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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由于开会和治病，张国华经常在内地。那时，西藏已出现了零星叛乱，张国华通过电报，与在拉萨的谭冠三交流意见并商量对策。第一次，张国华说：“西藏出现的情况，说到底还是三大领主骨子里担心改革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加之西藏地方上层的因素，要让部队保持高度警惕，搞好针对性的训练。”
昌都个别地区出现这种不正常情况，与金沙江以东的形式紧密相关。
1956年2月，四川甘孜藏族地区（此前曾属西康省，统称为康区）开始了改革。这是一次带有根本性的改革，深刻地触及封建地主，尤其对延续几百年的土司制度更是强有力的冲击。

【18军指战员和当地藏族群众在一起。流萤摄影】
土司是从元代开始，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集中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的世袭官职。土司按等级分为宣慰使，宣抚使等，下设各种统制机构和大小头人，除承担赋税外，完全是一个地区的土皇帝。由于实行土司制度弊端病很多，明清两朝统治者大都主张取消土司制度，设立府、州、县政府，委派一定任期的流动官吏进行管理，即“改土归流”。明清时期已陆续在一些地区实现了这一改革措施，但在四川康定以西的藏族地区，直到清朝末年才由川边总督赵尔丰主持实施，正式宣布废除康定、甘孜、巴塘等地的土司制度。然而随着辛亥革命清王朝的覆灭，土司再度复辟。因此，在50多年后再次进行更加深刻更为全面的改革时，土司头人们不可避免地从本能上进行反对乃至武力对抗。
1956年初，康区改革开始在丹巴县和康定县两个区试点。2月下旬，在甘孜西部的理塘、色达、白玉、义郭、新龙、巴塘6县的少数顽固土司、头人铤而走险，率先开始了叛乱。2月25日，色达的大头人仁增顿珠（县长）策动37个部落、约2000人叛乱，围攻色达县城；同日，白玉县几个区乡叛乱，袭击会场，包围工作队，有一个区被包围七天七夜，迫使工作人员冒险突围。26日，理塘毛垭土司瓦术云如本为首3200余人攻打县城，破坏从甘孜到新龙的交通线。巴塘县武装攻打县城，烧毁公安局和学校等处。他们攻打了14个区、乡工作队，杀害干部130余人、群众积极分子65人，并袭击了过往车辆，抢劫了大量物资。
康区发生叛乱，是与西藏势力的策划紧密相关的。
1956年2月，西藏头子阿乐群则在拉萨被捕入狱后，其同伙即按过去约定的暗语，从邮电局发电到康定。康定即派人通知理塘的毛垭土司（瓦术云如本），后者立即在理塘掀起大规模的暴乱，并迅速扩展到甘孜大部地区。驻四川解放军奉命出动，在当地的支持下，逐步平息各地的叛乱。一批漏网分子，有的逃往境外印度噶伦堡、大吉岭等地；多数窜过金沙江，进入西藏昌都的江达、芒康、三岩一带，继续进行抢劫袭扰活动。
这期间，江达头人齐美贡布又率先发难。
此时江达宗的解委会主任齐美贡布，正在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齐美贡布原为江达人，德格土司下属的“敦郭”级头人，在江达宗负责收税，差役的分配等事务。他与玉隆的大头人夏格刀登关系很好。夏格刀登原为德格土司的涅巴，后来势力扩张，独霸一方。在我军向西藏进军时，夏格刀登曾积极支援解放昌都，有过较大的贡献。因此，在解放军到达江达时，齐美贡布也积极配合军队行动。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成立后，齐美贡布担任了江达宗解委会主任，后在支援康藏公路修建、动员组织牦牛运输等方面出过力。

