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忧外患
（一）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乱的双重影响
在历经两次鸦片战争、洪秀全谋反金田一系列内忧外患后，朝野上下逐渐形成了三种共识。第一种共识，中西技艺相差甚远，要学习西方。第二种共识，即英法美等国不过求通商，而俄罗斯蚕食国土危害最大。第三种共识，即“靖内为先，外须和戎”的国策。
尤其是当《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朝野上下更加认为对外保持和局为要。中枢方面恭亲王剖析国是时便明确指出“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地方官员方面李鸿章就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只能“隐忍徐图”。
左公留意夷事，则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当时他听闻中英签订了《江宁条约》则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洋事卒成和局，实意念所不到。”“夜坐独思，百感交集”。那时  左公还是湘上农人在野之身，对于夷事则只能战不能和。当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暴乱相交时，  左公的思想也趋于“靖内为先，外须和戎”。在英法强迫朝廷在天津签订条约后，  左公对曾国藩说：“以现在局势而论，非款不可，然款亦非战不可，必然之理。今舍战而言款，则亦不过暂时苟且之图而已。”从其言可以看出，和戎是暂时的，要卧薪尝胆以图后举。但也可以看出，  左公从道光时期的“言战”到咸丰时期已经变成了“和戎后战”。
当借助华尔、日意格的洋枪队、常捷军镇压洪秀全时，朝野上下更激发了对西洋武器的迫切需求。也可说，正是太平天国的刺激，导致清朝借师助剿的需求，从而让人们真正体会到洋技之妙。但也是从这一时期，埋下了中国亟弱的认知。这种认知是极其危险的，并且在同光两朝形成了可怕的马太效应，后文将逐步剖析它的危害。
（二）天津教案造成的影响
在剿发平捻之后，清廷处理夷务问题上一直坚持“守定和议”的政策。朝臣们认为“守定和议，绝无改更，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同治九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则更能凸显这一政策。事情经过本文不在此赘述，只谈结果和影响。该案直接导致20名外国人死亡，震惊中外。英、法、俄、美、比、普（德国普鲁士）、西各国提出照会抗议，并派军舰进行军事威胁，顿时中外关系非常紧张。当是时，曾国藩秉承曲全邻好的宗旨，对外妥协，苛求国人。一时间，清议非之，国人骂之。但是，一向给人有“主战”“鹰派”标签的  左公却对曾国藩表示认同。他给夏筱涛的信中说道“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十年间，“和戎”绝对是谋政者们的共识。
而清廷也逐渐开始接受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规则，接受条约制度和所谓国际公法。  左公认为“从前和约，迫于形势，不得不然。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然若于定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我所底极。惟有遇事守定条约，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冀相安无事而已”。但也不能一味退让妥协。妥协的目的在乎隐忍，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能自强，无法讲理。左公则有言“以实在情形言之，还看自己强弱何如。我实在能强，则无理亦说成有理；我不能强，则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同然，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在势而不尽在理也”。 可以说天津教案使朝野和戎的共识得以稳固，但也在大部分官僚中加速了中国愈弱的马太效应。
二、卧薪尝胆
（一）洋务自强
