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战场
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发生的事都不是绝对偶然的。
至少在“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日军在淞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早与晚的问题。于是，自1933年起，国民政府令参谋本部派人勘察地形，部署在宁、沪、杭地区修建国防工事，并组织陆军大学第十期学员实施战术演习用以研究和拟定设防计划。为防止日军从杭州湾和吴淞口南北两面登陆继而向南京推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秘密机构，专职负责宁、沪、杭三地国防工事的设计和构筑，并划分出京沪、沪杭和南京三个作战防御区，在四条主要防御线上修筑以钢筋水泥为主体的防御工事：京沪防御区以吴福线（吴江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为主阵地；沪杭防御区以乍嘉线（乍浦经嘉兴至苏州）和海嘉线（海盐经嘉兴至吴江）为主阵地。为了便于部队机动，还特别修筑了苏州至嘉兴的铁路。1936年2月，国民政府在苏州成立了一个秘密作战指挥机构，对外称“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室”，后又改称为“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军事长官为张治中，其任务是：负责制订京沪地区的作战计划，主持防御线上国防工事的修筑，一旦淞沪发生战争迅速转变为前线指挥所。最后这点甚为重要。
张治中强烈主张对于日本应该“先发制敌”：“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作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取第三种。”张治中向南京郑重建议，基于中国军队力量薄弱，而上海又是“系国际视听”的要地，因此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即“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
在南京军政高层内部，还有一些与张治中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人，包括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武昌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姚琮等。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绝不能让日军把上海作为侵入华中的军事基地，必须主动歼灭上海的日军及其长江内河里的日军舰艇，开辟华东战场。他们的理由是：日军装备有飞机、大炮、坦克、装甲战车、航空母舰等先进武器，军队训练有素，崇尚武士道精神，百年以来几乎每战必胜，如今仍处于战斗力旺盛时期。如果中国军队把主力投入华北大平原与之决战，势必会被日军迅速各个击破，因为在大平原上日军可以充分利用其机械化优势，又有京汉、津浦铁路可以利用，从南到北长驱直入，一旦将中国军队主力逼退至东南沿海，战争就基本上结局已定了，日军很可能就此实现三四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而如果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节节抵抗的同时，在华东地区开辟对日作战的“第二战场”，就可以分散日军的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目前，淞沪是开辟“第二战场”的理想之地。因为这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日军肯定要发动作战。可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淞沪爆发战事，各国列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列强们不可能坐视日本独霸中国权益，于是很有可能介入战争，列强的介入是有利于中国方面的。从军事上讲，利用上海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群与日军进行巷战，牵制住敌人，随后把日军逐渐引向江南的水网地带，使其机械化武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会把日军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最终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这是最后战胜日本的正确途径。
以上见解，确是远见卓识。
8月11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对日作战策略。这是一次绝密的会议，参加者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及各位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工作人员只有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担任会议记录）。会议决定对日军实行“先机下手”的策略，趁日军陆军主力集中在华北之际，率先歼灭日本海军在上海地区的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以阻止日军军舰溯江而上攻击南京，截获停留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据此，军事委员会当晚发出命令：张治中司令官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于今夜向预定之围攻线挺进，准备对淞沪实施围攻作战；位于蚌埠的第五十六师、位于嘉兴的炮兵第二旅的一个团和装备有新式榴弹炮的十团的一个营立即开赴苏州，一并归张治中指挥。
接到命令的张治中下令：第八十七师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则向上海市中心前进；第八十八师进至北站与江湾（吴淞以南）之间；炮兵十团一营和炮兵八团进至真茹、大场（江湾西南）；独立第二十旅进至南翔（大场西南）。同时命令炮兵三团二营和第五十六师星夜兼程向上海前进。
11日夜半，张治中离开苏州，率部向上海全速推进，于天亮前占领了上海市区的预定阵地。
12日，天亮了，上海市民清早从梦中醒来，看见窗外遍地都是中国军人。自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之后，上海市民就没有见过中国正规的陆军部队，这支军队的突然出现令他们十分惊喜。
11日，三艘测量船在两艘炮艇的掩护下，对江阴下游长江航道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先后把西周、浒浦口、铁黄沙、西港道、狼山下、姚港嘴、狼山、大姚港、通州沙、青天礁、刘海沙、长福沙、海北港沙、龙潭港、福姜山等地的各种航标一律拆除了。行动中，两艘测量船遭到日舰攻击和日机轰炸，沉没。12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领主力舰队前往江阴，将中国海军“通济”号、“大同”号、“自强”号、“德胜”号、“威胜”号、“武胜”号、“辰字”号、“宿字”号八艘舰艇，连同从民间征集的各种货轮商船，共计二十八艘，全部凿沉于江阴江面，用以堵塞长江航道——中国海军老旧的军舰如果用于作战，不是日本海军现代化战舰的对手，大战来临前，或许这是这些军舰最实用的用途。但百姓衣食所寄的民船何辜？——在此开列1937年8月12日，淞沪大战前夕，为了民族图存而自毁的商船之名号：“嘉禾”、“新铭”、“同华”、“遇顺”、“广利”、“泰顺”、“回安”、“通利”、“宁静”、“鲲兴”、“新平安”、“茂利二号”、“源长”、“醒狮”、“母佑”、“华富”、“大赉”、“通和”、“瑞康”、“华新”。
但是，此次行动没有实现截获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的目标——蒋介石的命令尚未传达到部队，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已纷纷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迅速通过了江阴要塞。后经查明，参加最高国防绝密会议的唯一工作人员、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是一个日本间谍。
被黄浚出卖的中国国防会议绝密内容不仅是封锁江阴水道，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准备在淞沪“先机下手”的战略意图以及作战计划。此时的日方对中国军队将要展开的军事行动了如指掌。
——摘自《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