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的阴谋：钟会、邓艾之死也是三国时期的一场冤案 6park.com
司马懿父子夺取曹家政权，同曹操父子最大不同之处，是司马氏着重于对内诛锄异己，而对外还无赫赫的功业。他们诛锄异己，手段也够惨毒。司马懿诛曹爽，共诛灭曹爽和曹义、曹训、何晏、丁谧等八族；跟着嘉平三年又诛杀王凌和楚王彪；正元元年，司马师再诛灭夏侯玄、李丰等；正元二年又杀毋丘俭；甘露三年司马昭再杀诸葛诞；景元元年更杀了皇帝曹髦；再过两年，连嵇康、吕安都杀了。每次杀人，都是夷及家族，死人无算。这样，曹魏的新兴贵族，凡不是投靠司马氏的，几乎都一网打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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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是有一套深远秘密计划的，目的是扫除取代曹魏政权的障碍。

　　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认为应该对外显示一下军威了。虽说目的是树立威望，也不过希望打一两场胜仗，便算满意。谁知蜀国竟灭亡得这样快，而蜀国灭亡，却又造成邓艾、钟会二人的空前声望，这和司马昭的初意就大不一样了。

　　一般人都以为钟会、邓艾灭蜀以后，自己蓄意造反；或者像《演义》说的，是姜维挑动钟会造反，这是一种表面看法。其实，钟、邓之死，恰是司马昭最后一个大阴谋。

　　不难设想，司马昭处心积虑取代曹魏，是最怕别人的功劳凌驾自己的，钟、邓一举灭了蜀国，威名大震，在司马昭看来，简直是对自己地位的威胁。邓艾、钟会虽说是司马昭的亲信人物，但司马氏又何尝不是曹氏的亲信呢？何况邓、钟二人，一个是在淮河流域树立了相当威望、一个是参加过司马氏的机密、深知内情，这两人如果一旦联结起来对付自己，或者就地起兵反对自己，岂不成了心腹大患！

　　这是蜀国迅速灭亡以后摆在司马昭面前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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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昭也是够阴险毒辣的，他周密计算了一下，知道钟、邓二人既有互相勾结的可能，又有彼此敌对互相残杀的可能。假如向二人一齐发动打击，他二人一定来个联合应付；但是这两个人各自称功逞能，又可以分化瓦解。于是司马昭就运用分化瓦解的手段，实行逐个击破。

　　司马昭的第一着是压抑钟会而提高邓艾。他晋升邓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而钟会只是晋为司徒，增邑万户。邓艾自是洋洋得意，钟会却恼火而妒嫉了。于是两人的联合便没有可能。

　　当钟会愤愤不平的时候，司马昭第二着又来了。他的心腹卫瓘以监军的身份随军到了西蜀。这个卫瓘实际上是奉命对钟、邓二人进行监视的。他在钟会和邓艾二人之间，耍了哪些诡计，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自然不清楚；但是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因为钟会、胡烈等人密千邓艾企图作反时，卫瓘就在钟会军中；又是他带了司马昭的手令去收捕邓艾的。卫瓘的阴谋，不言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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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会这人，正因一向诡计多端，他也许猜到了司马昭的阴谋，故意加以利用；也许是利欲薰心，不暇作长远考虑；居然仿效邓艾的字迹，向朝廷发出措辞傲慢的表报文书，以证实邓艾的不臣之心；又仿效司马昭的字迹，写了些使邓艾大起疑心的信件。这一来，钟会、邓艾便完全对立。

　　司马昭两步棋都已获得成功，于是再走第三步，硬指邓艾企图造反，下令槛车邓艾（把邓艾囚禁送回京都），先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但又给钟会一个甜头，先稳住他，所以又下令钟会进军成都，接收邓艾所部人马。

　　钟会也不是呆鸟，他也要借刀杀人，便叫卫瓘先带几十个随从，奉着诏书，拘捕邓艾，自己则亲率大军随后出发。

　　卫瓘何尝不知道此行非常危险，却又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进入成都。幸而邓艾并非成心造反，他手下的人听说司马昭来了手令，也不敢反抗，卫瓘总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钟会进入成都，摆在他眼前就唯有两条路了；要么跟随邓艾之后，束手就擒，要么马上起来造反，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他认为，自己手上握有近二十万大军，还有蜀国的将领军士，合起来也是一股庞大力量。自己甘愿做“狡兔死，走狗烹”的韩信呢？还是死里求生，干脆割据一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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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姜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钟会终于走上第二条路了。然而，阴险狡猾的司马昭料定钟会必反。当钟会进入成都，还未站稳脚跟的时候，司马昭已经亲率十余万大军，紧紧追蹑在钟会之后了。

　　他的布置也够严密。首先命令亲信走狗贾充带万余人由长安入斜谷，严行监视；自己则挟持皇帝曹奂，以十万大军进驻长安；还怕曹魏的宗室旧族乘机在内部起事，又派得力干将山涛为行军司马，坐镇邺城。这一布置，明显地是下了决心同钟会周旋到底了。

　　钟会本来也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对姜维说：“蜀兵可以作先锋，攻占长安以后，便可分兵两路，一路由渭水直趋孟津，一路由潼关东下，水陆会师洛阳，天下事就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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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情却不出司马昭所料：“夫蜀已破亡，遗民震恐，不足与共图事；中国（魏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造反）也。”确实如此，所以钟会才一动作，内部便已先自扰乱，失败之快，出乎他的想象之外。

　　或者以为钟、邓二人既有功于司马氏，如果不是成心作反，司马昭是不会杀他们的，不知道正因二人立了大功，所谓“功高震主”，被杀的机会更大。邓艾本是司马氏的忠顺奴才。曾在淮水一带开渠灌田，积储军粮，使军士屯田，替司马氏树立浑厚势力；又在司马师讨伐毋丘俭、文钦时，立下汗马功劳。钟会则是司马氏的智囊团人物，镇压毋丘俭、文钦，赖钟会策划定计为多；后来杀诸葛诞，杀嵇康、吕安，也有他的密谋。《三国志》说他“从典知密事”，“寿春之破，会谋居多，时人谓之子房（张良）”。其后虽在外司，司马氏的“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意即参与机密）。

　　既然如此，司马氏为什么必须杀他们呢？前已说过，一则这二人“功高震主”，司马昭害怕此后驾驭不住。二则司马昭的秘密实在给两人知道得太多了，尤其是钟会，他长期是智囊团里的人物，司马氏如何玩弄阴谋，如何剪除异己，如何处心积虑篡夺政权，钟会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构成非杀不可的条件。试看钟会被杀之后，和钟会对立、本人又无明显反迹的邓艾，既已束身受办，为什么还要杀了？如果说邓艾之死是卫瓘嗾使田续复仇之故，并非司马昭要杀他，那么事后何不治卫瓘擅杀之罪，反倒连邓艾在洛阳的几个儿子也一并杀了，妻子及孙都发到西域充军。

　　封建时代的史官都认为钟、邓二人真的造反，这实在是不公平的。正如说魏延存心造反一样，钟、邓之死也是三国时代一场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