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战争最艰难之时，汪精卫偕妻陈璧君，从陪都重庆出走越南河内，先图谋另立中央，后又叛国投敌，和日本侵略者缔结卖国密约。《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联手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策反汪干将，并公布《汪伪密约》，揭露汪精卫丑剧，使其臭名远扬，落了个“海天残梦渺难寻”。
悍妻劫持？汪精卫恐日求和出走河内
1938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后，调整侵华战略，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11月，日本近卫内阁连续两次发表声明，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公开进行诱降。12月18日，汪精卫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名，带着妻子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离开重庆，飞往昆明。第二天就飞往越南河内。汪精卫在国民党内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领袖欲极强。在妻子陈璧君力促之下，他拉拢云南、广东等地军阀图谋另组中央，后逃到河内，投日卖国。
陈璧君，华侨富商的独生女。1907年夏，与前来马来西亚槟城宣传革命的汪精卫一见钟情。为追求这位才貌双全的“男神”，她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庇能分会，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随汪精卫等赴日本留学，并留在同盟会东京总部工作。1910年，她随汪精卫等赴北京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事情败露后，汪精卫被捕，陈璧君往返北京、南洋之间，设法营救。她重金买通狱卒，将藏有表白爱情书的一兜鸡蛋捎进监狱。原先对陈璧君执著追求不为所动的汪精卫得到此信，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当即咬破手指，写下“信到平安”的血书，并填词一首《金缕曲》回赠，报之以“不论生死契阔，彼此誓为夫妇”的承诺。武昌起义后，汪精卫获释出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汪精卫任总统府秘书。
1912年4月，汪陈二人在广州结婚。婚后才发觉俩人性格差异很大。陈璧君不仅平时快人快语，且遇事成炮仗脾气，一点就着；汪精卫虽才思敏捷，但性格优柔寡断，不仅在生活上对陈璧君言听计从，而且在政治上遇到难题自己无法判断拿定主意时，还主动与陈璧君商量。陈璧君则乐此不疲为其出谋划策，久而久之，对汪精卫的大小事都要过问，甚至直接插手。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璧君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始步入政坛。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7月，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的汪精卫，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陈璧君，自然也成了令人仰慕的“第一夫人”。于是，生性强悍的她权利欲望开始膨胀，飞扬跋扈，动辄对人颐指气使。
陈璧君对夫君汪精卫控制极严。1925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送帖给汪精卫，欲结为把兄弟。陈璧君坚决反对，汪精卫只好不了了之。但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信中，依然常以“兄弟”相称。一次，她看到汪精卫在信函中称呼蒋介石为“介弟”，便数落道：“你愿意做他的把兄，我还不愿意做他的把嫂呢！”1926年3月，陈璧君甚至瞒着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策划，试图借让蒋介石参观从苏联运来广东的轮船为由头，扣留蒋介石，剥夺其军权直送海参崴。蒋介石识破计谋后未去。自此，蒋介石对汪精卫心存芥蒂。
对于外界批评和调侃自己“惧内”，汪精卫对左右和手下解释说：“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会员，许多事当然要听她的意见才能决定。”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遇刺受伤赴意大利养伤的汪精卫回国，主张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企图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南京，为表示大度，笼络亲日派，让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一时成为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二号人物。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陈布雷、胡适等一些国民党人士常在周佛海寓所地下室躲避日机空袭并讨论时局，大家都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胡适称其为“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汪精卫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但因其悲观思想和言论却成为这个非正式组织的灵魂。汪精卫称：“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南京会战前，汪精卫公开的主和与抗战亡国言论，一时身边云集不少意志薄弱者，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陈璧君从1937年8月开始，南下广东探听广东抗战的形势，认为“照此下去，再一年便可以由蒋打光了”。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陈璧君扶助丈夫汪精卫，和蒋介石争斗多年，但总是失败，她归结为汪精卫没有军权和外国支持。这次，陈璧君详细研究日本政府声明后颇为兴奋，认为如果和日本和谈，代表人物自然非汪精卫莫属。一次，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商洽对策时，陈璧君见汪精卫还在犹豫不决，便越俎代庖决定道：“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随后，她亲自前往广州，约见余汉谋及广东省省长吴铁城等人，争取他们支持汪精卫。
