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ark.com
● 刘仲敬   6park.com

　　 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则是蒋介石的恩主。私人关系在他们最敏感的窗口期发挥作用，改变了他们一生的路径。陈立夫最初在北洋大学和匹兹堡大学读书，计划当矿业工程师。1924年，蒋介石要求他到广州帮忙。他本以为是暂时的，结果一去就是一辈子。广州国民政府刚刚成立，人手缺乏。蒋介石需要可以信任的助手，任命陈立夫为机要秘书和中央党部秘书长。1931年，陈立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从此以后，CC系变成党务系的代名词。中统和军统最初的主管部门都是中央组织部，徐恩曾、戴雨农和丁默邨都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起家。如果国民党是一个纯粹的列宁式政党，这些职务足以将他变成国民党的斯大林。然而国民党虽然比民国早期的人事派系严密得多，却从来没有、也不愿意变成第二个布尔什维克。陈立夫尤其是美国生活习惯极重的人，甚至不能或不愿充分利用他的人事关系。中统受他影响较深，喜欢模仿联邦调查局，追求技术和学历，结果实际用途反倒不如江湖人物主导的军统。
　　 陈立夫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内，历任行政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各种要职，包括建设委员会委员、导淮委员会委员、考选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他的工程师思维和同时代的专家治国论倾向非常合拍，对日益增强的计划经济模式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国历史有一种奇特的现象：西方产生的最新左派理论往往在本国没有实施的机会，却首先在中国实施，因为西方社会的保守势力、尤其是宗教势力始终强大，激进派通常只限于纸上谈兵，而中国社会已经自行崩溃，缺乏强有力的保守核心，少数官吏和知识精英享有的权力比他们的西方同侪大得不成比例。196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也出现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三十年代的苏联)扮演了西方左派社会试验场的角色，他们的失败就是西方左派的失败，因此后者负有为前者遮掩和辩护的责任。以美国为例，新政左派在不同时期将国民政府和斯大林美化为民主的典范，都跟这种隐秘的联系有关。陈立夫在这些实验者当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三十年代美国媒体对他的溺爱和回护，并不亚于十年后谢伟思等人对延安的贡献;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亚于罗斯福对斯大林的保护作用。
　　 1936年，国民党处在一种自信满满的心理状态。计划官僚和进步主义者的联盟似乎无所不能，广大的亚洲内地就是他们无尽的原材料。列宁和凯末尔是他们心中的英雄，因为他们逃离了帝国主义污染的沿海经济中心，在列强鞭长莫及的亚洲内陆建立了新生的吏治国家。民国初年的宪政和民权理想褪色了，因为连欧洲人似乎都不再尊重它们。新型威权主义的天命似乎已经降临在国民党头上，打倒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他们的试炼。陈立夫和宋子文都是这种舆论气候的主要推动者，丁文江、李四光和大批理工科知识分子随声附和。一时间，胡适和残余的自由主义者仿佛仅仅是十九世纪殖民主义时代的遗老遗少。没有这种普遍的舆论气候，抗战建国的理论几乎不可能付诸实施，至少不可能在资源委员会和交通委员会的内地开发方案完成以前付诸实施。
　　 战争爆发后，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他系统地推行了三大方针。其一是百年树人，战时当作平时看。其二是理工技术人员为主，压制人文学科。其三是统一学制，借抗战迁徙的机会兼并残余的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的主力是教会学校，已经在北伐革命之后遭到抢劫，统考制度就是在这次改革中产生的。他在教育方面的历史地位，酷似国民党政权的整体历史地位。也就是说扮演了从西方模式走向苏联模式的中间过渡环节，因此同时具有两者的特征，引起了后人争论不休的定位定性问题，但苏联的因素毋庸置疑地日益浓厚。他预期抗战结束以后就是建设新中国、实现凯末尔-孙文梦想的大好时机，出版了这方面的许多小册子，事先为此不惜成本地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与大后方贫弱的经济状况极不相称，结果为“两弹一星”和几个五年计划所用，制造了五十年代苏联模式经济建设的神话，直到这批人在文革中被工农兵大学生取代。逃亡台湾的国民党人完全知道“两弹一星”是他们的野心和遗产，不仅抗战建国、甚至新中国的口号都是他们的盗版，不顾自己身为美国盟友的义务，为敌人实现的大国梦叫好，仿佛被逆子逐出家门的老父仍然为自己溺爱和养大的儿子骄傲。这种既可怜又可笑的表现充分证明了国民党的政治德性，令人不得不佩服上帝裁决的无限公正。
