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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美国往事——美国内战 V（America Civil War V）

“没有选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会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一次全国选举，那这场叛乱就可以宣称已经征服并毁灭了我们。”

——亚伯拉罕·林肯，一八六四年。

一八六四年

一八六三年底的查塔努加（Ｃｈａｔｔａｎｏｏｇａ，ＴＮ）大捷证实了，格兰特（Ｕｌｙｓｓｅｓ　Ｓ　Ｇｒａｎｔ）是联邦最好的指挥官。一八六四年三月，格兰特担任联邦陆军总司令，谢尔曼（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　Ｓｈｅｒｍａｎ）为西部战区司令。他们成了林肯砍向南方的两把战刀。和格兰特一起的另外三位曾在查塔努加作战的将军：谢尔曼、托马斯（Ｇｅｏｒｇｅ　Ｈ　Ｔｈｏｍａｓ）和谢里登（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成为联邦最后胜利的缔造者。四人都来自西部战场。

一八六四年，对林肯来说，仍是艰难的一年。但他很清楚，联邦一定会赢得内战。

一八六四年的夏天极为炎热，东部战场，大军顿于彼得斯堡（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西部战场，大军顿于亚特兰大（Ａｔｌａｎｔａ），北方反战情绪高涨到了极点。一八六四年，是大选年。林肯犹豫了几个月，是否要举行大选？有人建议他以战争为借口推迟大选，以避免国家的进一步分裂，对声望跌到谷底的林肯来说，这是个把总统选举推迟到战后的可行的借口。按宪法四年一次大选，但是战争期间，宪法一定要遵守吗？林肯心中，内战是民主之战，民主就是让人民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哪怕是最艰难的时刻。林肯冒着不能连任和国家分裂的风险坚持按期大选。在这一艰难时刻，林肯捍卫了宪法和民主体制。林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除了捍卫国家统一，废除奴隶制外，还因为他在战时捍卫了宪法和民主体制。林肯一定要连任，只有他能结束战争。但是他连任的希望很渺茫，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一届总统连任过。

但林肯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八六四年大选中，双方无所不用其极。林肯用政府职务换取地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下令联邦工作人员必须支持共和党，否则失业。纽约海军基地的工人因为支持民主党被解雇了，他还对各部员工强征百分之五的战争税作为竞选经费。军队是林肯最大的支柱，要是民主党上台的话，战争就结束了，三年多的血战就白费了，因此军队把票投给了林肯。

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莫比尔（Ｍｏｂｉｌｅ　Ｂａｙ）大捷。这次行动是北军的一连串胜利的开端。这些胜利结束了这个夏季北方的不满情绪。

九月一日，北军展开了对亚特兰大的攻击。北军于九月三日开进亚特兰大，谢尔曼电告林肯：“我军攻克亚特兰大，大获全胜。”这个消息使北方大为震动。一位纽约人在九月三日写道：“今天上午的消息大快人心——亚特兰大终于被攻克！它是内战中最伟大的事件。”报纸赞扬谢尔曼是拿破仑以来最伟大的将军。林肯和格兰特热情洋溢地祝贺这位将军。攻陷亚特兰大的意义如此巨大，其政治后果使一切都黯然失色。《里士满观察家报》（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以南方观点哀叹：“亚特兰大的灾难”发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它使林肯的党幸免覆灭。……它将使不久前还很光明的和平前景变得十分黯淡。它还使低落的情绪在南方四处蔓延”。在这场军队与军队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进行的战争中，共和党在政治上获得了巨大成就。

北方的另一个好消息来自杉安道河谷（Ｓｈｅｎａｎｄｏａｈ　Ｖａｌｌｅｙ）。夏天，厄尔利（Ｊｕｂａｌ　Ａ　Ｅａｒｌｙ）的部队挺进至华盛顿外围，把南军的夏季攻势推上了高潮。八月，格兰特派谢里登前去打击厄尔利并破坏河谷的资源。两军在河谷中对峙了一个月。九月十九日，谢里登发动了进攻。谢里登以极佳的战地指挥，击溃了南军。北军紧追不舍。九月二十二日，谢里登派出一个军绕过南军左翼。黄昏时分，开始进攻，南军全线溃退，溃不成军。

