阎宝航感到形势严峻,可能危及自己,需要向家人打招呼。

他向家人交代: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一旦我被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坏人。二次大战中周恩来交给我为苏联搜集情报的任务,我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前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以及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

阎宝航最后说,我一旦被抓,你们赶快去找总理。

不幸,阎宝航的预感很快成了现实,他被诬陷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要员,于1967年11月7日被捕。

1967年11月7日晚,刚从政协机关下班回家的阎宝航还未来得及端起饭碗,便被几个穿黄大衣的人架走,目睹这一切,坐在餐桌前的小孙女被吓得哇哇大哭。

被抓走后,其家人抱着给他的衣服找遍国务院、公安部、卫戍区,都没有他的下落。他们没有想到,阎宝航被关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

半个月后,长期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俄语翻译的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被捕。专案组断言阎明复有一部电台转移到父亲那里去了,既然父亲是特务,儿子也必定是。

事实上,所谓“转移”是当时阎宝航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把儿子的收音机借去一用。这种作法是专案组整人一贯的手段,并不奇怪。因为是同案,阎明复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但他并不知道父亲也关在这里。

打击接踵而至。阎宝航的长子阎大新被取消军籍,下放至贺兰山区;次子阎明智被隔离审查,惨死长沙;二女儿阎明英、三女儿阎明光均被下放,阎明光丈夫被关押。

当时,被周总理称之为“阎家老店”革命的母亲的高素,不仅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

1971年,高素罹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不久,高素口述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我始终相信玉衡(阎宝航的字)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

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贴着4分邮票的这封平信没过多久居然得到了总理的指示: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准予报销高素的治疗费和安葬费。


秦城监狱

多年后,阎明复仍能清晰描述秦城监狱的模样:“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

阎明复在这里度过了七年半的监牢生涯。

十一、死后不准留下骨灰

1968年5月22日,阎宝航这位年过七旬的第67100号“犯人”,在被专案组审讯中被人从背后猛踹一脚倒地昏迷,送到复兴医院后,也无人理睬,含冤去世,终年73岁。

在阎宝航的死亡报告上,专案组写道“阎宝航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

江青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监狱的批文也写道:“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得留骨灰。”

阎明复回忆,1968年四五月间,他在狱中偶尔听到熟悉的咳嗽声,很像父亲的声音,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儿子的直觉准得惊人,那些深夜的咳喘正是阎宝航最后一丝微弱的生命气息。

在那座犯人名字被简化成数字的监狱中,阎宝航的代号是67100,阎明复代号是67124,中间只隔23人。

而出狱后的阎明复才得知,自己与父亲一度同监。

阎宝航平反后,他们的儿女在那里没有找到有关父亲冤案的任何文字材料,只找到一张父亲写的字条,上面写着“高素老伴儿,我要回家”。

而据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回忆,临终昏迷时母亲还欣慰自语:“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赶快包饺子。”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高素仍坚信丈夫活在人世。


阎明光还回忆到:父亲在专案组一次拳打脚踢的深夜提审后昏迷不醒,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她找到当时在医院现场的老工人。老工人指着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

阎明光听后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在父亲被抓后的一天夜里,阎明光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就这样哭醒了。”

”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但骨灰盒里装的是老伴高素的骨灰。

在1978年1月5日父亲骨灰安放仪式上胡耀邦同志的悼词稿中,专案组竟删去了“迫害致死”的结论。当时中央统战部对专案组这种掩盖罪行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十二、阎宝航与张学良

回顾阎宝航一生,“张学良”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两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作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阎宝航陪其见证了若干历史时刻。

两人最初相识于阎宝航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期间。如潮般的新式思想同样吸引了青年张学良。此后,阎宝航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各种活动,向其引荐了不少西方友人。


1930年,阎宝航(右一)介绍张学良(右三)与美国朋友会面

当时,阎宝航白手起家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声名鹊起。时任张学良助手的郭松龄夫人韩淑秀长期在贫校做义工,因这层关系,张学良、郭松龄二人常常来贫校参观、捐款。除慷慨解囊外,张学良还以个人名义在东三省为贫校募捐。

