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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的结构(闲聊西藏系列之二)
送交者: Michaelliu888[♂☆★★铁面钟馗★★☆♂] 于 2020-01-05 14:14 已读 3090 次 3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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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藏地读行 四海无人对夕阳 6park.com

说真的,当我脑中浮现出文章名字的时候,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作为一个喜欢西藏历史的业余爱好者(票友),妄谈西藏绵延几千年的历史的结构,会不会有点儿太过狂妄?!

但西藏的历史,离我们实在是太过遥远,这导致很多喜欢西藏人文和历史的人,都感觉模糊不清。

以至于,很多人甚至不能分辨,松赞干布、八思巴和宗喀巴,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人?分别应该对应,中原历史的哪个时期!

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对西藏的历史进行一次纵向的梳理,并进行适当的分段,让大家分清在西藏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是怎样一种社会结构。

即便这种分段,会相当粗陋、浅薄,也会对喜欢西藏的朋友有所裨益。让大家能够将分处于各个时期的西藏历史人物,一一各归其位。




一、最简单的两段式分法。

如果要把西藏的历史,用最简单的方式进行分割。那雪域高原上绵延几千年的历程,可以被一刀裁为两段:

第一段叫做“化外”,第二段叫做“治内”。

分隔这两个阶段的重要历史事件,便是发生于公元1247年的凉州会盟。

孛儿只斤·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的会盟,不能仅理解为是一个蒙古宗王和一个西藏教派领袖间的会晤。

这二人在会谈中的身份,各自代表着蒙古汗庭和整个西藏的各教派势力。

因此,当凉州会盟达成一致后,整个西藏第一次从域外地区,变成了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而在此之前,这片对中原王朝来说遥远而陌生的雪域高原,是《北朝史》里的“女国”、是《隋书》里的“羊同(象雄)”、是唐人口中的“绝域和吐蕃”。

《北史·女国传》:“女国,在葱岭南。其国世以女为王,姓苏毗,字末羯。”

《唐会要·大羊同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




但不管称呼为何,这一时期的西藏都和中原王朝不存在隶属关系。

甚至,松赞干布将吐蕃打造成为一个王朝时,这个藏族人历史上,最辉煌的帝国时代,疆域一度扶摇万里。

为争夺生存空间,吐蕃王朝与唐朝爆发了持续150多年的国战,在东起四川剑南,西至大小勃律(今克什米尔)绵延千里的战线上,双方陈兵百万,大战190余次。

在这一时期,中原与西藏完全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一度是你死我活的国家关系。

但从凉州会盟后,不管西藏地区由哪个政权执政,其名头前都应加上“地方”二字。

因为,不管是元代的萨迦派,还是明代的帕木竹巴,抑或清代格鲁派的噶厦政权,都隶属于中原的中央政府管辖,相当于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派驻机构。

每到政权首脑发生更迭,均须向中央政府上书报备,并获得相应的敕书认可,以标明其执政的合法性。


“萨班致蕃人书”
二、四段式的分法

如果觉得两段式的分隔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其实西藏的历史还可以进行适当细分。

如按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权结构划分,那整个西藏历史,上古时期开始,至1959年3月28日民主制度改革止,可以简单细分为“神话时代”、“帝国时代”、“割据时代”和“教派执政时代”四大部分。

西藏历史的“神话时代”

这一阶段的历史记载和其他所有文明类型一样,以神话传说的方式流传,可类比于中原的三皇五帝、女娲造人、夸父逐日(西藏地区也有自己的人类起源传说——猕猴与罗刹女的交合与繁衍)。

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西藏各个地方开始出现部落国家和部落联盟。

《北史》、《隋书》、《唐史》中的女国、羊同(象雄)、苏毗、吐蕃等国家,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当然,在西藏广大的地域上,并不仅仅只有这几个部落国家。在藏族自身的历史记载中,这一时期小国遍布,有“十二小邦”、“二十四小邦”之称。

但随着,互相之间不断的兼并融合,最终存活下来的,只剩发源于雅砻河谷(今西藏山南市)的吐蕃、发源于阿里的象雄和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苏毗等几个霸主级别的国家。

等到吐蕃的势力,跨越雅鲁藏布江一击而灭亡苏毗,而后又兵发阿里灭亡象雄,西藏的历史便从“神话时代”一跃而进入了,由吐蕃王朝主导的“帝国时代”。


聂赤赞普从天而降的壁画

在这段漫长的神话时期,有三个值得记住的历史人物——聂赤赞普、止贡赞普、拉妥妥日年赞赞普。

这三位均为吐蕃邦国的领袖,其中传说从天而降(天神之子)的聂赤赞普为吐蕃邦国的初代首领。

(据估算其生存年代,约为公元前127年左右,大约与汉武帝刘彻同一时期。)

