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不但是一位卓越的实业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主义者。东北沦陷后，鉴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1931年12月下旬，黄炎培、马相伯等人在江苏发起成立了江苏国难救济会，他们致电老友卢作孚，呼吁共同成立救亡团体。希望卢作孚能发挥个人在重庆和四川的影响，在重庆组织救国会。接到电文后，卢作孚立即出面联络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发起成立重庆救国会，动员重庆和四川社会各界人士抗日救亡共纾国难。
1932年1月23日，重庆救国会在重庆陕西街青年会成立，成立大会上有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商界领袖共23人。会上确定救亡团体的名称为重庆救国讨论会后称重庆救国会，会议通过了会员规则，并推选了卢作孚等5人为干事，卢作孚为总干事，全面负责会务工作。在卢作孚运筹谋划下，重庆救国会很快就发表了救国通电，他们讨论救亡对策，宣传抗日，编发战事消息，报道救亡活动，组织募捐，支援抗战。重庆救国会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重庆和四川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民众纷纷声援上海军民的壮举。卢作孚立即以重庆救国会的名义发表致军事首领的通电，电文中卢作孚慷慨陈辞，呼吁各地军事首领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关头，以国家利益为重，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赴国难。2月1日至5日，卢作孚主持了三次干事会议，为重庆救国会定下了工作重点：首先要以实际行动声援十九路军，一致抗日；其次要加紧报道淞沪抗战消息；还有募集经费，支援抗日将士。为了声援淞沪抗战的将士们，卢作孚亲自拟写抗日宣传标语，并印成传单在社会上散发，唤起了四川民众的爱国热情。
淞沪战事期间，正值春节，重庆各报纸都停刊了。为及时报道淞沪前线的消息，重庆救国会通过航空公司、电报局、川军电台，采编了淞沪战事消息并予以及时报道，从2月2日至11日，先后编辑了10期重要消息，他们动用了重庆青年会的印刷设备，把消息送到了重庆的大小报社，同时让重庆救国会会员，在社会上散发，帮助重庆人民及时了解抗日前线战况。
为了募集资金，支援十九路军将士，重庆救国会在各大报刊上登出了募捐启事，同时印发传单，发起募捐。卢作孚发动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北碚城内、乡镇散发募捐传单。卢作孚，还借助青年会开展募捐宣传，组成了二十几个劝募小组，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进行募捐。卢作孚本人和民生实业的员工带头认捐。在卢作孚的带动下，重庆各界人士慷慨解囊，为淞沪战场捐献了大量的金钱。募集的款项也及时汇往上海，支援淞沪抗战。
1930年代，日本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华倾销日货，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卢作孚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经济侵略行径，强调民族工业是中国抵御经济侵略的根本。为此，卢作孚经常到重庆国货介绍所演讲，宣传倡导国货，对抵制日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卢作孚还把提倡国货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躬身力行，带头示范，规定民生轮船一律不载日货，提出了“中国人不坐外轮”、“中国船不装外国货”、“中国货不装外轮”等口号。卢作孚的宣传鼓动，为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34年，重庆救国会因故解散。重庆救国会的活动时间虽然短暂，但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卢作孚和中国的精英人士们抗日救亡的壮丽人生，折射出一整代实业家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
卢作孚的爱国情怀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时，卢作孚挺身而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
1930年春，卢作孚曾赴东北考察，目睹了日本军人在东北的种种行径，敏锐地感觉到了日本对东北的野心，预感到东北将面临一场危机。当时的大部分国人尚未警觉，但卢作孚已深感忧虑。归渝后，卢作孚在合川向民生员工和瑞山学校师生作了讲演，直击日本的狼子野心，也表达了不做亡国奴的激愤之情。卢作孚还出版了考察见闻和观感《东北游记》，送给四川各界的达官政要、社会名流。同时在重庆的《星槎》周刊和《青年世界》杂志上连载，以期引起人们对日本和东北问题的关注。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卢作孚的预见成真。卢作孚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数月后，卢作孚重印《东北游记》赠阅各界人士，在再版《东北游记》的序言中，卢作孚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而又况狂呼之外，仍无如何应付之计。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
为应对危机，救亡图存，卢作孚在北碚发起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组织峡防局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研讨日本侵略东北的历史，并在北碚《嘉陵江日报》刊载研究成果，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东北沦陷后，各地民众要求国民政府捍卫主权，出兵抗日的呼声高涨。1932年1月初，卢作孚发起成立了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以北碚各界人士的名义署名发表《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宣言》，同日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成立。卢作孚自任总指挥，他将少年义勇队和峡防局职员编为义勇军一队和二队，进行军事训练，以为抗日后援，一旦中日宣战，义勇军就能够开赴前线。卢作孚为义勇军制定的条例中规定队员“公余时间施行军事训练”；“对日宣战时，有应征赴职之义务”。义勇军队员佩带毋忘东北臂章，训练营地的毯子上印有卧薪尝胆四个字，以示不忘国耻。