谢里登并未停留在他的荣誉上，他向河谷纵深前进，执行格兰特命令的后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全面战争。谢里登摧毁了河谷的所有资源后，于十月中旬北撤。但是，桀骜不驯的厄尔利还不愿罢休。谢里登回华盛顿后，厄尔利在杉安道河北边渡河。开始时，谢里登的部队败下阵下来，但谢里登出现在遭受打击的部队中，其作用惊人。谢里登把部队组织起来，对南军发动了一次反攻。北军收复了失地，把敌人赶出了河谷。厄尔利在一个月内三次被击溃，作为一支作战部队已不复存在了。河谷战事就此结束。这些胜利进一步增加了林肯再次当选的筹码。

九月底，格兰特的波托马克军团同时打击罗伯特·李的战线两端。但未能在彼得斯堡西南取得突破。十月底，格兰特再次攻击敌人的两翼，仍未成功。这时李手下的南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北军并使其遭到重创。

一八六四年的选举是就内战和解放奴隶进行的公民投票。没人知道民主党当选会怎样：也许南方会独立，并恢复奴隶制。共和党当选的结局是肯定的：奴隶制的灭亡和把内战进行到底。选民们于十一月八日投票，林肯以二百一十二票对二十一票的选举人票再次当选。麦克莱伦（Ｇｅｏｒｇｅ　Ｂ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在新泽西、肯塔基和特拉华州获胜。林肯得到百分之五十五的普选票。只有新泽西州选了民主党州长。共和党人得到了一八六二年失去的全部州议会，取得了众议院一百八十五席中的一百四十五席（参议院中的优势为四十二比十）。国会选举中如此一边倒的胜利，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一八六四年，最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大选。二战前，没有第二个国家在战争期间举行过大选。英国在二十世纪曾因战争而两度取消选举。美国内战中的大选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结果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没有人在一八六四年建议推迟或取消选举。正如林肯所解释的那样：“没有选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会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一次全国选举，那这场叛乱就可以宣称已经征服并毁灭了我们。”林肯再次当选后说：选举结果证明，“人民的政府在一场大规模内战中经受得住一次全国选举”。

士兵的选举引人注目。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让它的参战人员在一次可能决定他们是否继续战斗的选举中投票。一八六四年，十八个州让部队在阵地上投票。尽管麦克莱伦在波托马克军团的官兵中很有感召力，但没有士兵去投那个宣布战争已经失败的政党的票。一位军官写道：民主党的胜利意味着“不光荣的和平与耻辱，和对南方的卑躬屈膝。”一位民主党人的士兵说：“我们都希望和平。但它不是任何别的和平，而是光荣的和平。我宁愿在这里呆一辈子（尽管我很不乐于这样做），也不同意我的国家陷于分裂。”

士兵的选票是决定性的。在十五万四千零四十五张士兵选票中，林肯得票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八。总统即使没有部队选票也能获胜。但士兵中的共和党选票占四比一的多数，这是对林肯内战政策令人难忘的授权。

林肯再次当选的意义，人人都明白。格兰特在一封信中写道：“林肯赢得压倒多数的选票和选举平静地进行，是给南军的当头一棒。就林肯的再次当选对叛军的影响和在国外的影响而言，要比战场上的任何一次胜利都大得多。”彼得斯堡堑壕中的北军士兵听到林肯获胜的消息时，“都欢呼起来，连嗓子也喊哑了”。

里士满（Ｒｉｃｈｍｏｎｄ）也懂得林肯再次当选的意义。但是，戴维斯却摆出一副体面的官僚架子，坚持认为邦联“像过去一样不屈和反抗。它的政府的目标没有任何改变，它的部队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和它的人民那不可遏制的精神都不会改变。……敌人在军事上的任何成功都无法使邦联解体。”谢尔曼在其著名的从亚特兰大向海洋进军中所要粉碎的正是这种负隅顽强。

毁掉了亚特兰大后，谢尔曼开始了他有名的“向海洋进军”。谢尔曼的大军摧毁了沿途所有的车站和铁路，扫荡了所有的庄园和农场，烧杀抢掠，鸡犬不留。谢尔曼深入敌境后有两个星期与外界失去联系。为此，林肯好几天坐卧不安，格兰特知道后对总统说：“我向您保证，有谢尔曼指挥，万无一失！”果然，在圣诞节前，谢尔曼大获全胜，攻克了南方沿海重镇萨凡纳（Ｓａｖａｎｎａｈ）。谢尔曼给林肯的信中说，把萨凡纳作为圣诞礼物献给总统。

