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文史精华》2010年第7期，作者苏全有。 6park.com
孙传芳被杀是民国年间的大案，其诱因是施从滨被杀。长期以来，为父报仇的施剑翘被神话渲染，加以蒋介石、冯玉祥、李烈钧亦身影闪现，以至该事件迷雾重重。笔者通过对当事者后人的采访，以及查阅、梳理有关文献记载，终于解开该案的谜底。

事出有因
第二次直奉战后，奉系独霸天下。1925年8月29日，北洋政府在张作霖的压迫下，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奉军取得上海、江苏和安徽的地盘后，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张作霖就曾表示：“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有人敢打我。”
奉军的节节南下和步步紧逼，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已经引起各方的严重不安。
西南四省正在共商联防同盟组织，以防奉军深人，因奉张的步步吞食而节节退却的冯玉祥也以“因许加盟，共为十四省区”亲笔信联系吴佩孚。孙传芳见此，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于10月7日在杭州召开秘密会议，与直系和有关各省代表讨论出兵攻奉的任务。参加会议的有福建督办周荫人、赣南镇守使邓如琢、皖南镇守使王普、江苏第四师师长陈调元、湖北督办萧耀南及下台军阀齐燮元、马联甲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皖、赣、苏、闽、浙五省联盟，组成五省联军，推孙传芳为总司令，树“拥段反奉”旗帜。联军号称20个师，20个混成旅和9个步兵旅。孙传芳还请吴佩孚出山，共图大举。
谁来打第一枪呢？如果按着地理位置，应该由江苏军队首先发动，因为，苏军与奉军同居一省。但是，陈调元、白宝山等怕敌不过奉军，不敢首先发难，于是孙传芳自告奋勇，率先起兵。会议结束后，孙军以国庆阅兵为名开始向松江、长兴集中。
张作霖闻讯，急召关内奉系四督——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江苏杨宇霆、安徽姜登选，于双十节前赶回沈阳，讨论应付孙传芳的问题。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孙军分为五路，以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为第一路司令，北军第四师师长谢鸿勋为第二路司令，担任由沪杭线进攻上海；北军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第四路司令，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岐为第五路司令，负责由长兴进攻苏州；孙自己兼任第三路司令，担任居中策应，另派孟昭月为杭州戒严司令，留守后方。
孙传芳的突然起兵，使得号称“小诸葛”的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狼狈北撤。他作为奉系前方第一要员，见局势难以收拾，乃决定遵照张作霖“应相机撤回徐州待命”的命令，对孙军采取不抵抗的方针，退兵十分迅速，借以保全实力。10月18日深夜，杨宇霆乘专车由浦口抵达济南，下车后至督办公署与张宗昌晤谈出兵事宜。
形势所迫，张宗昌不得不答应出兵，而且也不得不亲自出马。于是又深入研究了一下出兵办法。张宗昌以第一军部队正在扩编整训，立即出发确有困难，决定动用山东原有地方部队。办法商定后，为了让杨宇霆放心，立即将孙宗先、施从滨等地方部队将领召来，当着杨宇霆的面，说明目前的局势和决定采取的对策，并正式下达了任务。杨见山东出兵一事得到具体落实，方才乘车离开济南北上。张宗昌也随即动身，带领祝祥本卫队旅，乘铁甲列车先行驰赴徐州。
1925年9月，也就是与孙传芳交手之前，张宗昌部辖东北陆军6.5万人，原山东陆军2.8万，共计9.3万人。张家军尽管人数很多，但由于主力部队正在整顿，地方部队与张宗昌关系不密切，且战斗力不强，这就为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10月24日，张宗昌亲自赴徐州布防，与姜登选洽商防御计划。同行者有第五师师长孙宗先、军务帮办施从滨。第一军卫队旅旅长方永昌带卫队旅全旅，共分6列车运载，随张宗昌南下。另外，二十八旅、二十九旅也将随后陆续开到。
在此之前的22日，浙军一师四混成旅、苏军两混成旅已全部运输到津浦路，向前方推进，前锋已抵蚌埠。孙传芳的行营专列也已开到。张宗昌在凤阳、蚌埠之间设置了3道防线。他调第二旅开抵宿县，他本人则亲临徐州指挥。
为了强化对孙作战，张宗昌与施从滨、孙宗先效法三国桃园三结义誓盟：施长，孙次，张排三，俨然刘、关、张三兄弟。张宗昌自豪地说：“有咱兄弟三人守此，哪怕孙郎百万兵！”
张宗昌还许诺，战胜孙传芳后，施从滨督安徽，孙宗先督江苏。