义勇军成立后，卢作孚派民生轮船运送学生请愿代表到重庆，向刘湘请缨抗战，要求奔赴前方。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卢作孚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和作用，积极敦促川省统一，呼吁川军军阀停止纷争，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四川全省能够一致抗战，卢作孚功不可没。全面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主持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输送川军将士奔赴前线，抗击日寇，英勇奋战，浴血疆场，在抗战伟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也为川军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美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攻占了上海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当时的局势十分危急，中国的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它们是中国仅存的工业命脉，这些企业必须西迁。就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他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西迁事宜。
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两天，国民政府交通部密令各航运公司，迅速将他们的海轮驶入长江，以免资敌。当时长江中的轮船甚多，仅汉口就有645艘，计143,790吨。南京告急后，汉口航政局会同军事运输机关把轮船撤至宜昌280艘，长沙60艘，常德16艘，后又由宜昌撤入川江150艘。
国民政府决定征用民船沉江阻敌。首次调集的江阴封江任务的商船共有23艘。其中，招商局7艘，三北、宁绍、天津……等16家民营航业商船16艘。首次沉船封江，没有征用民生的船只。因为民生正在运送刘湘的4个师、2个独立旅出川。 8年抗战中，川军有6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旅，开赴前线。川军的兵力占了国府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运送川军出川的是民生实业。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日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中央机关、公物由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两家承运。民生还派出部分船只，抢运了金陵兵工厂器材2,000多吨至重庆。
当时，需要内迁的工厂有500多家。所有的撤退重担都压在了卢作孚一人肩上。为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船只，卢作孚抢运人员、器材入川的同时，运送川军出川。由民生运至长江下游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保卫武汉。一年内，民生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达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后又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270余万！

宜昌大撤退实景
193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示卢作孚：“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5千人至1万人到达宜昌，若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千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此时，宜昌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物资6万吨。全国的军工工业、航空工业、轻重工业的生命线，国家最后的一口元气，全在宜昌。当时，日军天天轰炸宜昌，宜昌随时可能被攻陷，更令人头疼的是，再有一个月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也要到了。卢作孚在这国家最危急的时刻，毅然决然地把运输的重担担了起来，这是卢作孚和民生实业的最光荣的时刻。
1938年9月，卢作孚赶到了宜昌。在这个难以完成的任务面前，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最得力的人员参与抢运。卢作孚的抢运计划是：由民生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计划在40天内抢运完各种物资、人员。为此，卢作孚制定了三段航行计划：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不重要的，交由木船运输，或者等待40天后，另行运输；实在来不及运走的，就抛弃掉。
民生当时可用的轮船只有24艘，在和平时期，40天大约能运1.4万吨，一个多月运十多万吨物资到重庆，是不可能的。卢作孚召集人员研究对策，他们决定采取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的时间，设计出了严密的运输计划，对航行时间、物资装卸做出了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把民生船只和码头装卸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长江三峡，非常危险，只能白天航行。于是，他们就夜间装卸白天航行。装卸工人最多达2,000多人，卢作孚则日夜坚守在他的办公室指挥，所有电文他都经手审阅、批示，对所有运输情况、每个细节他都了如指掌，他还常常亲自到码头检查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困难。他鼓励员工道：“今年我们不做生意，我们上前线，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卢作孚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了，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卸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唱歌，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负担了90%以上的运输，损失了400多万元。在指挥运输的日子里，卢作孚日夜无眠，形同槁木。他对员工们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我们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这次抢运出来的军工和民营企业，每月能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这40天内，民生运出的人员和物资，相当于民生1936年一年的运输量。民生在这40天内，奇迹般地运完了所有人员和三分之二的机器物资。