谢尔曼的“向海洋进军”是美国军事史上的奇迹。但是，谢尔曼大军所到之处，毁坏了所有看得见的东西。此次行军共收缴价值一亿二千万美元的财物，只有二千万的物资被用作军需，其余全部毁掉。此外，还破坏了三百英里的铁路，缴获了五千多匹马，毁掉了九百五十万磅棉花、一千多万磅草料，毁掉的农田棉花田工厂不计其数，使富饶的乔治亚至今仍是美国最落后的地区。谢尔曼的行为彻底地打破了旧时代的战争界限，他把战争扩大到了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武装力量。

结局

一八六五年初，格兰特的军队超过了李军团一倍以上。此时的李军团只剩下不到六万人，但李才是真正的对手。荒原战役（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斯巴萨维尼亚战役（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Ｓｐｏｔｓｙｌｖａｎｉａ）、诺斯—安娜战役（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ｎａ）和冷港战役（Ｃｏｌｄ　Ｈａｒｂｏｒ）中，格兰特都被弱于自己的李击败。李把强大的北军挡在里士满城外，几个月中格兰特损失了六万人。一八六五年初，李在格兰特不屈不挠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里士满南撤，试图与约翰斯顿（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的部队会合，但终究不敌强大的北军。

一八六五年四月七日，李和格兰特在阿波马克斯（Ａｐｐｏｍａｔｔｏｘ）遭遇，李面临被围歼的处境。在资历和经历上，格兰特远不及李。靠着北方的人力物力资源及巨大伤亡，格兰特终于把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和他的无敌军团逼上了绝路。格兰特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这时只要一个命令，就可以彻底消灭李和他的部队。格兰特，这位一度因为酗酒而被迫离开军队，内战中从团长成长为北军统帅的军人就会达到荣誉的顶峰。傍晚，格兰特作出了一个大多数人不会作的决定。不远处的李，尽管暂时走到了尽头，但南方还有十几万疲惫但依然坚毅不拔的部队。李知道，手下的二万八千名健儿会和自己一样慷慨赴死，在阿波马克斯走完军人的一生。只要李的一个命令，他就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位永恒的悲剧英雄。在这一历史时刻，两位截然不同的军人都作出了一个高于个人荣辱的伟大决定。

格兰特的信被送到了李的手上，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格兰特在信中希望北弗杰尼亚军团（Ａｒｍ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投降。第二天，李又一次试图冲破北军的封锁线，但没成功。于是，李给格兰特回信，问投降条件。格兰特回信说：只要解除武装，其他条件可以面谈。

四月九日上午，双方又有短暂的交火。几小时后，李和助手马歇尔上校敲开了迈克林（ＭｃＬｅａｎ）家客厅的门。四年前，马纳萨斯（Ｍａｎａｓｓａｓ，ＶＡ）退休杂货商迈克林在家里接待了一名南军军官，他的家就成了南军指挥所。内战在他的农场里打响了第一枪。内战开始后，迈克林搬到了阿波马克斯，不想再看见战火。但还是无法躲开，内战之火最后还是在他家熄灭了。有人不择手段地想留名青史，也有人拼命想从历史中逃避，但都无法逃脱历史的宿命，迈克林的遭遇就是一例。

看着一身戎装的李，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军人默默地站在那里，作为胜利者的格兰特心情并不好，战胜这种对手对真正的军人来说是莫大的悲哀。四十三岁，衣装不整的格兰特，和五十九岁贵族气质的李开始叙旧，从西点到墨西哥战争，只是没人提起内战。格兰特忘了见面的目的，李提醒他进入正题，建议把投降的条件写下来。