作为一个外地人,聂赤赞普在苯教势力的支持下,顺利登上了王位,并将悉卜野家族的族徽,深深的镌刻在整个西藏历史的脉络之上。

止贡赞普是吐蕃邦国第7代赞普,其在位期间因不能忍受苯教教权对王权的干扰,发起抑苯运动,最终被杀而死。

拉妥妥日年赞赞普为吐蕃邦国的第28代赞普,据传说其在位期间,有装纳佛经、佛像的宝箱从天而降,但因佛经为梵文所写,吐蕃人不能有效辨识。

故被拉妥妥日年赞命名为“年波桑哇”(“玄密神物”之意)妥善珍藏加以供奉,并因此以60高龄返老还童,又活了60岁。

从这一传说故事可以解读出,早在松赞干布之前五代赞普时期,佛教势力便开始尝试在吐蕃邦国贵族阶层传播,但以失败告终。


吐蕃王朝的扩张

由松赞干布开创的“帝国时代”——吐蕃王朝。

有一点必须要进行说明,“吐蕃”和“吐蕃王朝”是涵盖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名词。

在中外西藏历史学界早已形成定论,自从松赞干布之后二百余年的吐蕃政权,才有资格冠以“王朝”之名。

之前的吐蕃悉卜野家族政权,只能称之为“吐蕃邦国”或“吐蕃王国”。

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苏毗和象雄的实力均比蜗居于山南的吐蕃邦国强大。

但自从松赞干布定鼎拉萨后,吐蕃王朝进行了一些列政治、军事、文化改革(模仿唐朝建立了官吏品阶、统一了量器、创立了藏文)。

由此开始,吐蕃真正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对外影响力的军事帝国。

从这个意义上看,松赞干布的功绩,足以比肩中原历史上的秦始皇。

由于,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的统治下,逐渐开始与唐朝发生更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故唐史开始大量记载吐蕃方方面面的历史。

中原严谨而规范的历史记述方式(有严格的纪年标识),成了研究吐蕃历史不可或缺的坐标系统和佐证。

由此,西藏历史脱离了,传说色彩弥漫的“神话时代”,正式进入了“信史时代”。

公元842年,吐蕃国内政治斗争变得不可调和,末代赞普朗达玛被佛教徒刺杀。

一度辉煌无匹的吐蕃王朝彻底崩盘,西藏地区旋即碎裂成无数碎片,并被各种小领主势力割据。




“割据时代”的产物——藏传佛教的教派。

从吐蕃王朝崩溃开始,西藏历史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割据时期。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有能力一统全藏。由于缺乏对外域的影响力,中原地区也不再着意关注藏区事务。

以至于,史官们甚至无意辨析各种藏地政权的名号,而是概略的称为“吐蕃诸部”。

因此,西藏“割据时代”的漫长历史,再次变得模糊不清。

我们目前比较清楚的是,吐蕃王室悉卜野家族的后裔,在属民暴动的打击下劳燕分飞,分别在远离西藏本土的各地建立了一系列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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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比较有名的是青唐唃厮啰政权(西宁)、古格政权(西藏阿里)、拉达克政权(印控克什米尔—列城)、芒域贡塘政权(西藏吉隆县)、拉加里政权(西藏曲松县)。




相比这些处于边远地区的政权来说,西藏的核心地区长期被各种更破碎的小领主控制。

这种破碎的政权结构,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众多的宗教派别。

知道在佛教进入西藏后,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都没有产生教派。

但在割据政权的土壤下,教派成了区隔领地内外民众最好的标签之一。

在各地领主资助下,风起云涌的藏传佛教教派,为日后西藏进入教派统治的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的三个时代——“神话时代”、“帝国时代”、“割据时代”,分别可以对应中原王朝的汉—隋、唐、五代—宋的历史时期,并处于之前“两段式”分隔中的前一段“化外”时期。

而随着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之行,西藏历史的进程彻底转向,从一个外域地区,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内部。


阔端会见萨班壁画

西藏历史上的“教派统治时代”——各领风骚数百年。

凉州会盟不但标志着,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两个组成部分——蒙古族和藏族,在精神上的第一次交融与合流。

作为这种精神上交融与合流的标志,蒙古族民众开始普遍信仰由藏族人推动的藏传佛教系统。

萨迦派的权利、地位和执政基础,完全基于两个民族之间精神上的合流而产生。

作为西藏地区最早和蒙古族领袖产生友谊的西藏教派系统,萨班与阔端的政治遗产,被八思巴与忽必烈完美地发扬光大。

基于忽必烈对八思巴无与伦比的信任,萨迦派在有元一代,获得了西藏地区当仁不让的领导权。

任何敢于触碰或挑战八思巴与萨迦派权威的人,都会让元帝国暴跳如雷,并施以残酷无情的打击。

在“贡嘎桑布之乱”和“止贡寺之变”中,元军两次兵入西藏,以屠杀僧众过万人的代价(当时全藏人口不过百万上下),标明了萨迦派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元朝皇帝的金字圣牌

