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那场全军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军委训练总监部和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被卷入漩涡中心，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刘帅、叶帅、粟裕（是单列出来的“个人主义”）、黄永胜等高级将领受到冲击，军队建设发生波折。


刘帅时年66岁，年事渐高，加上战争年代的伤病折磨，不得不经常住院治疗。军委已任命其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但刘帅一直休养未能到职。在反教条主义飓风席卷下，长期担任军事学院主要领导的刘帅也被推到风口浪尖，不得不到军委扩大会议上做检讨。


在后来的公开史料中，主席、彭总等人都说过刘帅身体不好表示下态度就行了，不用参加会议做检讨，不要搞得太紧张等。然而，刘帅还是被迫拖着病体从南京赶到北京，并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检讨。那么，当时党政军最有权力的两个人都表过态了，到底是谁还有这么大能量非得把刘帅“请”到会上公开做检讨？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一到北京便住进医院的刘帅忍着高眼压上台做了检讨。讲到动情之处时，一生注意军容的刘帅不禁老泪纵横。当他做完检讨后，台下端坐的1400多名高级军官竟然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一时间怀仁堂里雷鸣阵阵，心海翻波……


值得注意的是，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主席和小平同志都有一些后来公开披露出来的涉及刘帅的讲话，其背后很是耐人寻味。


主席：“工农兵学商，农业先解放，其次是工业、商业也已解放，没有解放的就是军队和教育界。前年曾和董纯才谈过话，说你们是苏联的教育部？还是中国的教育部？如果是外国的就撤销。刘伯承同志从来是讲话的，整风没有讲，胜利后又照搬。”


“（指刘帅）不以自己为主”，“两头没的搞好，一头是他到中央苏区时没有搞好，教条主义开始是依靠他，那时起了不好的作用”，“一头是革命胜利后，在军事学院一直没有搞好。中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表现都好，这段时间长，工作好，很努力，所以两头短，中间长，两头小，中间大。”


   “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6park.com

小平同志：“（指刘帅）来一下比不来好（指出席军委扩大会议）。”


“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的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联系到会议期间陈老总也做了大段发言，对自己在红军时期曾经反对过主席的错误作了真诚的自我批评，这就揭示出了一些东西。刘帅一定要到会做检讨，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前述的“整风没有讲”的问题。刘帅在红军时期曾支持临时中央夺了的主席的军权，这件事延安整风时没有讲，一直到现在都没讲过，那能过关吗？从上述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很能透出一种无奈的情绪，刘帅要不要到会作检讨，归根到底是由最高决策者决定的。


在刘帅被批判得最厉害的时候，主席曾经考虑要撤销其政治局内职务。在征求小平同志意见时，他表示不赞成，这个考虑才作罢。军委扩大会议后，刘帅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移居北京休养。


对于刘帅这样量级的军中重镇，如果没有最高决策者的首肯，无论是彭总，还是小平同志、林总，都是根本动摇不了的。那么，为何会发生怀仁堂里的一幕呢？这就有必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刘帅与主席的接触比较晚，关系也不算密切。三十年代刘帅从苏联回国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后，致力于在红军中推行正规化，曾批评过主席的游击战军事指挥。而在著名的宁都会议上，刘帅赞成苏区中央局的主张，最终使主席失去了军权，这是二人之间比较严重的一次矛盾。当后来刘帅逐渐认识到主席的正确后，便转为衷心拥戴其为全党全军领袖。


然而刘帅是有着古代名士风范的军人，在对待主席的态度上，既高度尊重，又不失个人尊严，可谓不卑不亢。经过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后，主席的威望达到空前，成为中国革命的化身，紧跟拥护主席的领导成为全党全军的准则。在这种新的党内环境下，像彭总这样不驯服和刘帅名士风范的人便显出了另类色彩。



本来在延安整风中就被视为是身兼“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双重特征的历史“欠账”干部，却不思彻底转变进表忠心，还是端着架子不肯低头，那肯定有人看了是不舒服的。革命战争年代用人第一，还没有什么。建国后大政底定，而且是到了日益向“左”转的五十年代后期，再碰上与苏联挂钩的反教条主义这种敏感事件，那么刘帅有此遭遇，便也顺理成章了。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