与此同时，五省联军的另一路军队渡江北上。孙传芳的浙军已经渡江3万人，聚集在乌衣镇、滁县路站附近。等苏军马玉仁师、白宝山师渡过五河以后，会师进攻凤阳。
现在滁州的浙军约有5万人，卢香亭、谢鸿勋、陈调元的主力部队，预备攻蚌埠。
另在张八岭的奉军因所处地势不利，且人数也很少，接战不利，即向临淮关撤退。浙军于修复明光站附近之假桥后，前锋已抵近临淮关。之后，大军集中临淮关，继续向蚌埠逼进。奉军继续撤退，23日联军占领蚌埠。这时，皖军与联军会合，孙传芳命令工程队尽快修路，以备大军向徐州前进之用。
各路兵马到齐后，孙传芳下令向徐州方向推进。这时突然收到白宝山海州告急的求援电报，孙传芳只得派师援助海州。原来在10月26日，山东军队盛传苏军白宝山师将由海州乘船袭击青岛，进攻奉军后背。张宗昌决定先发制人，他于当日派第三十二旅旅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由青岛率领海圻、华甲、豫楚、永翔4舰，载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和邢士廉退到青岛北面的3000人，向前进发，进攻海州，从侧面进攻孙传芳。
张军另外用运输舰两艘，运送军火给养，随后开往海州湾。
奉军占领海州后，又进取清江浦，苏军马玉仁部战败。张军准备趁机再从运河南下取镇江，抄袭孙传芳后路，使他腹背受敌，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白宝山在海州危急时，一日内向孙传芳发6次十万火急的电报，请求援助。孙传芳决定派闽军第二十四旅的步兵、炮兵800人先往援救，又飞调驻六合的苏军第三师刘明汉旅全部调往江浦应援。孙传芳还觉兵力不够，怕不抵张军，又命令苏军抽调4个混成旅由郑俊彦率领前往参战，并责成白宝山、马玉仁、陈调元务必夺回海州。孙传芳派的这些军队赴到海州后，即与奉军展开了激烈的大战。
孙传芳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派卢香亭为前敌总指挥加紧进攻徐州，以牵动前线的奉军。兵锋所向，直指蚌埠。
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张作霖那里领到大批饷银、给养。特别是张宗昌，给白俄领了一批活牛活羊，还有大宗白兰地洋酒、大炮台香烟等名贵东西，专门供应这一大批白俄军享受之用。
白俄军的军纪很坏，每占领一地之后，白俄兵手执伏特加或白兰地酒瓶，边歌边饮，招摇过市，或殴打行人，或调笑妇女。20年代，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大都缠小脚，“老毛子”一来，她们纷纷逃难，但因脚小，步履艰难，常被俄兵捉获，“从则淫之，拒则杀之”，所以老百姓对白俄兵恨之入骨，一听说“老毛子”来了，便逃避一空。
施从滨部经过数日整顿补给后，就由兖州、泰安防地，先后开到蚌埠附近。但施军布防尚末就绪，而孙传芳的谢鸿勋师和卢香亭师两路大军取钳形攻势，把蚌埠的西南东三面包围，连夜向市区施军猛冲。施部本是缺少训练的老弱残兵，又兼军饷积欠不发，兵无斗志，一遇谢、卢两军夹攻，便纷纷败退。蚌埠便被谢鸿勋占领了。
张宗昌的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线东侧，掩护施从滨向南急进。白俄军一路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当施部进入蚌埠时，白俄军处在蚌埠以北地区，致使施军孤立无援。
孙军占领蚌埠后，便立命李俊义旅马葆珩团驰赴津浦东侧迎击白俄军。马团官兵一路胜利，便有轻敌急功的念头。先头尖兵因过于突出，一遇白俄军，全部50多人完全被大队白俄军包围杀死。残忍如同野兽般的白俄军，甚至对孙军士兵挖眼睛、割鼻耳、取心肝以取乐。卢香亭大队开到，立即展开激烈冲杀。大部白俄军赤膊作战，一手拿着白兰地酒瓶，一手拿着上好刺刀的步枪，一面狂饮，一面冲杀，凶猛异常，把马葆珩团几乎击溃，副团长、营长多被打死，士兵伤亡甚众。马团急命步兵全线撤退，将全团机关枪和大炮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当即打死打伤白俄军800多名，他们才酒醒，弃枪逃窜。可是他们都穿着长大皮靴，个子又大，跑得不快，又被活捉了300多名。因为马团前锋曾被他们残杀，前线士兵为了给被杀官兵报仇，也以暴易暴，把被俘的白俄官兵，有的吊在树上活活烧死，有的吊在车站当活靶子打。等到旅、团长赶到时，才制止了这种野蛮的行为。
至于铁甲车上的白俄部队，在战斗中拼命用机炮扫射，待时间已久，弹尽援绝，欲进无路，欲退不能。他们本能自已修理铁路，但因被包围，亦无法下车进行。当时的铁甲车司令俄人车柯夫自认部属全非中国人，平时纪律极坏，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参加中国的内战，如果被俘定难活命。于是把人集中一起，连女眷在内，共七八十人，浇上洋油点上火，一阵浓烟起处，这伙白俄全数火葬在铁甲车之上。
