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文明活力，不体现在外在热闹，而体现在内在强盛。

朱棣统治大明的永乐年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朝贡盛况，“大明统一万方，天子文武圣神，以仁义礼乐君师亿兆，故凡华夏蛮貊，罔不尊亲。际天极地，举修职贡。自生民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邻国为向中国朝贡争先恐后。





到了明朝中期，争相朝拜中国有增无减，尤其是失而复得“朝贡许可证”的日本更是表现突出。朝贡竞争越演越烈，“争贡”事件屡有发生。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商船挑起的“宁波争贡”。


这起发生于公元1523年、嘉靖年间的事件缘起向日本商船来中国“朝贡”。日本西海道大内氏使者宗设谦道与南海道细川氏使者弯冈瑞佐两个“朝贡”使团，驾船来宁波，因争“先来后到”，互责真伪，发生争执，宗设谦道杀弯冈瑞佐，使团乘机焚掠，明朝沿海警备司令——备倭都指挥刘锦奉命追缴，竟然战死，局势乱作一团。


彼时日本为什么争先恐后向大明朝贡？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乐此不疲向中国朝贡呢？对于明朝的朝贡本质，当时有个意大利“中国通”利玛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



并不愚蠢的日本人也发现了这一点，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带有很大的赏赐性质。因为是“外夷”的上贡，所以身为“上国”的明王朝，无论给价还是回赐往往超出“贡品”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中国的金属、缎、绢、瓷器、茶叶、书籍，都是日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日本人需要中国财富。于是他们也开始认同这种“甜头巨大”的朝贡。将朝贡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史料记载，每当载满明朝赏赐货物的朝贡船回国时，日本人就衣冠整齐聚在兵库港的岸边翘首西望。日本私人史记《大乘院日记目录》，对这一盛况进行了这样描述：“船归朝，宣德钱到来。”满载而归、获得巨利的喜悦溢于言表。



日本每派出一次进贡贸易船，回国后其总获利约在二十万贯左右。甚至是从明朝带来的铜钱本身，也是值钱的东西。日本长期流通中国铜钱，为从中国取得相当数量的铜钱，不惜在中国东南沿海走私铜钱。
对此，日本学者载傅依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有如下记载：“惟用中国古钱，每钱一文，价银四厘。向者福建龙溪私自铸钱市之。彼重中国之钱，不计龙溪之伪”。“大明国客”郑舜功《日本一鉴》也如是写道：“时与新会民交通，载往交趾、广西，或下海售之”。经“倭夷、贡寇必经之路”，走私出洋，运往日本的铜钱亦很多。日本国内的中国铜钱价甚高，一千文价值四两银子，从中国输入的铜钱，本身就可获利三、四倍。
朝贡贸易就是捡钱，不捡白不捡。因为获利巨大，日本从将军、武士到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贡看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挤进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对明朝贡是块大肥肉，谁不红眼？
于是，“宁波争贡”事件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日本名为“使团”，实为“捡钱”的商船无序竞争，为“独占朝贡”打破了头，这是大明的骄傲，还是“人傻钱多速来”的国际笑话？历史尚无深刻定论。
总之这起事件发生之后，中日关系急转直下，明朝自闭东洋海上门户。日本开始尝试用“武士刀”直至“三八大盖”敲开“朝贡”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