除了物资之外，民生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达64,000多人。其中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
人们称这次大撤退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后人这样评价这次大撤退：“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克尔克的撤退没有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卢作孚的勇敢得到了所有的抗日军人们的尊重，冯玉祥将军称赞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民生为这次大撤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民生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还有116名职工献出了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
战时的交通难题一是船只不够，二是燃油紧缺。民生实业的46只轮船中，有32只是烧柴油的。当时我国不产柴油，全靠进口。抗战爆发后，运输线被切断，柴油没有了来源。卢作孚在武汉撤退时，买下了4,000多吨柴油，但宜昌大撤退耗去了一半，剩下的燃料只够半年之用。为此，卢作孚开始改造轮船的工作，短短几个月内，一批改造的烧煤船就投入了运输的队列。紧接着，民生又建造了15只中型烧煤船和2只吃水浅的柴油船。
为了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各抗日前线，卢作孚修筑了两条公路：第一条公路从三斗坪，经鄂西山区，入湘与长江上游的航线相连，是为一条水、陆联运线。第二条公路从泸州起，经贵州西北部，直抵云南囗益，也是一条水陆联运线。这两条公路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两条大动脉、通过这两条大动脉，国外援助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后方，再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前线。
1939年，民国政府任命卢作孚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负责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这一任命甚至没有征得卢作孚的同意。卢作孚知道一定是粮食危机威胁到了抗战全局。卢作孚用了两三个星期，就组建了一个粮食管理体系。他以最快的速度，全面调查了粮食供应作情况。他发现粮食问题，不是因为灾荒和缺粮，而是官吏们的贪污，还有就是现在的粮食运输系统，无法将散在各地的粮食运出来，集中到城市。问题的症结，仍是运输。
找到原因后，卢作孚提出一个粮食运输计划：把没有公路的偏僻地区的粮食，先用人力运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上集中，然后从这些集中地用汽车、船只转运到重庆以及交通要道边上县城的政府粮仓中。一场粮食危机，几个月内就被卢作孚消除了。
后人评价卢作孚解决大后方粮食问题的功绩时说：“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撤退的‘奇迹’等同，并且是以同样有效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
紧张的工作，严重地摧残了卢作孚的身体。他的心率不齐症复发，时常身心衰竭。一次在工作中他昏倒在地，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发现，他心脏病严重，且肺膜破裂。在病床上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卢作孚又投入了工作。1941年冬，卢作孚的病情再度恶化，民生在歌乐山上借了一所房子，强迫他住下接受治疗。这次他被迫休息了6个月。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川江成为大后方主要交通运输通道。执川江航运牛耳的民生的地位日显重要。民生在战前经营的航线仅限四川境内及渝叙、渝沪两条出川航线。抗战爆发后，民生又开辟了30多条长短航线。民生在拓展航线的同时，为了解决进口物资减少，船用器材缺乏，研制了船用高压水管锅炉和其他船舶配件；并且就地取材，在使用代用燃料取代煤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中国的抗战维持了一支有效的运输队。
1942年，卢作孚病愈后，来到了北碚。这时的北碚已是战时的后方的重要科学、文化、教育中心，外地迁入了100多个机关，其中有复旦大学、中央研究院、国家编译局、国家农业研究所及工业研究所、国立地质调查队、国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来、陶行知、老舍、陈望道、李公朴、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人和社会名流、学者都曾目睹过北碚盛极一时的局面。
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卢作孚的陪同下，参观了北碚。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这就是卢作孚为战后的中国勾勒出的美好图画。
1944年10月1日，卢作孚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会议是为二战结束后，安排战后经济秩序而召开的。着重讨论战后各国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运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卢作孚在会上就战后世界航运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第一，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最深、损失最重的国家；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航运业破坏殆尽。要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及内河航运。第二，为了彻底消除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德、意、日侵略集团重新抬头的可能，建议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第三，为了帮助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各国代表一致通过了该提案。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抗战期间，民生实业收购了从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船只70多艘。