1938年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秘密开会，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陈璧君再次越殂代疱竟然成该计划最后拍板者。其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云南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实現和平。11月16日，计谋已定的汪精卫在和蒋介石一同吃饭时，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蒋介石自然不肯，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陈璧君听回家的汪精卫述说和蒋介石的争吵后，气愤地说：“与日本人议和有什么不好，早日消灭共产党，减少无谓的伤亡，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不能甘拜下风，要与老蒋斗下去，大不了也就一死。”陈璧君还立即决定，让汪精卫派梅思平与日本人先行接触，探探日本人的口风，必要时再与蒋介石决裂。汪精卫听说后，犹豫不决。在为梅思平赴港和日本谈判饯行酒会上，陈璧君看到汪精卫还在纠结，当场发飙：“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能反悔！”汪精卫无奈道：“我决心跳火坑了。”此后，陈璧君又劝说郁闷不已的汪精卫：“再与日本打下去要亡党亡国，我们不能陪着老蒋一块死！”[iframe]"[/iframe]
1938年11月12日，受周佛海指派，梅思平同高宗武与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了为期8天的谈判。11月27日，梅思平将与日本草签的协定《重光堂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飞回重庆。汪精卫看了该协定，在是否离开重庆、公开投日上，犹豫不决。他明白，迈出这一步的代价很大，于是就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商量。亲自和日本人谈判的梅思平也觉得此协议不合适，他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30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一直追随汪精卫的陈公博，了解情况后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更加犹豫不决。但陈璧君只认一个死理：蒋介石一手遮天，汪精卫形同摆设，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个地盘，另起炉灶。她便再次力排众议，越殂代庖，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她还设计了分散逃出重庆、在昆明集合的方案。1938年12月初，陈璧君亲自下广东联络军阀，安排亲属；返回时，到云南昆明再次劝说云南省府主席龙云协助，又赴越南河内疏通关系，打通出逃之路。
1938年12月18日，陈璧君趁蒋介石离开重庆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的机会，催促汪精卫，携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到达昆明的当天晚上，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全盘计划告诉龙云。龙云听后表面上表示赞同，暗地里却将汪精卫飞抵云南昆明的信息电报报告给在陕西开会部署抗日的蒋介石。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一同留法并与之有长时间交往，深知陈璧君的为人。他认为，汪精卫叛逃，“向有女中豪杰之风，能左右汪的意志”的陈璧君一定起了关键作用。为挽救汪精卫夫妇，使抗日统一战线不遭破坏，吴稚晖特别发了一封快信到河内给陈璧君，言辞十分恳切。但是，这没有使陈璧君回心转意。吴稚晖后来痛骂陈璧君为“陈屁裙”。
汪精卫抛出《艳电》，蒋介石下令抽其台柱
从海外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等资料来看，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有过求和避战之打算。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全面抗战的谈话，但认为“和与战”并非不可兼容。他曾寄希望“高宗武香港使命”“孔祥熙对日秘谈”等。这些和谈目的，是从战术上考量，为延缓日军的进攻。
1938年12月22日，日本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与汪精卫的出走相呼应。蒋介石很担心汪精卫的出走，有可能使国民党和政府中的一批亲日主和派、反蒋派和汪派实力人物支持汪精卫，对党、政、军及地方等方面产生不良后果，并影响争取外国援华制日的外交策略。基于这样的担忧，蒋介石认为对汪精卫的处置应以“积极为妥”“对粤将领说明汪之行动”，并“驳斥近卫荒唐之声明”。12月24日，蒋介石中断了在陕西的军事会议赶回重庆，立刻约集党政首领会谈商讨对汪精卫叛国问题的处理。蒋介石随后要他的澳籍顾问端纳立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演，揭露和斥责了日本政府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图谋，并指出日本的野心已暴露无遗，不能再与之谈和平。演讲完毕，蒋介石又对汪精卫离渝赴河内一事做了说明：“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涉……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同时，蒋介石动员报纸不要非难汪精卫等人。27日，他致电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希望对于汪精卫的有关舆论，“宽留余地”。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蒋介石还令正在河内公干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醒悟回国，并嘱咐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美大使胡适，请其劝汪精卫“勿公开主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勿住香港，但不妨赴欧”。
12月31日，汪精卫抛出《艳电》，公开承认卖国投敌条件，也公开了叛国投日的真实面目。蒋介石十分愤怒。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专门讨论对汪精卫处置问题，最终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的决议。不过，蒋介石为抗日统一战线着想，没有同时发布通缉汪精卫令。