施从滨部撤出蚌埠后，仍在蚌埠以北坐着铁甲车督战，希图挽救失败的局面。不料谢鸿勋师上官云相团，已绕到固镇桥以北，把铁轨拆掉，断绝了施军的归路。固镇以南卢香亭师马葆珩团，趁消灭白俄军的余威，向施军猛攻。此时施军遭到孙军腹背夹击，同时又悉白俄军已被消灭，感到孤军被围，形势紧急，就下令铁甲车开足马力向北速进。铁甲车到固镇桥时，施从滨见长达一里的铁桥面上，挤满了向北逃窜的自己部队，他不忍在自己部队的身上碾过去，又命铁甲车往南开。没有开十几里远，见大部孙军冲杀前来，又急命铁甲车往北行驶。到固镇桥时桥面仍是挤满着部队，争先恐后向北逃窜。此时由北向南截击的上官云相团正包围张军缴械，固镇以南的马葆珩团，又已紧追前来。在生死关头，施不顾部下将士的生命，命铁甲车开足马力，在自己部队身上冲过桥去，桥上1000多人立刻化成肉饼血浆，冲下河去也不计其数。当时血肉横飞的惨状以及惊叫惨呼之声，真是无法形容。还有许多带着上校、中校肩章的军官的下肢已经被碾掉，但还能说话，要求过桥官兵快给他一枪，免得痛苦。孙军随军文职人员等过桥时，目睹此种满桥血肉狼藉情况，都吓得不敢过桥，有的竟痛哭失声。
施从滨冲过固镇桥后，满以为可逃过此大劫难，那知铁轨已经被拆掉，铁甲车立即倾倒路旁，他和随从人员全部被俘。
施从滨被杀
施从滨被孙部俘获时，已是须发皆白的七十高龄老人，着陆军上将服装，他还很自然地对孙军说：“你们辛苦了。”
当时由谢鸿勋派一营长把他送往蚌埠总司令部（谢还写一报告给孙传芳，井要求优待施从滨）。施见孙传芳时还行了军礼。孙在烟床上动也没动，便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么？你马上去上任吧！”
于是孙就命人把施拖出去枪杀了。
事后孙部里许多军官，都对孙擅杀战俘表示不满。据孙自己对亲信说，他杀施是给邓如琢、陈调元等一个眼色看。内部将领都认为此次战争，是出人意料的顺利，很轻易就占领了上海、江苏、安徽，致使孙传芳得意忘形，儿戏般地枪杀了施从滨。
杨文恺著《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对孙传芳杀施从滨的记载是这样的：
孙传芳命令卫队团长李宝章将施从滨押解到蚌埠，交军法处长陈锡璋审讯。施直认不讳，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幕僚杨文恺对孙说：
“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监禁。”
孙不听，拍着桌子对杨说：
“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
杨又劝孙冷静考虑，不可操之过急。并言道：
“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
孙声色俱厉地说：
“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呢？”
杨见孙主意已定，难以挽回，无语而退。孙即命令李宝章把施从滨由军法处押出来。施亦自知必死，他说：
“就在这里执行吧。”
李宝章终于把施押到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身首分在两处掩埋。
杨文恺的记载可以作为孙传芳杀施从滨的情节补充。
李藻麟著《我的北洋军旅生涯》记载，称施从滨被杀另有隐情：
当时传说，施被俘后，孙传芳立即电告吴佩孚，吴回电就地枪决，施遂被害。吴之杀施，缘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当直奉两军正在山海关一带酣战不已时，冯玉祥突然倒戈，致使吴佩孚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绝境。其实，直军在江苏尚有六个旅的兵力，吴佩孚把起死回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部分兵力上。他打算利用津浦路把六个旅迅速运至京津前线，同冯玉祥国民军决一雌雄，但唯一顾虑就是怕山东方面破坏铁路，阻挡直军北上。不料山东果然表示反对直军假道山东，一线希望终成泡影。吴佩孚手无援兵，一筹莫展，最后不得不将大军弃置于山海关，只身乘船离津南下，致使直军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山东方面之所以坚决反吴，据说施从滨主张最力。因此，吴将施恨之入骨，遂有杀施之举。此说系奉方当时猜测谣传之辞，并无实在根据，姑且志之，尚有待知情者揭露事实真相。存之。
孙传芳杀害施从滨，过于狂妄，他万万没有想到，10年后，当他放下屠刀念经唱佛时，施家后人施谷兰改名施剑翘，为报父仇，也将他杀了。
孙传芳之死