民生实业在其最庞大的时候，拥有船只达到 了137艘、60,000余吨位、职工17,000余人。独占了川江航运，是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它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其中有民生机器厂，是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并在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行业中的78个企业拥有大量股份。卢作孚曾担任过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为向沿海和外洋发展的基地，开辟上海至台湾、汕头、香港的南洋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的北洋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实业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了三艘海轮，把航线延伸至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了1949年，民生事业拥有各种船驳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卢作孚成为国共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请黄炎培代中共向卢致意，并请求拜访卢作孚。十天后，台湾国民党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提名卢作孚为政府交通部长，被婉拒。1949年5月，阎锡山为新一届行政院物色人选，再次邀请人在广州的卢作孚入阁，被再次婉拒。1950年6月间，卢作孚奔走于香港与内地间，同时把滞留于台湾、香港的民生轮船开到公海。其间，国民党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赴港劝卢作孚去台，卢作孚不为所动。中共方面让在北京的黄炎培和张澜向卢作孚传达中共邀其北上之意。卢作孚未能及时北上，是为民生业务所累，许多民生船只仍在海外，为了获得外国银行贷款，一些民生船只已被抵押出去。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卢作孚于1950年将民生在海外的18艘轮船驶回上海、广州。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由香港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拜访了黄炎培。之后又作为特邀代表，于6月1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为了海外未归的民生轮船安全，中共没有公开报导卢作孚回京并出席政协会议。
据卢作孚的孩子回忆，早在1950年初，卢作孚滞留香港期间，他就通过代表向中共提出过民生实业的公私合营请求，返京后，卢作孚向中共提交了民生实业的公私合营具体方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同意，1950年7月，交通部派出了代表，与民生实业的代表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8月10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与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进入公私合营的序列，同时政府的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会。1952年9月1日，民生实业正式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作为公私合营典型。
很快，卢作孚又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北京期间，他曾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共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陈铭德等老友。
1950年10月，卢作孚回到重庆，受到了重庆军民的欢迎。西南王邓小平也接见了他。不久，卢作孚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很快，卢作孚又投入到民生实业的日常工作中去了。
1950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民生的一些职工被捕。民生的一位董事因为是重庆袍哥老大，在肃反中被捕，并被处以酷刑致死。这位民生董事曾积极参加抗战，掩护过共产党。民生机器厂厂长也被以反革命罪处死。这些事，让卢作孚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痛苦万分。
1951年初，卢作孚到川南参加土改。1951年春，卢作孚准备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同年冬天，卢作孚赴京开会，周恩来希望他到交通部负责工作，并告诉他已给他在京备好寓所，希望他迁居北京。这显然是调他离开民生，让他摆公司业务，同时避开三反、五反运动。但这不符合卢作孚的个性，他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
1951年12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12月8日重庆召开动员大会，市长曹荻秋做动员报告，号召检举揭发。根据中共要求，民生的船只每周必须停船几天，进行三反运动。但民生担负着为抗美援朝运送物资的任务。这一切使民生公司负债累累，经营困难。
　　
卢作孚由京返渝后，即面对三反、五反运动，还有民生内部的民主改革。1951年12月4日《重庆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民生实业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极不彻底”，公开批评民生，矛头直指卢作孚。
正当卢作孚满怀壮志，准备为新政权作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卢作孚返渝后，新政权相继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遍及全国各个阶层，民生也无法逃脱。运动的领导者对公司的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冲击，卢作孚对此甚感惶惑。
新政权建立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航运业务量不足，民生的经营状况开始恶化，加上过去扩大公司时的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公司收支出现失衡，入不敷出，财务渐窘，发工资都有问题了，员工情绪严重波动，公司局面开始不稳，卢作孚忧虑重重。
