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谍战剧属于影视剧中较为热门的题材。一群俊男美女，在灯红酒绿间，又是搞情报，又是搞策反、又是搞暗杀。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么拍，无可厚非，毕竟人家演艺圈的人也要吃饭。而且历史上，真实的地下情报工作，不可能像影视剧里那样。如果像影视剧里面那种搞法，分分钟就暴露了。
现在关于共产党地下工作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情报、策反、锄奸这类容易抓人眼球的方面。真实的地下工作，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还有大量看似琐碎，实际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人员交通。


在建国前的大部分岁月里，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是被敌占区割裂的。而跨根据地的人员交流输送，必须要经过敌占区，更不用说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人员交流输送了。这项工作，要求地下工作者，安全及时的把人送到指定地点。看似平凡，其实责任重大。
今天说的故事，发生于抗战时期的开封，故事的主角则是郭有义领导的开封情报站。现在的开封，只是一个四线城市。但在民国时期，地位比现在重要的多，属于河南省会。在抗战时期，它也是伪河南省政府的所在地。


既然在省会，开封情报站责无旁贷的就要担负起来往人员交通的责任。以当时的交通情况，如果目的地在铁路沿线附近，对于普通人最快捷的运输方式，当属坐火车了。
坐火车方便、快捷，确实是好。但是有两个先决条件要保证。第一、地下人员交通工作，首先要保证安全。铁路沿线本身就是敌方重点监控的目标，密布着特务、宪兵、警察、密探之流。稍有不慎，不但会危及到交通人员自身，还会波及到整个地下情报网络。
第二、交通费用，也就是火车票钱怎么解决。民国时期的火车票价格，相对于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收入，绝对是天价。网上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很多，就不做详细解说了。情报站一般很难得到上级的经费支持，而地下工作人员本身为了潜伏，一般也是拖家带口。日常收入扣掉用于养家糊口的，能够用于革命事业的也有限。而且有限的经费，往往还要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上述这两个难题，被开封情报站的一通神操作，解决了。开封情报站发展了一位名叫吴理权的火车售票员。通过他，在卖火车票的时候，动了下手脚。怎么回事？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用现在的情况打个比方。京沪高铁，从上海出发，用坐到昆山的钱，买到了到北京的票。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火车票，一式两联，分为乘客联和存根联，乘客联交给旅客乘车，存根联留作备案。乘客联和存根联上的到站这一栏，都是是售票员手工填写的；而火车票钱的结算，是按照存根联上的到站信息。那么如果售票员在存根联上写个近处的到站，在乘客联上写个远处的到站，看上去就可以实现买近坐远，用短途的票价，坐长途车。听上去，好像很容易就搞定了。
问题是，这么明显的漏洞，铁路方面不可能视而不见。铁路方面的应对措施也很简单，旅客出站时，必须将火车票交给检票员。然后，再将回收的火车票，运回至售票路局，与存根联核对到站信息，看售票员是否有中饱私囊。

接下来，就要利用到火车票上，往往不被人注意的两行小字了。下图是上世纪60年代，沈阳到长沙的火车票，左下有两行字：乘指定日指定车，10日内到有效。意思是，这张火车票，在10日内的这段旅程都是有效。


如果中途在某个站下车待几天，持这张票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是可以完成剩余的旅程的。民国时期的铁路也是一样的，中途下车，是可以不用交回火车票的，因为还有可能继续往下坐。
接下来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比如需要从开封去北平，那么车票的到站栏就写上杨村站(经过北平，靠近天津)。在北平出站时，可以不交票，说“是到杨村去的，中途下车办点事”。在北平出站后把票销毁。票回不到开封，路局无法和存根核对，也就不会穿帮了。
解决了火车票钱问题，其实安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很简单，买一等车、二等车的票。当时的一等车、二等车相当于现在的高铁商务座、一等座、当时买这种票的中国人基本都是伪政权里面的高官，普通的特务、警察、宪兵、侦探不敢进来骚扰，因此很安全。

开封情报站通过这种办法，利用铁路输送了很多同志，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出过事。通过开封情报站，蹭鬼子火车坐的人里面，有一位女同志，需要特别介绍一下，她的名字叫林一。


1944年底，时年27岁的她，作为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司令部情报处派遣科的科长，来到开封检查情报站的工作。在开封工作结束以后，就是通过上述方法，蹭到了一张二等寝台(软卧)火车票，前往北平下一站去了。

解放以后，她的丈夫滕代远，成为了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此时的她，和丈夫一同乘火车出行的时候，也许脑海里会回想起抗战时期，蹭日本鬼子火车坐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