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虽说“告老还乡”在中国古代，是官员们职场生涯的基本套路。

但并不是所有的年代都这样，比如北宋年间，高官们别管老家在五湖四海，退休后几乎都奔一个地方：洛阳。


北宋年间的洛阳，是大宋王朝的“西京”，地理上依山傍水，自然环境宜居。


外加北宋优待文官，高官薪水本就高得吓人。


从宋仁宗年间起，北宋的退休高官不但能领到全额退休金，还可以担任“应宫使”之类的兼职，啥事不干就多拿好几份退休金。


另外还有“恩荫”，也就是子弟学生都能沾光，跟着递补做官。


这样既能毗邻汴京，还有有门生子弟围绕身边。


对于有钱有闲的高官们来说，养老？洛阳当然是首选。





当然，选在洛阳养老，对于北宋高官们来说，退休去洛阳，还有一个“只可意会”的目的：
洛阳毗邻汴京，自己与昔日同僚们住在这里，日常就能勾搭连环，朝中有个风吹草动，也能及时知道。等于是汴京之外，又一张能量巨大的权力网。
意义相当重要。
不信就看司马光等旧党们，“熙丰变法”时一个个失势，低调“退休”在洛阳，宋神宗驾崩后接着就雄赳赳杀回来，迅速把“变法”踩了个稀巴烂。洛阳，就是他们逆袭的跳板。


有这么多好处，当然就啥“乡土情怀”也不顾，整个北宋年间，洛阳城都是高官扎堆，城里的豪宅也是林立。


比如有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名言的旧党领袖文彦博，其在洛阳城的住宅，占地面积就有几百亩，而且里面一半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堪称是天价园林豪宅。


其他高官的宅邸，也基本是这类操作，都是既求最好更求最贵，生活无比滋润。




但这滋润生活，说到底还是朝廷买单，而且是朝廷大把的钱砸在洛阳，养一群白吃饭的老人家。


以靖康之耻前，宋徽宗年间的淮南转运使张根的吐槽说：
淮南二十个州一年的赋税，竟还不够养洛阳城里这些“老大人”们。
再看看靖康之耻时，那些担负守土之责，却只能啃着黑豆作战的羸弱宋兵们。
可以说，“积贫积弱”的大宋，也是被这帮“洛阳老大人”活活吃死的。


而比起北宋高官这操作来，大部分的年代里，官员“告老还乡”也基本是人生首选。


至于原因，也不止是落叶归根的情怀这么简单。


比如2001年杨立新主演的电视剧《海瑞》里，内阁首辅徐阶告老还乡时，徐阶弟弟吐槽他的那段话：
“哥哎，就皇上给您那点银子，是够吃的还是够喝的，还是回家吧，咱家的地可不像以前，现在一眼都望不到边喽。”





这段虚构的剧情，却恰恰道出了官员“告老还乡”的真实原因：
这回家后的“养老生活”，实在是太诱人了。


比起宋朝来，明朝官员账面上的薪水极低，以至于明朝都亡国了，明朝遗民顾炎武还在哀叹大明“百官俸禄之薄”。
但低工资的明朝官员，特权却是奇多，很重要一项就是“优免”：
明朝正二品的文官，就可以享受“优免”八千亩土地赋税的特权，真正执行起来，那就能免则免。只要有个“官身”，丁点赋税劳役都不用担。





如此一来，官员“优免”的钱粮赋税，当然就甩给小民百姓买单。


扛不起的老百姓们，只好把自家的土地“献”给官员们，宁可在官员家里做个佃农。


如此操作下，哪怕这些官员们，平时一幅清正廉洁的“清流”状，但其老家的土地财富，也是不知不觉间就膨胀。以明朝学者聂豹的怒斥说：
“凭借朝堂优免之厚恩，阴食吾民之膏髓”。


而作为聂豹“好学生”的大明首辅徐阶，就生动验证了这番怒斥。


他退休时的财富，何止如他弟弟夸耀的那般“一眼望不到边”？


当时他名下的土地，已有六万顷之多，家里的仆人佃户更多达千人。


他作为内阁首辅的那点俸禄，与之一比确实不够看。





甚至到了明末时，徐阶这惊人的财富，也都成了小儿科。


各级官员的仕途生涯，基本都是人前充清官，人后靠着“优免”特权，悄无声息的搂地捞钱。比如董其昌这种从三品的参政，都能囤积万顷良田。


至于高官家族？那更富到瞠目结舌：
无锡的华家，每年仅地租收入就有四十八万两白银。
苏州钱家地跨三州，地租九十七万两白银。
嘉兴的尚家积财百万两白银……
家家富可敌国。




家乡产业如此丰厚，“退休生活”如此值得期待。
这些高官们如何不思乡心切，只要退休，当然就撒腿往家乡跑。“
前明富家甚多”的感慨，也成了晚明一大“标牌”。


可这“幸福生活”，说到底是钻了“优免”的空子，挖着朝廷的墙角。
丰厚的家产收入，更是“阴食吾民之膏髓”。
看过这真相，也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看似繁华的大明朝，会在十七世纪被轰然“挖塌”。
被吸够了民脂民膏的苦农民们，为什么又会揭竿而起？





一个看似简单的“官员退休去哪”的问题，其实就是个醒目的晴雨表，浓缩了多少兴衰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