感动于张学良的义举,阎宝航去信道谢,张学良则作答:“德不孤,必有邻。”

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反奉,一个月后,兵败被捕,夫妻双双赴死。作为郭松龄的坚定支持者,为免受牵连,阎宝航不得不躲到一外籍友人家中,直至张作霖在庆功宴会上烧了奉天军政人员私通郭松龄的信件,才重新复出。

此时,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考虑让阎宝航接班,推荐其去英国留学。无奈囊中羞涩,正当阎宝航山穷水尽之际,张学良派人传话,不必为留学费用担心。

之后,东北局势风云突变。先是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同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

1929年初,在爱丁堡大学就读的阎宝航接到时任张学良幕僚王卓然的来信,直陈眼下正是少帅用人之时。阎宝航即刻返程。

“九一八事变”后,深知张学良内心苦闷,阎宝航和几位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其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

后来,阎宝航出任新生活运动总干事。张学良晚年时曾向阎明光回忆:“你父亲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

1936年11月初,阎宝航以考察新生活运动的名义赶赴西安。其间,张学良与包括阎宝航在内的幕僚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决心退出内战,并透露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想法。

阎宝航从西安返抵南京不到半个月,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阎宝航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奔走各方,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

1936年12月28日,阎宝航接到宋子文通知,约其到扣押张学良的北极阁公馆一谈。宋子文见面即告知阎宝航,请他亲赴西安,将张学良的一封信转交杨虎城,让杨放回扣押的50架马丁飞机,并转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几天内就回去。

此次阎宝航得以面见张学良。阎宝航再问宋美龄可否保证张学良几天内回去,“‘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她宣誓样地答复”。

于是,阎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赴西安,但张学良却未被释放,这让他有受骗之感。

之后,阎宝航四下奉化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未果。1937年2月中旬,阎宝航第四次去奉化时,蒋介石同意让二人见面。

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阎宝航回忆,寺里“不禁有凄凉萧瑟之感”。

“屋里生着火炉,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张微微点首,默不一言。

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


奉化雪窦寺

这也是二人此生最后一面。此后,山阻水隔,人世浮沉,竟不得再见。

1991年,年逾90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终获自由。在邓颖超等中央领导的安排下,阎明光随吕正操将军赴美为张学良庆贺91岁生日。

阎明光回忆到:“张学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玉衡是怎么死的?’我一时哽咽……临行前,当时主持对台工作的杨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见了我和明复,叮嘱不要过多地提伤心事,所以我也没有多讲。”

后来,张学良得知阎宝航惨死的情形后非常难过。在其建议下,1991年,阎明光出面成立“阎宝航基金会”。张学良不但赞助资金,还亲自给基金会题写会名。

十三、迟来的荣誉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应邀赴俄的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这就是阎宝航当年向苏联提供日本关东军布防绝密情报的复制件。

发现这份材料几乎可以说是事出偶然,1995年阎明复去俄罗斯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在翻阅有关伪“满洲国”的材料时,看到了有关日本军队在满洲布防的军事情报,这时他忽然记起,父亲在晚年曾经提到过这件事,便立即填写清单调阅。

他感到这可能就是当年父亲提供的,不同的是这是照相文件版本,在硬纸壳封面上,写的就是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部署的情报。他认真地做了记录带回国内,经过认真审核后确认,这就是中共中央当年向苏联提供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情报。

俄罗斯方面接到中国代表团送来的绝密情报文件,调阅自存的相应档案,证实了情报的真实提供人员,据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为阎宝航授勋。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在驻华大使馆举行了授勋仪式,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勋章”授予中国阎宝航和他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


授予阎宝航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勋章”

罗高寿称,阎宝航提供的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日期的情报,以及日本关东军东北布防资料的情报,其贡献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2005年,已离任的罗高寿接受媒体专访时感慨:“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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