李提出，北军必须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的助手提醒他，允许受降军官随身携带手枪和佩剑。格兰特同意了。谈判中，李希望他的骑兵和炮兵能保留自己的马匹。格兰特说：“这些士兵没有马匹的帮助，很难收获下一季的庄稼养活家中老小，我会这样安排的。”那些马匹曾是战争工具，但格兰特和李没有忘记，美国需要的是和解。四点，签字结束，李起身告辞。格兰特亲率随从相送。当李如一尊雕像般地含泪离去时，在场的全体北军肃立，脱帽致敬，目送一个悲剧英雄离去。

北军士兵开始庆祝胜利。炮兵们点燃大炮，让它们在南军上空爆炸，以示庆祝。格兰特听到炮声，立即禁止。他说：“他们曾是叛军，现在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停止对他们失败的庆祝，才是我们对胜利的最好表达。”整个受降过程中，外号“无条件投降”的格兰特始终未提无条件投降。这是格兰特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刻。

美国从内战中学会了如何防止内战，美国人做到了这一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胜利的一刻，格兰特的宽容，他牺牲了个人荣誉，赢得了一个国家的永久和平。格兰特的父亲杰西闻讯悲喜交集，他心目中为最不争气的儿子竟然完成了他少年好友约翰·布朗的遗愿，消灭了美国的奴隶制。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电报传来的消息使人们的欢乐情绪化成了巨大的悲痛，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林肯遇刺！四月十四日，林肯为了松弛一下，来到福特剧院看戏。戏到一半时，约翰·威尔克斯·布思（Ｊｏｈｎ　Ｗ　Ｂｏｏｔｈ）走进林肯的包厢，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然后布思跳上舞台，跌断了腿，高喊：“这就是暴君的下场！”一瘸一拐地逃出了剧院。布思是一位名演员，二十六岁。几个月来，布思一直在策划绑架林肯，想用他作人质以使联邦让步。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布思找了几个助手。里士满的陷落和李的投降使绑架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布思决定暗杀林肯、副总统约翰逊（Ａｎｄｒｅｗ　Ｊｏｈｎｓｏｎ）和国务卿西沃德。派去刺杀约翰逊的同伙未能得逞。西沃德被刺重伤，但保住了性命。四月二十六日，北军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布思，将他击毙。军事法庭审判了其他八名同伙。其中四人被判绞刑，四人被判苦役。很多北方人认为是戴维斯和布思谋策划的暗杀，另一些人认为约翰逊介入了此事。当代人的推测，是陆军部长斯坦顿（Ｅｄｗｉｎ　Ｍ　Ｓｔａｎｔｏｎ）为了共和党激进派的利益策划的暗杀，他们因为林肯的温和的重建政策而要除掉他。暗杀事件众说纷纭，永无答案，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证实这些假设。布思和他的同伙似乎没人指使。在弗吉尼亚被击毙的那个人是布思本人。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五日，安德鲁·约翰逊在举国震惊与悲痛之中就任总统。人们为林肯的殉难痛哭。四月十九日，格兰特在白宫的葬礼上泪流满面。当载着林肯遗体的列车从一千英里外的华盛顿驶向林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春田市的时侯，千百万人默默地在铁路边目送列车远去。在这个笃信宗教的国度里，总统在耶稣受难日这天被害绝非巧合。对黑人来说，林肯在取缔奴隶制的斗争取得胜利之际，阖然受难，与世长辞，赋予了林肯以基督的形象。

林肯被刺后的一周内，北方充满了悲愤情绪。复仇的呼声不仅指向凶手，而且指向邦联领袖。人们认为他们要对林肯的死负责，也要对战争中丧生的三十六万北军将士负责。复仇的呼声与林肯的重建政策和基督教义背道而驰，也不符合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的精神。他说过：“对任何人都不要怀有恶意，要用基督的宽容精神对待一切人。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为医治好国家的创伤、并为取得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奋斗。”林肯的博爱与坚定是林肯战时领导的基本特点。林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这种博爱与坚定解决各种战时问题的能力。他在北方多次猜疑、分裂或失去信心的时刻，使他们保持了战斗意志。

