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苍凉的背影》 张实/著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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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角度来看，奕譞和光绪如此千方百计地修园子，实质上未尝不是一种赎买，对于老佛爷“归政”的赎买，表现孝心，表现恭顺和忠诚，讨得老佛爷的欢心，以此来换取光绪地位的巩固和平安。然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要整个国家和民族来承担，他们正把大清帝国推向一场新的灾难。
“以昆明易渤海”的直接结果是：从光绪十五年起，北洋海军再没有增加舰船炮火，下一年朝廷正式决定“停购船械”。在五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就靠了此时已经拥有的2艘铁甲舰、7艘巡洋舰、6艘炮艇和6艘鱼雷艇与新兴的日本舰队作周旋。
1889年，大清帝国的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的道路上，已经跨过了二十年的旅程，不仅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正在完成从一个贫弱小国向野心勃勃的征服者的转变，正在由一个西方列强的打击对象奋力地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虎视眈眈地等待时机向中国进一步扩张。
其实，早在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为了弥补地理环境、物质资源和资本的不足，就以向外扩张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对象就是朝鲜和中国。
1869年，即明治维新的第二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就挑起事端，鼓吹征韩。
1870年，明治政府派柳原前光来华，要求清政府像对待西方列强一样与之签订条约。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借口两年前曾有遭遇风浪漂流到台湾的五十多名琉球船员被高山族人杀害，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琉球虽然实际上受日本控制，但仍是向大清帝国朝贡的藩属，清政府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台湾、琉球“二岛俱属我土，土人相杀，裁决固在我，何预贵国事？”1874年4月，日本悍然成立远征军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派出三千人进攻台湾。后来经过英国公使等所谓的调停，清廷不仅事实上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属国，而且给日本赔款白银50万两。
日本第一次对中国小试牛刀便尝到了甜头。这只是明治政府仿效西方列强对外实行扩张的开始。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侵华思潮日益嚣张，如江藤新平提出《中国南北两分论》，阴谋伙同俄国瓜分中国：
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中国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将北方让给俄国，将南部收归我日本所有。以三十年为期，在中国内地敷设铁路，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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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副岛种臣提出《大陆经略论》(又称《大陆进出意见》)，强调指出：
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
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失败后，在国内又掀起一股反华浪潮。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率先“主张立即对清开战”，并鼓吹要准备天皇御驾亲征。此后日本更加紧了对大陆作战的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多种大陆作战方案，其中以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草拟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提出日军对华作战的总目标是“先攻占北京，擒获清帝”，将中国分割为六块，然后分别处置之。并指出：
东洋命运关系清国兴亡者颇多，若万一清国成为它国蚕食对象，我国命运亦不可料。莫若为使欧洲不致侵入，我国先主动制定统辖清国之方略。(转引自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新华文摘》2004年第17期)
在此期间，日本瞄准中国加紧扩军备战。据西方的统计，它的海军战舰在1880年还只有15000吨，到了1890年已经发展为41000吨，是十年前的2.74倍；1900年跃至187000吨，更是十年前的4.5倍多，超过了奥匈帝国，位居世界第七(〔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中日两国不同的决策取向，决定了各自国家的命运。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求和，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吞并朝鲜，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自此，中日之间的国际地位及其形势完成了一个大逆转。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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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逆转也反映在两国的钢铁工业上。此次中国的全部赔款折合日元三亿六千万，是日本国家年预算的五六倍，因此日本的工业得以大幅度的发展，才有六年后八幡制铁所的投产；而汉阳铁厂建成之日，正是慈禧寿庆、铁路停办、甲午战败之时，因国家难以支持，陷入了资金危机，难以为继。
光绪十五年，开始亲政的皇帝，还处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实习阶段，小心翼翼地看着慈禧的眼色行事；他的改革激情还要等待时日，还要等待甲午战争的惨败去刺激，才会强烈地迸发出来。名义上归政了的老佛爷，每天悠闲地在中南海坐上西苑铁路的小火车，让小太监们拉着，在这座游动的宫殿里赏心悦目地浏览御苑的风光，然后到北海下车去吃午饭。但是，她的脑子里却始终在绷紧着一根弦，乾清宫养心殿里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眼角余光笼罩之中。
光绪十五年，大清帝国的两代决策者，对于国家的处境都缺乏应有的危机感，对于来自东邻日益严峻的威胁也都缺乏应有的警觉，或是尚未具备治国的宏观思维能力，或是根本没有萌生这种意识，都还不可能把国家的现代化、把改革纳入他们主动思考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