施剑翘是施从滨从他哥哥施从云那里过继来的。施从滨被孙传芳枪杀后，尸首被分解，暴尸三日，悬首七日！施从滨的被杀，激怒施剑翘，她立志为父报仇。在悲愤之余，施剑翘作了一首诗，以表明自己的决心：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却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起初，施剑翘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她的叔兄施中诚及几位弟弟身上。施中诚早年丧父，是由施从滨夫妇抚养成人的。施从滨被杀时，他刚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施剑翘很有心计，她知道，要报仇就得让施中诚和几个弟弟到军队中去当军官，手中有了军权，就好办了。施中诚刚好毕业，施剑翘立即带他去见张宗昌。张宗昌是施从滨的上司。在施剑翘的恳求之下，张给了施中诚一个团长职位，并出资送施剑翘的几位弟弟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为杀孙传芳准备条件。转眼几年过去了，施中诚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但是，其人只顾吃喝玩乐，将报仇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施剑翘多次劝说无效，十分痛心。恰巧，这个时候，施剑翘认识了阎锡山的中校参谋施靖公。施靖公得知施剑翘的事情后，主动表示要为施剑翘报仇。报仇心切的施剑翘信以为真，便以身相许。然而，施靖公的目地只是为了得到施剑翘，报仇之事不过是说说而已。施靖公得到施剑翘后，就一反原来的态度，再也不提报仇的事。
两次依赖别人为父报仇，两次失败被人欺骗。施剑翘最终下定了决心，要亲自为父报仇。
施剑翘并不认识孙传芳，而且也只是听说他在天津。因此，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孙传芳。孙传芳一生作恶多端，而且又经常进行不可见人的勾当。因此，其行动格外隐蔽，从不肯轻易露面。施剑翘要找到孙传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经过多番的查找，施剑翘弄清了孙的住处和相貌。
一天，施剑翘在孙宅门口摆了个小摊，想在孙走出大门时开枪射击。可是，她刚坐下，两个看门的卫兵就把她赶走了。以后的几个月里，施剑翘一直都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很快就到了施从滨被杀十周年的忌日，焦躁苦闷的施剑翘来到日租界的观音寺，给亡父烧纸念经。当班的和尚念完经后便要下楼休息，施剑翘却跪在地上痛哭失声。当班和尚觉得奇怪，便劝道：“女施主，你已为亡灵烧纸诵经，为何还这般伤心？”
施剑翘抽泣着说：“烧纸念经不过是尽儿女一点儿心意罢了，其实还不是迷信吗！”
和尚有点不快，说：“女施主，这就错了，如果是迷信，那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也信佛吗？”
一听到孙传芳3个字，施剑翘停止抽泣，装作不信。上前问道：“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贫僧怎会欺骗施主。前年，他们两人在东南角租了块地，创了个佛教居士林。靳云鹏是林长，孙传芳是理事长。”
和尚越说越来劲儿。施剑翘无意中得知了孙传芳的行踪，大喜过望。于是，她化名为董慧也加入了这个居士林。
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出头，向天津市富绅李颂臣说妥，将坐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原为李氏宗祠），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任林长，孙任副林长。新居土林成立之后，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发生了很大的号召力，辗转相告，信徒纷纷而来，陆续参加活动的多达3000多人。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皆应到林领拜。这一天下雨，孙传芳的妻子不愿孙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事前与靳云鹏约好在林会面，所以冒雨赶来，靳却反而因雨爽约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土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东女西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面对男女居士讲经说法。
下午，在天津草厂庵清修禅院的大殿佛堂里，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正襟危坐，参禅听经。大殿之上，孙传芳身披和尚们常穿的黑海青，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讲解。
施剑翘事先打听明白，做好了准备。她原以为孙传芳可能因为雨天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然未见孙到来。后来她正与别人谈话时，忽然见孙身披袈裟走进佛堂入座。施剑翘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物，返回居士林。她本来坐在后面，离孙较远，于是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