早期魏源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来张之洞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治以来，上至中枢军机，下到地方督抚。以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兴办洋务，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曾给总理衙门提议要买洋船“轮船之速，洋舶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辛酉以后，朝局趋稳。在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的扶植下，地方开始兴办洋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军事工业、乃至民用企业。如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初有成效。清廷还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从英国购买7艘炮舰，用以尝试组建一支近代海军。但是，李泰国却擅自招募六百余人组成舰队，不听中国指挥。清廷无法接受，最终以损失70万两白银的代价将这7艘炮舰拍卖。此次购舰风波引起朝野轰动，  左公闻知其事非常气愤，表示“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同治五年，  左公在福州奏办开设马尾船政局，而且还开设马尾船政学堂，较同时期李鸿章等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马尾船厂的设立，是  左公对整个国防战略思考的重要决策。“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这是对东南海防的提早认知“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以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以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  左公点透国家建设一支近代海军的必要性。“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为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对此，清廷十分赞赏  左公的奏议“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并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总督陕甘后，又在兰州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兰州机器制呢局，成为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在洋务运动中，  左公是名副其实的佼佼者，怹积极拥抱西方技术，但绝不是一味购买，而是以自学、自造、自强为准绳兴办了一批近代军工民用企业。
（二）新疆告急
同治时期，中原有捻乱，西北有回乱。  左公制定了先捻后回的战略决策。同治五年，清廷调  左公总督陕甘，专意剿灭白匪严虎的回民暴动。同一时期，由于清朝的统治力减弱，新疆各地发生了回部叛乱，建立了大小不等的5个割据势力：
1.喀什葛尔被大头目司迪克、二头目金相印两匪首割据。
2.乌鲁木齐被逆匪妥明窃据。
3.库车被逆匪黄和卓窃据。
4.和田被逆匪马福迪·哈比布拉窃据。
5.伊犁被逆匪迈孜木杂特窃据。
司迪克、金相印势力最弱，引来大小和卓，遂有阿古柏霍乱新疆建立洪福汗国割据新疆。俄罗斯趁火打劫，出兵占据伊犁及周边地域。到同治十年，新疆出现以下局面：俄罗斯侵占伊犁，清朝只能控制塔城一带，其余新疆各地皆被阿古柏匪邦占据，直接威胁甘肃。
是时，清廷内有议先与俄国开战，收回伊犁，然后再攻灭阿古柏者。左宗棠则反对急于与俄开战，他分析中俄形势说：“现在陇右兵事方殷，固难舍近求远，即令河、湟、甘、凉、肃一律肃清，苟非衅端自彼先开，亦未可横挑肇衅”“越勾践之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之于南粤，卑此畏之，反弱为强，诎以求伸，此智谋之士所优为，黄老之术所以通于兵也。古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不其然乎！”难道  左公不想收复新疆么，当然不是，而这正是  左公高于他人之处，谋兵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国势凋零的情况下，时机未到，不可轻言战事。  左公做到了。
（三）日本构衅
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之时，左宗棠虽主张积极备战，但对开战有所顾虑。左宗棠表示尽管目前“轮船已成十五号，洋防可固。更得劲卒余万，以次航海继进，陆路亦有把握”，“惟此事肇端虽在一隅，而事体实关全局”，而不可轻举。
日本吞并琉球后，清议纷纷请战，主张东征。左宗棠以为“言防而不言战”，他致信同僚表示：“日本废琉球为郡县，廷议主用兵。弟于总署商询之初，只言防而不言战，并本在闽时见闻所及言之。闻沈幼帅入觐，有主战之议，料谟谋者或不谓然。”
可以看出，在不伤及根本的情况下，  左公对整体国防思想仍旧是卧薪尝胆不轻起衅的，毕竟国家积贫积弱，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三、敢战谋和
（一）收复新疆