1952年初，新政权决定给予民生特殊对待，在对私营企业暂停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贷款一千万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转告民生。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一位负责人谈话，转达了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回渝后，立刻转告，让卢作孚放心。但是该负责人没能将此消息转告卢作孚。在卢作孚去世两天前，北京来电报来确认为民生贷款一事，该负责人接到电报后，又没有及时交给卢作孚。此时，民生的财政危机原本可以在新政府的帮助下安然渡过，但卢作孚却完全不知道北京的这一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而忧心如焚。
1952年1月20日，卢作孚给女儿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他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非常关心，还教导女儿要好好做人做事，好好服务国家、服务人民。这封信中，卢作孚的精神状态很好。
1952年2月5日，民生的川江主力民铎轮在丰都附近触礁沉没。2月6日卢作孚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当时有传言说这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民生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卢作孚来说，该事故是雪上加霜。据卢作孚夫人回忆，那些天，卢作孚守着电话疲惫不堪，整夜整夜地失眠，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卢作孚的性格坚毅、沉稳，他检讨了自己的一生，认为实业救国是他创办民生的初衷，他不肯颠倒是非，给自己抹黑。在民生资方代理人小组会上，卢作孚对自己从小学毕业以来的思想做了回顾，他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各位，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被特别安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说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去，揭发了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接受了卢作孚的“糖衣炮弹”，是受了卢作孚这个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严厉追问张祥麟是否还有隐瞒的问题，其间会场还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很紧张，卢作孚非常困惑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虎门号轮船上的服务生，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他和卢作孚一起工作时间不长，但卢作孚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关怀搬出了卢家，在开会上“揭发”了张祥麟，但矛头直指卢作孚。会后，卢作孚找关怀和在场的有民生高层人员谈话，卢作孚劝关怀要负责任、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无中生有。关怀拒不接受劝告，有恃无恐，态度恶劣。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对贿赂官员的行为不屑一顾。他不认为用自己的工资招待同事是腐蚀干部，他更无法理解的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会如此对待他。卢作孚极为重视人格尊严，这样的无端侮蔑，他是不能接受的。1952年2月8日，民生的五反动员大会对于卢作孚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导致了他当晚自尽。五反运动中，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全部入狱“审查”，其中有两人被处决。
1952年2月8日下午，卢作孚夫人在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会后，她来到了儿子家中。晚上7时，卢夫人到家。家里的佣人告诉卢夫人，卢作孚回家后就去卧室休息了。过了一会，卢作孚仍没动静，佣人进屋察看，发现他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卢夫人遽逢大变，不知所措，去电话到民生求救。民生派了一位副总经理和医护人员来到卢家。他们发现卢作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医生立即进行了抢救，但无力回天，一代船王卢作孚就这样在59岁的壮年去世了！
1952年2月12日，卢作孚出殡，送葬的人有党政军和工商业人士及大量的民生员工。卢作孚为家属留下了遗嘱：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是在1952年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后的第21天自杀的。卢作孚在当时的中国工商界人士中，在资格、人望、功勋、才智、资质方面，无人可以与之匹敌。他是一个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人，他代表了中国发展方向。他是一个投身实践，把教育救国、农村建设、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实业救国完美地结合起来的人，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实业家和政府官员，他是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国家进步、抗战大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标杆式人物在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第一个自杀了。
从中共方面来看，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在那个时候整卢作孚的。毛泽东对于卢作孚的自杀始料未及、完全出乎意外。卢作孚之死对中共高层震动极大，以致于五反运动到了1952年3月中旬就开始降温了。同年4月，毛泽东就指示说：“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卢作孚在工商界的地位特殊，是当时所谓资产阶级或民主党派中的任何头面人物都无法相比的，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周恩来曾要亲自来重庆处理卢作孚的丧事与善后事宜，因为卢作孚是他派人到香港邀请，并由香港地下党专门安排回的北京。卢作孚回京后，毛泽东曾两次宴请卢作孚。这本来是中共统战的重大成绩。但是回重庆后，卢作孚以自杀来反对五反运动。卢作孚的自杀，是对五反运动最强烈的抗议。尽管，卢作孚的遗嘱中，完全没有涉及五反和中共。但是，毛周心中非常清楚，他们打碎了什么。卢作孚的自杀，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五反部署：先是推迟了五反的步伐，尤其是上海的五反；接着是采取了“稳步前进，狠而不乱”的措施；然后是缩小了打击的范围，而且仅用“罚款”一个措施来对付那些资产阶级了。