齐美贡布1956年4月在拉萨开会期间，曾向他的一位朋友打听：“江东从康定到甘孜都暴动了，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他的朋友回答说：“我曾请教看法和指示，洛桑三旦说：‘很好呀！能搞起来，肯定支持’。”还说：“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即按照金沙江以东的康区一样进行叛乱）。”
5月下旬，齐美贡布从拉萨返回昌都后，在参加昌都的会议上，没有明确表态赞同改革。但昌都分工委认为江达宗的工作基础较好，齐美贡布又积极靠拢我们，宗的位置又处于金沙江畔，会受到江东改革正面的影响。因此分工委仍决定把江达宗作为改革的试点单位。7月中旬，江达宗召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自治区筹委会关于实行改革的决议。
江达宗的军事代表袁崇文作为西藏工作团成员，于4月份到德格县参观学习改革。军代处的工作由干事马一鸣负责。昌都分工委派秘书长张曙东前去江达协助工作。袁崇文得知江达列为改革的试点后，于7月初提前返回江达。张曙东和袁崇文就改革的意义和做法，对齐美贡布等人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工作，力促齐美贡布在改革方面带个头。但齐美贡布说：“如果我带了头，就要遭到大家的反对。”
会议开到最后，形成一个江达进行改革的决议，需要到会的头人们在决议文稿上签名盖章。除个别人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签名。齐美贡布坚决不同意在江达宗带头改革。经过袁崇文和张曙东反复地做工作，头人们才表示勉强接受，齐美贡布也经不住压力，最后沉默了。军代表以为齐美贡布已经答应，大家都很高兴，还在晚上举行宴会祝酒庆贺。然而就在当天夜里，也就是7月21日晚上10时左右，齐美贡布径自离开工作岗位出走，解委会副主任乌金多吉和其他委员也都离去，在桌上留下一张字条：“不愿意改革，害怕改革。”
鉴于昌都局部地区发生了叛乱，张国华于1956年8月6日指示：“加强各分散执勤分队和地方机关的自卫能力，要求修筑防御工事，增加物资储备，配备武器弹药，并决定将原驻林芝附近邦纳的156团调至芒康地区，作为内卫力量；驻扎木的53师各团抽一个营，组成一个战备团，加强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投入军事行动。”
张国华特别加强了与在昌都的王其梅的联系，他关注着那里的一举一动。很快，昌都地区解委会以主任王其梅和12名副主任名义于8月8日给各宗解委会主任、副主任发出一封信，通报江达宗最近发生的情况，解释有关改革的问题。

1956年8月10日，张国华因为连夜加班，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但考虑到当时昌都越来越变得复杂，紧迫的形势，他在北京于病中对昌都当前工作提出了三条意见：一、广泛宣传，解除误解和恐惧。二、召开座谈会或人民解放委员会，征求地方上层人员对昌都今后的工作意见，并接受他们对过去工作的善意批评。三、现在出事的江达、芒康地区，应派人去加强工作。
8月17日，张国华收到昌都分工委报给西藏工委的检查报告。内容主要是说昌都地区的改革问题，是在今年春天全区党代会后提出的，开始上层还抵触不大，后来反对的人就增多了。会前在上层中没有进行充分地酝酿，会议期间也没有充分地协商，而是勉强通过了拥护民主改革的决议。因此在会后，地方上层一致表示反对。盐井、芒康、江达、左贡等宗的头人公开威胁说，昌都地区如进行改革，他们就要叛乱，接着就发生了齐美贡布等人集体逃跑、留信的事件。
仔细看了这个检查报告后，张国华想到阿沛，必须派这个人马上到昌都去。张国华通过电报把自己的想法分给工委、军区在拉萨的领导和在昌都的王其梅通了气。第二天，阿沛由拉萨启程，与昌都的邦达多吉和噶玛巴等人会和后，去做那些怀有抵触情绪的人的工作。阿沛为自治区筹委会秘书长，还是昌都解委会的副主任；邦达多吉为自治区筹划委会副秘书长、昌都解委会的副主任，他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利于做齐美贡布等人的工作。
阿沛等人于9月7日到达昌都后，听取了昌都解委会主任王其梅的情况汇报。阿沛本着西藏工委的指示精神，强调说，改革在全区都要进行的，我们奉筹委员会和西藏工委的指示来检查工作，想办法争取他们回来。接着阿沛等人以写信和通过熟人联系的方式，对齐美贡布等人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但由于齐美贡布是得到了授意，阿沛的劝说毫无成效。阿沛很焦急，把情况如实地向张国华做了汇报。
这期间，普巴本又在芒康地区组织了叛乱。
芒康地区地处昌都以南，与云南的丽江地区毗连，与四川甘孜藏区一江之隔。
尽管大多数藏族群众本质上还是热爱解放军的，他们把解放军当成朋友；一部分头人也不想与解放军为敌作对，但头人会议的决定都必须照办，因为如有违抗就可能被杀头，甚至“灭全家”，以致不得不遵命行动。
张国华给王其梅发电报：“芒康个别地区如戈波、宗西等地还存在着‘帊措’式的父系宗族性质社会，人们都有甘为‘帊措’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团结奋战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一旦聚集起来，就有一定的战斗力。你们切不可以掉以轻心，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粮食准备和战斗准备。