光绪朝以来，中国屡屡出现边疆危急，其中以新疆为最。在  左公平息陕甘回部叛乱之后，就开始着手为收复新疆版图做战略准备。当时，因为日本侵台，朝议裁撤西北防务，以西饷转作海防之用。随之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
海防塞防之争，正是国家战略层面一大争论，决定了中国历史走向。幸运的是，历史选择了左宗棠，为中国保住了新疆这一广袤的国土。
当时争论的有四派，一是以李鸿章、丁日昌为代表的海防派，力主加强海防，裁撤塞防。“自古立国，必先足用，足用之道，乃先充实关内，而后以馀力控制边陲。未有竭内地之藏，以供边陲之用而能善其后者也。且海防密迩京师，一旦有事，京师动摇，纵新疆不守，亦难危及京师。”李鸿章给出的结论是“新疆自乾隆时归我朝版图，且不说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馀万，不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也。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即勉强恢复，将来恐不能久守。故新疆犹中国之肢体，海防则中国之腹心。塞防不固，不过肢体小患，海防不坚，实心腹之巨患也。不若将西北兵马，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移作海防之资。”。京城外埠，犹以沿海各省督抚附议者居多。
再一派是江防，以两广总督英瀚、安徽巡抚裕禄为代表，主张加强长江防务。
第三派是塞防，以山东巡抚丁宝桢为代表，他们以为中国的唯一大敌就是俄国。英法美构衅东南就是为了开口通商，而俄国则谋吞中国，所以应该全力设防东北、蒙古、新疆。
最后是  左公为代表的认为海防塞防并重。无论是“弃塞防而就海防”或“弃海防而就塞防”，清廷最高层都不满意。两宫太后很清楚，无论是选择哪一方，都必将背负弃守祖业的骂名。光绪元年二月密谕  左公“通筹海防塞防全局，着左宗棠体察情形，迅速具奏”。  左公站在全局战略考量，通过敌我之势的判断，给出了海防塞防并重的观点“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驳斥那些偏重海防者“今之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也。若新疆不守，则蒙古不安，京师更无安枕之日矣。”最终给出结论“收复新疆，可使沙俄不能逞志于西北，亦能令列强不敢构衅于东南。故塞防之议，行则两利，弃则两害。”这一正确战略思想，是在举目四望、危急重重的中国最好的抉择。
我们纵观中国历史：凡守有新疆，则居其势，往来无阻，货畅其流，胡骑不敢轻犯，此汉唐所以兴隆也；不守西域，地利尽失，中外断绝，民穷国困，虏兵肆意南牧，此赵宋所以倾颓也。故此，足见  左公所谋者全局也。
清廷最终认可了  左公收复新疆的奏议。  左公又给西征军定下“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战术方针。所谓先北后南，是先克复乌鲁木齐为主的北疆各城，然后再进军喀什葛尔等南疆各城。这样主要是因为：第一防御在乌鲁木齐之白彦虎、马明、马人得的匪军兵力比阿古柏匪军较弱，先剪灭汉奸白彦虎震慑各路叛匪，削弱阿古柏匪邦的力量。第二收复乌鲁木齐可以切断阿古柏与俄罗斯的勾搭。第三就地势、交通而言，新疆北足以控南，南不能控北。
缓进急战讲的是大军次第进发，步步为营，有利于补给供应、保护粮道，如遇贼兵，则合围急攻，不给逆匪喘息的机会。
在  左公“先南后北，缓进急战”正确战略战术指导下，刘锦棠率西征军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便一举成功剿灭阿古柏匪邦，收复了除伊犁外所有新疆领土。
（二）备战沙俄
  肃清阿古柏匪邦之后，伊犁地区尚陷在俄罗斯之手。清廷一方面委派崇厚赴俄交涉归还伊犁事。同时，也密谕  左公将伊犁九城及西陲形势布置方略即行密速奏闻。可见，清廷中枢在以和平讨回伊犁的同时，也在积极备战。并谕  左公“一切情形，该督务当详加探访，庶知彼知己，措置不至乖方。”“该督不可因崇厚已使俄国，稍涉株守。”  左公自然积极备战，若是和议不成，做好不惜一战也要收复伊犁地区。怹给朝廷上奏说道“伊犁在昔为西路第一重镇，今为俄人占据，形势变迁，能否交还，固无把握，而交还后如何防守，未交还以前如何布置，犹应先事图维。”在奏折中逐一陈明了如何在伊犁排兵布阵、发展生产、兴办学校等事。
结果崇厚与俄罗斯签订了丧权辱国《里瓦基亚条约》，条约内容极其苛刻，中国如若接受，等同于将刚刚收复的新疆主权实际上卖与俄罗斯。而且还有巨额的“助守费”、贸易协定等。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哗然。朝廷谕令各部大臣议覆该条约。
