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苏联的关系持续恶化。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下台后，继任者勃列日涅夫（Brezhnev）并无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向，相反，双方在1969年就黑龙江流域的珍宝岛归属问题爆发了武装冲突，将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反应强烈。苏联国防部长主张对实行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威胁”；另有人提出，有限地对进行“核外科手术”，摧毁核设施。

1969年6月和8月，勃列日涅夫一度要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对我国酒泉、西昌的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和北京、长春、鞍山等城市进行核打击；同时还任命苏联战略火箭军副司令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
后来叛逃到西方的一名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曾说，当时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内空袭并摧毁微不足道的核力量”。

面对苏联的核威胁，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969年9月，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Alexei Kosygin）会晤，明确表示“当核基地被苏联摧毁时，中苏将处于战争状态，并将把战争进行到底，即使苏联很顺利地通过突然袭击和先发制人的手段进行了核打击，则苏联也将为未来的千百年造成巨大的政治问题。” 为防止真的遭到核轰炸，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城市应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辐射、核污染和应急练习。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指导下，各大中城市掀起了一场“深挖洞、广积粮”的群众运动，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战备状态。

但在当时国际格局下，苏联对中国动武，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1969年8月，勃列日涅夫给苏联驻美国大使下达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或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地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美国当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而不是中国，苏联对中国的核攻击危及到美国的全球各方面的利益。因此，美国计划要制止苏联的核攻击，同时联系并让中国及时了解苏联核攻击的企图，美国国会决定通过媒体散布有关消息，给苏联造成国际压力。
1969年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报道了以苏联勃列日涅夫为首，准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一时国际舆论哗然，骂声不断，苏联陷于非常被动。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美国的反对态度及告知消息，间接遏制了苏联发动核战争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