1939年3月21日，汪精卫的亲信、至友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汪精卫异常惊恐。蒋介石3月22日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其中语气，很值得玩味。汪精卫亲信高宗武个人看法：此非重庆所为，而是日本人“企图让汪精卫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從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进日本人的圈套”。
随后，汪精卫步步加紧与日本人联系，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并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精卫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方人员的接应下离开越南河内，5月6日进入上海租界。
8月24日，国民党中常委议决开除梅思平、高宗武党籍。当蒋介石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一方面让张季鸾等人，甚至派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和日本谈判，从战术上延缓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另一方面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收买汪精卫的走卒，抽汪精卫几根台柱。
高宗武，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38年2月受蒋介石委派驻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并和日本交涉“和平”。但自从他7月私自赴东京与日本陆军大臣坂垣等进行会谈，知道日本坚持要蒋下野、由汪出面进行和谈的意向后，便弃蒋投汪。此人虽与汪精卫私交甚深，但对汪精卫公开叛变投日也心有余悸。汪精卫在1939年初春，为打探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派高宗武再访东京，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汪平沼协议》，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00万元法币，作为建立“政府”的开办费，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用于建立“军队”。
高宗武虽说追随汪精卫，做了卖国贼，但他也认定日本人最终靠不住。汪精卫曾多次问他：“能相信日本人吗？”高宗武回答：“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高宗武、陶希圣与周佛海等人意见相左。在筹划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时，高宗武、陶希圣认为即使汪精卫要组建新政府，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而周佛海等人则认为汪精卫缺乏实力，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支持，应在南京建立政权。
1939年11月1日起，日方与汪组织开始正式谈判，会议地点先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改在愚园路1136弄60号。日方提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下简称《要纲》）及附件，其条件之苛刻，远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协议》和《近卫声明》。陶希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1月3日，分别致函汪精卫、周佛海二人，表示不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议。
蒋介石密切关注汪精衛等人的动向，一个“策反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中。早在1939年春，蒋介石让当时住在香港、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杜月笙出面，多次找高宗武做工作，“剀切劝导，告以当此存亡紧急关头，只宜服从领袖，不宜另作主张，以免为亲者所痛，仇者快。”高宗武也向杜月笙表示，“拥戴蒋委员长始终如一，决不敢做不利于国家民族之事”，并将他私自去东京与日本联系的经过及结果写成书面报告，交杜月笙呈报蒋介石。1939年5月初，在高宗武离开香港到上海与汪精卫会合之前，杜月笙极力劝高宗武留在香港。高宗武对杜月笙说：“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高、陶幡然变计，杜月笙联手张季鸾收买
1939年11月1日开始，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在上海谈判，准备订立《汪日密约》。蒋介石立即令杜月笙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精卫的走卒。
杜月笙领命后，让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收买汪精卫的走卒。徐采丞通过爱国实业家黄溯初探知汪精卫左膀右臂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遂立即到香港，向杜月笙亲自汇报。[iframe]"[/iframe]
经过在香港办《大公报》、同时和日本人谈判的张季鸾联络下，杜月笙当天晚上自港飞赴重庆，见到蒋介石。蒋介石面授机宜后，杜月笙搭乘飞机离开重庆回到香港。他和张季鸾商量后，又找到徐采丞，嘱咐急办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跟他面谈；第二，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地送到香港来。
黄溯初得到信息，立即乘船赶到了香港，把高宗武“深明大义，幡然变计”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了。
原来，这一年春，高宗武去日本时，黄溯初在长崎和高宗武见面，以温州乡音密谈。黄溯初对高宗武追随汪精卫等人不以为然，曾出言相劝其尽早脱离。
杜月笙得到高宗武确凿意图，担心有诈，找张季鸾商议。张季鸾分析道：“高、陶之试图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二人对于汪精卫‘和运’的功劳，肯定以所谓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当然志不在小。汪精卫对伪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也肯定早有所内定的。据可靠情报，汪贼让陶任‘新政府’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职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于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自然萌生此意。”杜月笙认为所言极是：“还是四哥看的清楚！”张季鸾补充道：“高、陶‘壮志’未酬，我方乘其绝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