一位居士说：“你不会到前一排去吗？”
她答应一声：“好！”
施剑翘上前几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她掏出手枪，照准孙传芳的耳后打了一枪。孙立即倒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她又向孙的后脑和背后打了两枪，脑浆已流出来。施剑翘打完三枪，从大衣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几十张卡片。那时，大殿里的人都慌忙四下乱跑，她把卡片撒在院子里，并且大声说：“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当时，和尚和居士们都吓得发抖，无人应声。施剑翘自己到电话室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来后，她告之孙传芳是她打死的，并掏出手枪交给警察，要求带自己去自首。说完便将手中的油印传单扔散出去，传单上有诗一首：
父仇不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施剑翘得遂心愿后，豪迈地赋绝命诗一首：
得报亲仇恨已消，芳兰总有一时凋。从今拜别萱堂去，一点灵犀上九霄。
施剑翘被带到警察局，经过简单讯问，次日转到法院，拘留在看守所。初审承认她是自首，判有期徒刑10年；二审鉴于她是为父报仇，情有可悯，改判有期徒刑7年；三审维持二审原判。
施剑翘被关进监狱后，曾受到典狱长虐待，不许和家属见面。施连急带感冒，病了，监狱里的医生、看守主任和她自己一连写了3张呈文，请求让她享受病人的待遇，典狱长不许。施剑翘气极了，写了一封信，请她的律师胡学骞来会见她，要求把她的呈文转交法院。过了几天，法院院长邓哲熙亲自到监狱看她。她向邓面陈在监狱里受虐待情况，请求对她的生命安全予以注意。邓说，你安心养病，我们会处理好这里的问题的。又过了些天，在冯玉祥等人的活动下，南京政府鉴于全国舆论对施剑翘的同情和支持，于1936年10月14日对她作出特赦的决定。
另有说辞
施剑翘出狱后，招待过一次新闻记者，见过一次宋哲元。事后她了解到冯玉祥、李烈钧等非常同情她，尤其是冯玉祥，在辛亥革命时期滦州起义时，是她的四叔施从云烈士的伙伴。她才明白她的特赦问题，是与这几位老先生的支持分不开的。
施剑翘杀孙之事，蓝衣社成员、安徽人张克瑶和施从滨的侄子、南京军官教导队团长施仲达一直在身后关注着，并为其提供线索和行刺用的枪支、子弹，施剑翘的《告国人书》也是施仲达与其弟施仲杰（冯玉祥的副官）等人共同商量写出的。施剑翘在被捕后，于法庭上谎称，手枪是从一个退伍军官手里买来的。其实，这种勃郎宁手枪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绝非一般人所能得到，只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才能拥有。施剑翘在杀孙后，第一个行动不是去自首，而是去打电话。她拿着电话筒大叫：“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她在法庭上说是向其堂嫂报告，但这只是一面之词，未必可信，也许这是施向她的幕后指使者报功的一个信号。
马葆珩著《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称，杀孙传芳事件背后有蒋介石的影子：
孙传芳的部队被北伐军收编后，孙本人逃出关外，由于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于是他便派人用高官、金钱方法来拉拢旧属，但两次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本来就对孙传芳不放心，此时得知他运动部队，与自己为敌，便通过陈调元部队的师长施忠诚，唆使施剑翘（施从滨的侄女）以替父报仇名义刺死孙传芳。听说施剑翘得了一批款子，经过准备后，便混进居士林念佛打坐。因此，摸清了孙等都是哪些日子去，经常坐在什么地方，她也就经常坐在孙的背后，准备伺机动手。在刺孙的那天，是靳云鹗先到居士林，再打电话约孙。孙到后，先在客室吃了些茶才去打坐。刚坐下，施剑翘就在他身后开枪把他打死。当时施也吓得晕了过去。传说施剑翘刺孙后，立即亲到警局去自首，是与事实不太相符的。
马葆珩的叙述多有与事实不符的，但他提到案件背后有蒋介石的因素，则值得重视。总体上分析可以知道，施剑翘刺孙事件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行为，当无疑问。
施剑翘被放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办从云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1952年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57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