但随着元朝迅速没落,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不过持续的短短70多年。

朱元璋夺去了天下后,一改之前元帝国独尊萨迦的政策,开始推行“多封众建”分而治之的政策。

所谓“西藏八王”之封,正是这一政策的最终体现。

在明朝皇帝的手中,藏传佛教势力各领袖,分别受封为“三大法王”和“五大地方教王”。

在元明交界时期,西藏核心区最强势的领袖,已不再是萨迦派,而是藏族不世出的政治家——大司徒(元顺帝所封)绛曲坚赞领导的帕竹政权。

在他的领导下,帕竹噶举派政权从一个任人欺凌的受气包,一跃而成取代萨迦领导权的强者。

1364年,绛曲坚赞去世前留下遗训,“大皇帝以前就关怀帕竹,若继续关怀,则应当遵守皇帝的法令,迎送和承侍宣旨钦差”。

这时候,元帝国还在苟延残喘,绛曲坚赞口中的“大皇帝”,还是元顺帝(妥欢帖睦尔)。

但短短四年后,一个名叫朱元璋的硬人将元朝送去了北方牧马。

绛曲坚赞的子孙,忠实的贯彻了他的思想,与新兴的明朝政府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明皇帝颁赐的敕谕

明永乐四年三月(1406),帕竹政权领袖扎巴坚赞,获封“灌顶国师阐化王”,赐玉印、浩命。”

这是明朝在藏区封王的开端,此后世代沿袭,终明一世,再未变动。

此后,朱棣册封了“大宝法王”、“大乘法王”、“辅教王”、“赞善王”、“阐教王”和“护教王”。宣德九年(1434),明宣宗朱瞻基又封了“大慈法王”。

至此,明朝的“三大法王”和地方“五大教王”,全部到位。

从教法王的教派分布可以看出,噶玛噶举派获赐一个法王(大宝法王)、一个教王(护教王);萨迦派拥有一个法王(大乘法王)、两个教王(辅教王、赞善王);格鲁派拥有一个法王(大慈法王);止贡派拥有一个教王(阐教王);帕竹噶举获得了一个教王(阐化王)。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各教派在藏区(包含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区)的传播范围和实力高下。

此后,在明朝二百余年的统治周期内,西藏没有出现任何一次,敢于挑战中央权威的事件。

可见,由朱元璋发端,朱棣主导实施的“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相当行之有效。


明末时期,藏巴汗取代了帕木竹巴。

之后在明末清初时期,随着帕竹政权的衰落,帕竹的两个曾经的家臣“仁蚌巴”、“辛夏巴”(藏巴汗地方政权)相继崛起。

在这两个相对短暂的政权主导期间,西藏最强势的教派变成了噶玛噶举派,而他们的矛头所向正是由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

1577年(明神宗万历五年),在西藏备受打击的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力排众议赶赴青海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相会。

至此,蒙藏两族间发生了第二次精神上的合流,为格鲁派之后崛起奠定了基础。

这次蒙藏青海会晤,对西藏教派时代的历史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索南嘉措不但收获了,俺答汗赠予的“达赖”尊号,还将凭借俺答汗的影响,让众多蒙古部落成了格鲁派的信徒。

尤其当索南嘉措圆寂后,下一代“达赖喇嘛”转世于蒙古贵族之家(俺达汗曾孙),这更让蒙古与格鲁派之间关系更加密切。


明朝颁赐索南嘉措的印章

正是凭借蒙古各部的军事实力,格鲁派艰难的渡过低潮期,并最终将信奉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击倒。

进而又凭借其对蒙古势力的巨大影响力,使入住中原的清朝统治者不能小觑。

当清朝皇帝决定采用“兴黄教以安蒙古”的政策后,格鲁派总算经过艰辛跋涉,站上了主导西藏地方事务的前台。

在整个清朝统治时期,格鲁派的四大活佛体系——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分别主管前藏、后藏、内蒙、外蒙四大区域。

在一定程度上,为稳定清朝边疆做出了贡献。


清朝皇帝颁赐达赖喇嘛的金册
纵观整个西藏历史脉络,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在西藏历史中确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以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说,西藏历史与宗教(苯教和佛教)长期呈现伴生关系。剥离其中一个,另一个甚至单独难以成立。

这也正是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两种佛教体系(南传、汉传)的根本原因。

但必须要看到,历史毕竟有别于宗教,民族史有别于宗教史。

在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行西藏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要清醒的剥离开宗教史料的影响。

否则,将难以认清西藏历史结构的本来面目,产生难于估量的偏差。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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