林肯在情绪沮丧的时候，知道怎样去战胜个人生活中的绝望，内战中，他领导美国战胜了一个民族的绝望情绪。林肯能用轶事趣闻，像寓言一样把重大问题形象地表达出来，并在谈笑中使烦恼化为乌有。一八六二年，林肯的一个儿子死于伤寒。妻子玛丽（Ｍａｒｙ　Ｔ　Ｌｉｎｃｏｌｎ）从此一蹶不振，她的精神崩溃了，再也没能恢复心理上的平衡。在四年零六个月的任期里，林肯的白宫经历极为痛苦，是那一时期美国所经历的苦难历程的缩影。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在任职期间承受过林肯那么大的个人不幸，也没有哪一位总统面临过那么大的民族危机。正是由于林肯的仁爱和伟大使他能成功地渡过了这两方面的危机。

林肯的伟大还体现在他的宽容上。宽容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来说非常重要。面对战败的弱者，林肯充满同情。林肯一定知道，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来自于内心从善的信念。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那怕你面前是任你宰割的战败南方，如果你无法面对内心的正义和从善的信念，你就不能真正“战胜”对手。如果你用胜者的优势，去报复战败的对手，那么在精神上，你其实也战败了。要是给予战败一方以宽容和怜悯，那么你的内心就会随着你的行为而上升，你会发现，你的对手，在从你的宽容和尊重中重新找到尊严的时侯，其实，是你而不是别人就在那一刻找到了一片精神上的乐土。如果是同一个国家的内战双方，那么从这一刻起，这个国家就有了希望、有了前途、有了未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胜利的一刻，面对战败者的态度，面对历史责任的态度，来自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内在精神力量，来自这个国家和民族塑造未来的力量。林肯的伟大，不但体现在内战中他的所做所为，还在于他遇刺之前的那个宽大的重建计划，那个计划体现了林肯和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的内在精神力量。那是一种宗教力量，正是这种力量，通过重建计划为美国这个新兴国家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未来。

林肯的宽容精神来自这个国家的宗教精神。在面对个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这种基本问题时，人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外部挑战。就个人而言，这是向世界证明自己勇气和力量的时刻，也是磨练智慧的时刻。应付这些外部挑战实在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当一个人学会了如何应付外部世界和面对外部挑战，甚至成了一个应对外部挑战的强者的时侯，作为个体的人就会需要一种内在的和谐，一种内心的平静。当他面向自己内心的时侯，他就会发现人类本性上的善恶矛盾。于是，很多人就会有深刻的反省或痛苦。但是，要克服这种矛盾又是如此的艰难，很多人会为此感到绝望。真正有勇气的人，是能直面自己内心的人，那是一种更高更难对付的挑战。很多人试图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用哲学和伦理来面对这种挑战，来摆脱内心的痛苦。但绝大多数人发现他们的努力就象要自己举起自己一样，最后得到的要么是更大的绝望，要么就是走向疯狂。处于这种时侯的人，最需要宗教，这是人认识自己的关键，也是开启人的宗教悟性的关键。宗教的本质是唤醒迷失在外部世界中的人，让他们建立一种内心的力量，无论是在获胜的那一刻还是在失败的一刻，都能保持其内心的和谐与平静。林肯的宽容来自他的宗教精神，林肯的宗教精神来自这个国家的宗教精神，这个国家的宗教精神源于这个国家的建国者，一群农民和商人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对宗教本身的宽容精神。尽管他们的宗教宽容，来自于对欧洲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的反思，但美国的开国先贤们能迈出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这一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一步，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的立国理念远远地走在了当时欧洲所有智者的前面，也走在了历史的前面。

林肯遇刺后的几周里，约翰逊总统努力地适应他的新职务，而邦联的几支军队仍在作战。陆军部长斯坦顿是美国政府最强有力的人物。粗鲁和感情冲动的斯坦顿担心暗杀是叛乱分子颠覆政府阴谋的一部分，他下令逮捕了数百名邦联的同情者。

在这期间，传来了谢尔曼和约翰斯顿签定投降协议的消息。按照谢尔曼对林肯的政策精神的理解，他与约翰斯顿签定的和平条约规定：一旦现存的南方各州的官员宣誓效忠联邦，联邦就给予承认。条约准许被遣散的南军将他们的武器存入州武器库，并且保证给南方人以“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一向在复杂的政治事务中机灵而谨慎的谢尔曼这次犯了大错。他不仅越权，而且没有看到协议可以被解释为对叛乱的各州政府的承认，对奴隶作为私人财产的保证，并且撇开总统和国会擅自决定重建问题。格兰特向谢尔曼转达了内阁对这项协议的一致反对。谢尔曼在四月二十六日按照格兰特—李协定的模式与约翰斯顿重新签定一份投降协定。