杜月笙和黄溯初立即连夜飞到重庆，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蒋介石得此确凿信息，喜出望外，还给高宗武写了亲笔信，托杜月笙带去。蒋介石12月21日日记中写道：“下午与黄溯初谈话。黄溯初，浙江温州人，高宗武之父高玉环的至友。”
12月24日，汪精卫和日本谈判告一段落。12月26日，汪精卫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谈判条文。12月31日，汪精卫等在密约上签了字。陶希圣称病未往，高宗武看到蒋介石的亲笔信，亦借故未出席签字。当晚，高宗武往环龙路陶宅看望陶希圣。寒暄中，彼此发现对方早已萌生“脱离”之意，两人一拍即合作出了决定。
1940年1月3日，在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干将谋划保护下，高、陶二人搭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潜离上海，1月5日抵港，陶夫人及子女则滞留沪上以应付汪精卫、陈璧君等人。
高宗武、陶希圣见了杜月笙，亲手送上了带着的《要纲》，作为见面礼。高宗武向杜月笙叙说，他参与日汪谈判时，有一天，高宗武对机要秘书说要带一份回家参考，一两天就送回来，机要秘书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们。不料，过了两天后，高宗武没有送回，汪精卫就命机要秘书去取。谁也没有怀疑，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杜月笙按照张季鸾的计谋，还让他们二人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
1月7日，高宗武托杜月笙呈送蒋介石一信：
顷晤玉笙（即杜月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祗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蒋介石收到高宗武密信后，十分震惊。他在1月13日日记中写道：“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圆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随后，蒋介石很快确定了公开密约的策略和宣传计划，并给高宗武写信。蒋介石在1月14日日记中写道：“预定：二，定月笙赴港日期。上午研究倭汪密约之内容与敌阀倒后之人选。注意：一，倭汪密约发表之效用，足以增加敌国内部之崩溃。二，此次对汪似以不多加攻击，仅发表敌方条件，使敌与汪疑忌。”又在1月15日日记中写道：“本日研究对密约宣布与宣传计画，颇费心神乎……”1月17日日记中写道：“……本日会客，约月笙来谈发表日汪密约之手续。手函宗武慰勉之。”1月20日日记中写道：“注意：……三，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即速发表不可。”
《日汪密约》公开，汪精卫臭名远扬
1940年1月21日一大早，张季鸾得到了杜月笙送来的秘本《要纲》和有关资料，还收到了高宗武、陶希圣给《大公报》的亲笔信。
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张季鸾马上让胡政之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的住处，说：“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订的密约。我从杜月笙手里得到这份密约，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他今晚要派专人送往重庆。铸成，你赶快先细细看一遍，就在这里写一篇揭斥敌汪阴谋的社评，你看完这密件后，即由诚夫抄录一份，以便和社评在明晨一起见报。”
22日，《大公报》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另在第九版和第十版两个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
1月22日，《大公报》还刊登了陶希圣、高宗武致汪精卫等人的联名致电，劝其悬崖勒马。电云：“……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须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已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希圣宗武亦幸甚……”
這些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22日的《大公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还是销售一空。
1月23日，《大公报》香港版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
1月27日，《大公报》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密约的出笼作了解释。在短短几天内，《大公报》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连续发表社评，猛烈抨击。
从1月23日起，重庆及后方各大报纸同步刊登并加评论。
24日，蒋介石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关于《日汪密约》之《告全国军民》和《告友邦人士》。
日本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内心所受的打击是难以掩饰的，这为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是无可争辩的，我与坂垣总参谋长在一起，从1月22日至27日在青岛的东洋饭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见汪、周、梅等。当时最伤心的是周佛海……”汪派媚日求和，工于心计的周佛海出力甚巨，此时“最伤心”并非偶然。
汪精卫“南京政府”1940年3月29日正式成立前，其投敌卖国已臭名远扬。
1940年4月25日，汪精卫妄图回昆明另立中央无望，不得不离开河内，从越南海防港启程，登上一艘法国小货轮驶往上海。因海上风急浪高，几天后不得不转上他认为“有失体统”的日本舰艇“北光丸号”，辗转香港，后到达上海。
汪精卫上了贼船做了汉奸，在茫茫大海上，凄凉感之中，作《舟夜》之诗：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汪精卫在诗中百般为自己解脱，甚至自比文天祥兵败被掳过零丁洋。他这种自我辩解，苍白无力。文天祥兵败不做亡国奴，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而汪精卫，曾经的革命家脱变为卖国贼，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