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之死
说到贺老总在运动中蒙难的历史,真是让人不堪回首。1959年庐山会议后,贺老总成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并在第一副主席林彪生病休养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3年9月至1965年12月,中央又授命贺老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这一时期,军队高层呈现林贺共治的格局,一些高级将领选边占队,引发林贺矛盾升级,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隐患。
1964年11月,贺老总陪同总理去莫斯科参加纪念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上,苏方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喝多了,走过来对贺老总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xxx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老总当场驳斥马利诺夫斯基,并报告了总理。总理立即向苏联一把手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议,直至勃列日涅夫道歉。回到驻地后总理迅速把此事报告给北京,主席称赞了总理与贺老总的坚定立场,似乎没有太在意。然而,此后高层就一再提出了防止“政变”“兵变”的问题。这股风从何来?马利诺夫斯基是喝多了,但为什么单单要把这件事对你贺老总说?让某些人不能不联想。
1965年底,中央突然召开上海会议上,身兼13个要职的罗大将遭到批判。在这次会议后,贺老总被解除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由叶帅取而代之。这是不祥之兆。贺老总确实和罗大将走得很近,罗在军队中经常宣传贺,贺在罗出事后还为罗讲话。当时军界最红的两个领导人,已经无法划清界限了。
不久后运动爆发,贺老总很快就被波及。朱老总成了“大军阀”,贺老总就是“大土匪”。林彪指责贺老总在军队中“到处插手”,什么空军、海军、总参,甩出一堆堆狠话。下边也闻风而动,又搞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来,把贺老总和李井泉都推上了风口浪尖。
主席开始是保贺老总的,说对他的评价还是延安时期的老三条,并要贺去向林彪和其他老帅解释一下。贺老总听话去了,但其处境并无改善。随着运动发展,贺龙总在红二方面军的老部下纷纷被打倒,他忧虑地说:“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要揪后台啊。”
1967年1月4日,旗手在政局会议上指责贺老总“搞阴谋”“是坏人”“要端出来”。
1月9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罗的后台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xxx的。”
造反派立即行动,抄了贺家,要揪斗贺老总。不得已之下,贺老总夫妇躲进了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住所。当时贺老总见到总理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然而,形势比人强。
1月19日,总理和李富春代表中央找贺老总正式谈话,说贺在背后散布林彪的历史问题、到处插手军队、主席百年之后不放心、洪湖肃反应负责任等。总理不让贺老总辩解,说完就让人送贺老总夫妇去西山象鼻子沟战时指挥所暂避一时。贺老总当时伤心地说:“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老总从此被“监护”,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监禁中,贺老总思考了很多。开始他还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骂:“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让我革命啊,为什么?”后来贺老总想明白了,指着林彪的照片说:“现在不是这个人的问题了。”又指着主席的照片说:“现在是这个人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贺龙没有问题,就没事了。我相信毛主席会说这个话的。”
贺老总不知道,1967年2月3日,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事情已经明朗了。1967年9月13日,中央正式批准对贺老总进行立案审查。
随后,又搞出了所谓贺老总“通敌”“叛变”“颠覆”的罪名,专案组严刑拷打廖汉生、成钧、许光达、王尚荣等贺老总的老部下。其中王尚荣被打成了残废,成钧被打得不得不张嘴自诬,许光达则被拷打折磨至死。最后终于拿到了一批“揭发”贺老总的材料。
1968年5月20日,主席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贺老总的命运终于决定。
在监禁之中,贺老总的生活上也遭到了迫害,如不给吃饱,不让见阳光,糖尿病人不给足够的水,不给足够的药。在贺老总病危入院后,迟迟不进行会诊,明知道病人有糖尿病酸中毒危险的情况下,竟然还给打葡萄糖水作为一般治疗手段……
1969年6月9日,贺老总含冤去世。4年后,主席终于发话:“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然而,贺老总的案子一拖又是一年多。
到了1974年,主席耐不住性子了,指示贺案不要再复查了,立即平反。当年9月29日,中央下发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开始的时候还要将贺老总的骨灰秘密安葬,贺的女儿贺捷生不服,直接上书中南海。贺捷生后来回忆说:“因为我和张玉凤的父母是邻居,我们交流过,毛主席对你歉意。他还有个批示,所以总理才能去参加追悼会。”
在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当时已经病重的总理一连鞠了七个躬,自责道:“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啊!”
领袖的忏悔,终于来了。可是,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