一直要到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才为卢作孚作出了政治结论称：“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08年，重庆评出历史名人，对卢作孚的评语是：“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
2011年5月1日，重庆市合川区卢作孚广场扩建，卢作孚主题青铜雕塑揭幕，供市民缅怀参观；该铜像雕塑及生平浮雕由四川美术学院王官乙教授领衔的团队创作，该雕塑每一个创作细节和阶段性创作方案均征得了卢作孚先生家属认同。
卢作孚为抗日战争和中国的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只有小学学历的卢作孚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毅力，自学成才，成为一位成功的数学老师、国文教员、《川报》记者、主笔、社长和总编，创办了成都通俗教育馆和西部科学院。一个完全没有经商经历的卢作孚创立了中国私营企业之最的民生实业公司，统一了四川航运，在抗战时期凭借着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撤退”。一个生活在军阀横行的社会的卢作孚，几十年如一日，把北碚建成了一个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文明社区。卢作孚以毕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乡村建设、实业。这三件大事密切相连，互相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构成了卢作孚的全部生命。
中国近代史由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一直在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看到中央集权对企业家和他们的活力的伤害，还可以看到官本位的传统对市场经济中诞生出来的企业家的影响。只有在北洋时期那一个异常短暂的年月里，民营资本得到过应有的自由。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实业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激烈的变动之中。在这些关系中，只要国家与政府占了上风，这个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就会停滞、倒退。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现代化的建设。这其中有着很多企业家的身影，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主角，而且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清末，正是当时的民营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的博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从清末到今天，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给这个国家的治理带来的只有负面效应。
纵观世界近代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有着政治、军事、知识、和经济精英的作用。只有在中国的近代史中，几乎见不到经济和企业精英的影子，即使有些史书中对他们稍有提起，也只是不经意的、毫无价值的、无关紧要一群见利忘义的人。但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对国家的热诚、对现状的判断、对未来的眼光、对历史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往往超出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政治家。这是因为他们冷静而保守、他们务实而又智慧、他们不屑于那些光芒万丈的口号。只要给他们改变国家和自己命运的机会，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会给出最佳方案。但是，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社会地层的深处，始终有一股无名的、愤怒的力量，它们源于“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等均贫富的古老观念。它们是流淌在地底的熔岩，一旦遇到机会，就会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市场造成巨大的伤害。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企业家立即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企业家永远是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尽管这种指责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并且痛快淋漓，但是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企业的成长带来的伤害极大，并且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变革。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的企业家——来自民间自由资本的财富阶层为这个国家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其实远远超出了那些政治家们的作用。正是他们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引进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是这个国家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来自这个国家的最底层，他们从这个国家的最底层开始进行变革，他们改变了这个国家精神面貌；在这个国家最危急的岁月里，他们的表现极为英勇；当这个国家被理想主义弄的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依赖的是他们曾经的传统，把这个国家从破产的边缘解救了出来。中国船王卢作孚就是这些被遗忘的伟大的中国企业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