　　 从抗战后期到行宪初期，陈立夫的角色越来越集中于文化建设方面。他改不了美国留学生的性格，受不了乱七八糟的江湖人物和土鳖政客，确实也只有在文化界才能感到舒适。在此期间，他历任国立编译馆馆长、正中书局董事长、《中央日报》社长，往来有鸿儒，谈笑无白丁。他熟悉美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偏见和生活方式，喜欢留在他们的交际圈内。结果双方都高估了对方在本国的地位，把一小撮知识精英当成整个社会。《时代》杂志将他评为1947年的世界风云人物，期待他将战后的中国引向美国进步主义的道路，结果完全落空。他游说美国各界支持杜威竞选总统，结果只是得罪了胜利者杜鲁门和马歇尔，给紧急关头的国民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致命伤。他继承了美国政治家的习惯，觉得自己应该首先站出来，为国民党的失败承担责任，于是退隐到美国新泽西州小镇养鸡为生。
　　

　　 这种归宿在失败的美国政治家当中，实在是司空见惯;在中国人看来，简直骇人听闻;因此引起了无穷无尽的流言，包括陈、蒋两家失和的流言。这些流言的实际作用，主要是把日本人制造、苏联人和陈伯达抄袭的“四大家族”谣言变成了笑柄。从冷战后披露的材料看，蒋介石其实一直在写信劝他回台湾做官，提出的位置非常符合他的嗜好和特长，包括台北政府驻联合国、希腊和西班牙大使、巡回大使、考试院院长，但他都婉言谢绝。他退隐的真实理由很可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生活习惯，因为他像宋美龄一样，其实是半个美国人，不可能不觉得亚洲社会混乱腐败，只有回到文化上的家园才会感到舒适，即使生活清寒一些也无所谓。何况这本来就是他1924年到广州“临时帮忙”时的夙愿，没想到一“临时”就是三十年。最后，他终于再次迁就蒋介石的愿望，但除了文化方面的职务外，不肯插手政治和行政事务。他名义上是总统府资政，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他担任副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李约瑟的研究主要就是他支持的。台湾老一辈学者当中，受这项工程影响的人为数甚多，潜势力不逊于他在抗战时期派到美国的留学生。他晚年的众多业余爱好包括中医和《易经》，他个人的长寿给这两者的粉丝增加了不少论据，虽然苏格兰燕麦的粉丝同样有理由把他算成自己人。
　　 陈果夫比陈立夫更像陈其美，一开始就报考浙江陆军小学，加入了同盟会。陈其美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讨袁帝制战争)当中主持同盟会-国民党在上海的大本营。他追随叔父，直至后者遇刺身亡。此后，蒋介石在他生活中取代了陈其美的地位。二十年代末，蒋介石在上海滩“为革命炒股”，先赢后赔，最后还是只能靠苏联经费，模仿不了斯大林和汪寿华的抢劫筹款法，暴露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局限性。在此期间，他也追随带头大哥，混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主持黄埔军校的工作。他留在上海，为蒋介石采购必要的军用物资。1926年，蒋介石在广州政府内部的地位迅速上升。陈果夫一到广州，就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中央组织部代部长的要职。国民党的代部长或副部长往往比部长重要，后者的公关职能经常超过实际管理职能。陈果夫始终生活在老同盟会员的圈子里面，对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非常敏感，不可能像陈立夫那样安于客卿地位。鲍罗廷在此期间玩弄了一些很拙劣的手段，引起了陈果夫的警觉。
　　 北伐决策是蒋介石个人的胜利和陈独秀的重大失败，苏联人从来不会原谅这种事情。鲍罗廷想拿汪兆铭做幌子，从蒋介石背后架空蒋介石。这项计划有多方面的好处，在鲍罗廷看来简直是天作之合。国民党内几乎人人皆知，汪蒋有心结。汪兆铭觉得蒋介石不过是偏裨小将，应该恭恭敬敬听他这位元老的教诲才对。大多数擅长社交的人物都能讨好汪兆铭，因为后者更在乎自己的美好形象，却不大明白自己的利益在哪里。问题在于，蒋介石恰好不是擅长社交的人。他嘴比较笨，人却相当固执，越是口舌不听使唤，越是心里不服气，属于哥德沃特参议员所谓“从内心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角色，不懂得怎样掩饰实干家对清谈家固有的蔑视。