在林肯被刺的几周内，华盛顿所有的人，尤其是斯坦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李已投降，但戴维斯和他的内阁还逍遥法外。他们乘火车南逃。沿途每经过一站，戴维斯都要停下来鼓励他的人民继续战斗。约翰斯顿投降后，戴维斯还谈到将政府迁到外密西西比诸州继续作战。对于北方来说，这意味着长期的游击战争。但大多数南方人已经厌倦了，李的榜样比戴维斯的口号更有说服力。五月十日，联邦骑兵在佐治亚俘获了戴维斯。这些事使华盛顿上空阳光灿烂。内战终于结束了。

内战的两个令人担忧的后果没有发生：一、没有发生血腥的复仇。邦联分子没有谋反。戴维斯未受审判被监禁两年，然后被释放，过着平静的生活，写着回忆录。这种对反叛者不加惩处的情况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二、军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没有成为一种权势。实际上，直到一九零四年，每一位当选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ｒｏｖｅｒ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除外）都曾是军人，并以其战功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他们中没有人成为“军人总统”。一八六一年的紧急关头他们毅然从戎；一八六五年，他们又回归平民。

在返回家园之前，波托马克军团和谢尔曼的军队于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大阅兵。整整两天，合众国的武装力量在成千上万欢呼的观众面前列队通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当谢尔曼的大踏步行进的西部人于第二天通过时，看台上唱起了《约翰·布朗之歌》（Ｔｈｅ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ｗｎ　Ｓｏｎｇ）。立刻，这座一度到处是黑奴的城市上空，响彻了雄壮的歌声。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雄辩地证明了内战所引起的变革。

大阅兵后，赢得战争胜利的联邦军队平静地复员并返回了自己的家园。北军的复员工作进行得很迅速，两个月内，六十四万一千人退伍。一八六五年底，海军把五百三十艘战舰压缩到一百一十七艘。一八六六年十一月，联邦军队只有六万五千人。大多数人很快适应了平民生活，没有社会和心理问题使退伍军人受到困扰。

事实上，对合众国的每一位公民来说，过去的一切永远不会再现了。内战给整个民族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在内战中三次负伤，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前步兵上尉奥利弗·温代尔·赫尔姆斯（Ｏｌｉｖｅｒ　Ｗ　Ｈｏｌｍｅｓ　Ｊｒ）说：“内战的经历使参加过内战的一代人与其他人产生了一道鸿沟。由于我们的好运气，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与战火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们从一开始便认识到生活的深奥。”内战产生了一大批回忆录、大众文学和学术著作，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多，比所有战争加起来还多。成千上万个城镇的广场上的内战纪念碑，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事件的纪念碑。

内战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是因为它所体现的人的价值，共有大约六十二名士兵在内战中丧生（三十六万北军和二十六万南军），几乎与美国有史以来所参与的所有其它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六十四万人相等。在美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哀悼在战争中丧生的亲戚或朋友。

内战使美国的国家性质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联邦作为各个主权州的自愿同盟的概念被永远地埋葬了。“联邦”这个词被“国家”所代替。“合众国”不再是一个复数名词。战争以牺牲各州为代价加强了中央政府。一八六一年以前，在联邦的办事机构中只有邮政部门直接同美国人的生活有关。公民们向地方政府交税，在州法院解决他们的纠纷。他们使用由州立法机关授权的银行发行的钞票。内战中，联邦政府成立了国税局直接征税。联邦政府发行纸币，建立了全国性的银行体系，用征税的方法使州的钞票绝迹。政府没收了南方人的财产，解放了他们的奴隶，建立了一个社会福利机构——解放奴隶管理局，废除了各州管理自由奴隶的州法。最初的十一条宪法修正案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而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的六个修正案根据这个先例限制了州权，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战争给南方带来的影响最大。奴隶解放使社会秩序得到了大大改善。一些黑人生动地回忆到获悉自己获得自由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天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这种变化势不可挡，人们用《启示录》中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变化。北卡罗来纳的黑人自由民相信：这便是先知所预言的“一个国家将在一天之内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