那天刚给王其梅发了电报，谭冠三的电报就到了，张国华立即回电同意。军区确定调步兵第156团进驻芒康地区，对以预谋叛乱的普巴本进行戒备。
156团原驻地距拉萨东80公里的格桑，于10月下旬到达这个团原属于52师的部队，在进藏之初的昌都战役中，曾第一个把红旗插上了昌都城头，以后连续几年参加了修筑康藏公路的艰苦施工，是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部队。公路通车后，团的机关部队整编为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小的步兵团——新的156团。全团只有4个连队，部队进驻芒康后，几个连分别部署在芒康、盐井、和左贡等地。其中第3连3个排分散在拉乌、竹卡、荣许3个点上执勤。几个点互相距离都有几十公里远，每个点不足30人。之所以有这样的高度分散兵力部署是因为部队整编后，兵力明显不足；同时鉴于当时昌都地区总的情况比较稳定，叛军还没有嚣张到公然袭击解放军的程度。
芒康地区的势力正在策划直接危害我军的行动。发生在2月底的江东义敦县德达沟匪徒伏击解放军一个连，造成80余人伤亡、部分武器丢失的事件，给这些叛军提供了“榜样”。他们决心在芒康重演德达沟的一幕。当盐井叛军得悉解放军原驻盐井10余人的小分队将返回芒康时，以30余人在距离盐井约45公里的嘎登附近设伏。但是这支解放军小分队警惕性很高，当他们在11月4日返回路经此处时，将设伏的叛军打得一败涂地，当场打死打伤8人，而解放军小分队仅伤1人。
156团进驻芒康之后，随加紧修筑公事，储备粮食弹药，进行各项战备工作。由于普巴本已在头人会议上有了要求，群众不同程度的与解放军疏远，不敢给部队担负运输和出售蔬菜、烧柴等，使部队生活处于困难境地。
1956年11月25日，以普巴本为首的叛军，残酷地杀害地处澜沧江畔的156团3连1排竹卡守桥分队副连长以下共21名解放军战士，然后把他们尸体抛入江中，鲜血染红了澜沧江水。
接着，叛军又开始袭击位于澜沧江以西的荣许。这是部队的一个物资囤积站，从邦达运往芒康等地的粮食军用物资即在此处囤积，在由骡马驮运至芒康等地。156团3连副指导员龙振芳带领2排在此守卫执勤。
围攻荣许的叛军由仲日本和强佐马囊本带领上千人组成，目的是抢劫此处囤积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并切断昌都芒康的运输线。这些叛军分成两路，分别由芒康以北约二日程的扎西当桑桥过澜沧江，于10月29日到达荣许。上午9时，叛军首先向物资站的西面发起突然攻击。此时3连2排战士们正在集合准备开早饭，叛军摸到跟前约30米时才发觉，当立即取出武器进行猛烈还击。

四班战士因住在楼上未带武器无法还击，尚在楼上的副指导员龙振芳用冲锋枪并单独操作60炮压制住叛军的机枪火力。四班战士趁机冲上楼从房内取出枪支弹药，投入战斗。叛军仗着人多势众，对物资站又发起一次有一次的进攻，并高声吼叫助威，最后放火点燃民房。炊事员张二喜不顾叛军的火力封锁，数次扑灭燃烧着的大米等物资。战士刘金德身负重伤三处，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同叛军战斗！他抱着重机枪坚持打了一天时间，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龙振芳副指导员和排长张庆良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依托工事和大米包打退了叛军的多次进攻，一直坚守到12月1日深夜。
在邦达接到志愿命令的申守一助理员率领20余骑兼程前进，于12月1日连夜赶往荣许。叛军误认为我军骑兵增援部队到达，遂于2日凌晨撤离，荣许得以解围。此战打死打伤叛军60余人。我军牺牲副排长吴泽明以下10人（包括战士使用手榴弹不慎爆炸，造成死亡4、伤1人的事件在内）。
形势向着越来越复杂的境地发展。康、滇、藏地区叛乱骨干开始相互勾结，密谋更大的叛乱。
在全国解放后的五六年中，汉族地区早已完成改革并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西藏地区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继续维持着土司头人的统治地位。一旦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将废除其特权，变革所有制时，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的根本就有所抵触、表示反对乃至武装对抗。
早在1956年2、3月份，在甘孜西部的理塘、色达等地的部分土司、头人率先开始了叛乱，随后迅速蔓延到康区十多个县。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已公开议论过改革问题，随后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并把昌都作为试点地区，西藏上层怂恿和支持叛乱。昌都局部地区出现叛乱活动，就是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
张国华对此已有明确的看法。在1956年12月6日，就缓和昌南局势问题，他向北京报告说：“昌都地区的叛乱，显然是金沙江江东、江西一部分人有意对改革不满的一种反抗行为，但是已有为数很大的群众被裹胁进去。”
此意见得到北京的认同，批示指出，同意国华同志的分析和工委、军区采取的对策。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