诸臣咸以崇约纰缪多端、有弊无利。李鸿章就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谈到“伊犁割去南界数百里，跨距天山之脊，隔我南八城往来要道”、“扼我咽喉，使新疆南北生气中梗。”、“中国所以必收伊犁者，以其居高临下，足以控制南八城，谈形势者谓‘欲守回疆，必先守伊犁也’。今三面临敌，将成孤注，自守方不易图，岂足控制南路？”可吊轨的一幕出现了，虽然众人认为条约有弊无利，但条约已成，如果翻约，则“中国理曲”。“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悔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论曲直。曲在我而师必不壮。今日中外交涉，尤不可不自处于有直无曲之地。我既失伊犁，而复居不直之名为各国讪笑，则所失更多”。这种想法，是基于同治朝以来“守定和议”的思维惯性。但却无视真理的存在。有的人则认为翻约与否，要看中俄势力孰强孰弱。“中国必自度果能始终坚持不至受人挤逼，且必自度边备完固、军饷充裕，足够资控御，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踌躇审顾，只能随宜设法，徐图补救，并宜稍示含容，免使他国闻之，张其效尤”。大多数僚臣都认为俄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俄在西国为最强，其与中土沿海沿边交界三万余里，更非英美德法可比”，而中国“粤捻平后，谴将裁勇，而饷源愈竭”这显然是对世界各国实力判断有误，可谓不知彼。就中国自身实力而言，他们则认为“无饷则无精兵无利器。淮军协饷亦十去其四。上年奉部议饬裁一万余人，又分防南北两洋，势可谓强耶？不但南北洋兵势不足，黑吉两省，既乏将帅，更乏劲兵巨饷，断难与俄抵敌”他们肤浅的认为  左公的西征军“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将来俄人不必遽动大兵，止令所属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及白彦虎之众入境肆扰，数十万人，可一呼而至，左公即首尾不能自顾。”这是严重低估自身实力，正是中国愈弱之马太效应的影响。如此，既不知彼更不知己，如何能做出正确的谋划，只能屈辱就和而已也。形势误判的同时，党政阀异更危害国家。他们对于  左公积极备战、主张翻约大加抨击“左帅主战，倡率一斑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 “左公意在主战，未免不知彼己、不顾后艰”。他们惧怕与俄国决裂，形势分辨不清，只能在畏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只有屈辱罢了。
左公对当时的形势判断则更为深入。他固然也认为俄国在诸国中对中国危害最大，但他能看清俄国内部矛盾重重的弱电。出使俄国的曾纪泽称：“与俄决裂不至大有伤害。俄人内惧民乱，外防英侵，未敢更与吾华大开边衅”。
左公在崇约问题上，一直坚持翻约，积极备战，不惜动用武力，也要收复伊犁。首先，他认为崇厚条约决不能行，明确指出它的危害“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尤何极，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也向朝廷表达了坚决的态度“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在这里，充分体现了“敢战谋和”的全局思想。“次决之以战阵”最终即便使用战争手段，也要“坚忍而求胜”，以戈止武，以战迫和。
其次，左公对中俄实力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即总体实力俄强华弱，但就新疆局部而言则华强俄弱。经过十余年洋务运动的发展、平捻剿回、剪灭阿古柏匪邦一系列战争的锻炼，左公账下有一支精锐的近代化陆军。怹曾经致信胡光庸自信的表达“兵力视昔为强，船炮亦与泰西相埒。以之战于海外，胜负尚未可知；若以之固疆宇而张挞伐之威，则主客劳逸之分，自操胜算。”自信之外，是对俄罗斯情况的精准把握。怹对部下刘锦棠指出“俄虽国大兵强，而土旷民少，究难与中国并论。频年黩武不已，仇衅四结。英德各雄邦均不义其所为。土耳其一役，勉以和议，敷衍了局，而衅端仍在。彼此相猜。近复与奥亚里加构兵，法助俄而德助亚。……彼方务于西又肇衅于东，似难逞其毒。今日附近各部苦其征敛横暴，颇有急盼大兵之意。”中国内部团结，兵精粮足，士气高涨；俄国穷兵黩武，在中亚与英国争夺势力不休。本来国内财政就十分困难，农奴经济严重落后，又深陷俄土战争不能自拔。所以  左公认为在新疆局部，中国必能战胜俄国！
在此，应尤为注意的是，  左公虽然积极备战，但怹并非穷兵黩武，不反对言和。这正是“敢战谋和”思想的终极提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在曾纪泽使俄新立条约，成功收回伊犁地区后，怹表示比较满意“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同时也表示“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正是“敢战谋和”的  左公，在明晰双方实力的基础上，做出积极备战的正确方针，为曾纪泽的俄国谈判提供了强大的武力后盾，终于得以改定条约，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中国的权益，  左公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