两人相互的指控颇能折射他们的性格，或者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事物。蒋介石指责汪兆铭和苏联人合谋，企图扣押或驱逐他。汪兆铭指责蒋介石企图抹杀他的历史地位，绝对不自量力。汪兆铭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一样，喜欢把法国当做出走的目的地，喜欢跟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和艺术家交往，喜欢在所有来访者面前表现自己的伟大情操。这些特点使他的圈子非常容易遭到渗透，而法国正好就是苏联在欧洲的间谍总部。他们对汪兆铭的了解，比这位自恋者在镜中看到的自我形象准确得多。苏联人准确地预见到：只要他们在法国发展的人员劝诱汪兆铭回国，上海安插的人员发动浪漫而热情的接待活动，慷慨地献上无数救国救党的高帽子，巧妙地利用文人讨厌繁琐管理工作的天性，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他变成共产国际的掩体。
　　 只要蒋介石无法拒绝这位大人物的归来，陈果夫十之八九不会有能力驱逐他名义上的随从。然后共产国际只要振臂高呼“党权高于一切”、“打倒新军阀”，就能孤立蒋介石在南昌的司令部。如果这个顽固分子仍然不懂得忏悔自己的执拗，就用张发奎和唐生智把他踢出去。如果汪兆铭像廖仲恺一样恰到好处地遇刺，蒋介石大概逃不了许崇智的类似下场。然后汪兆铭理论上的追随者就会像修改孙文形象一样，将这位左派新领袖-烈士的形象修改到符合苏联需要的地步，然后以他的名义举起更加革命的大旗。事实上，这项美妙的设想全部变成了历史。对鲍罗廷非常不幸的是，实现的过程阴差阳错地分成了三段。前一半发生在清党以前，后一半发生在广州暴动前后，行刺的一段遭到莫名其妙的剥离和扭曲。阴差阳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历史的动荡性超出了即使苏联人的控制能力，次要原因是三位关键人物做出了异常的反应。汪兆铭自己就是第一位，首先任性地破坏了苏联人、蒋介石、真实的朋友和伪装的朋友的一系列安排，最后又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忽然想起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明者之一。蔡元培是第二位，不能满足于亲自跟丘九(暴力学生)决斗，还想利用蒋介石的军队清理门户。第三位就是陈果夫，只有他真正相信：能够既能清除匪谍，又能维持党务系统的左派性质。如果军方的意见得以完全贯彻，国民党党部大概会被整个解散的。然而，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他大概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大概也过高地估计了宋子文的筹款能力。国民党清党的不彻底性使其不能像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独占左派的生态位，将残酷清洗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从大多数人的记忆中抹去，然而轻轻松松地塑造民主形象。陈果夫身为国民党主要的组织者，不能说没有责任，尽管他个人对国民党已经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
　　 陈果夫长期定居中国，因此付出了身体上的代价，染上了这种环境很难避免的结核病。他参加北伐时，已经种下了病根，只是仗着年轻能顶过去。党务工作是那种既得罪人、又繁琐劳累的任务，也就是汪兆铭这种人杀了他都不肯干的事情，何况国民党的党棍还不能指望苏联共产党书记的权势。只有清教徒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才能使他坚持到底，将自己透支殆尽。抗战爆发，内地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更加恶劣。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以后基本上就是拖日子了。他五十年代初在台湾去世时，甚至没有留下子女。在北洋时代，这种严苛的私生活纪律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在国民党核心当中，以节制和热忱自负的人非常之多。他们对北洋老人贪图生活享受的蔑视，多多少少有点像清教徒看待查理二世的廷臣。他们虽然高估了自己转移风气的作用，至少能够大大增强了核心组织抵抗极端情况的能力。他的疾病对国民党党务的致命影响，几乎相当于戴雨农去世对特务工作的影响。在他以后，国民党再也没有这样任劳任怨的组织人才。像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这样从上到下遭到全面渗透的组织，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