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刘伯承曾两次与贵州结缘。
革命战争年代，开国元戎刘伯承曾两次与贵州结下不解之缘。第一次，他作为长征中的一名“过客”途经了贵州；第二次，他则是做为一位“解放者”拯救了这片土地上的一千四百万人民。
刘司令员 “虚张声势”与部队的秘密南下

▲为了迷惑敌人，第二野战军部队摆出了沿陇海铁路西进的架势。
1949年10月22日，刚刚开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从北京赶到了徐州。次日，他在指挥专列发布了一道命令，野战军领导机关率第三兵团由南京乘车北上至徐州再沿陇海铁路西进，准备执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行动。当部队抵达河南郑州后，当地群众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期间，刘伯承向外界宣布，其麾下的第二野战军即将由宝鸡经川陕公路进入川，解放大西南。孰料会议刚一结束，他就命令部队秘密南下，直奔湘、鄂西地区。
原来，无论是“指挥”部队入陕还是出席群众大会，刘伯承的一系列举动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在大陆的最后时刻，西南成了蒋介石的最后希望。
在1949年秋的那阵风雨飘摇中，曾经主宰过全中国的蒋介石在乘飞机穿行于台北、广州、重庆和成都之间，忙碌得很。此刻，他的军队所剩不过150余万人，正在余汉谋、白崇禧、胡宗南等人的指挥下夺路向华南和西南逃去。尽管那些残兵败将一夜三惊，但蒋介石本人并不打算认输。在他看来，既然还有大西南这个筹码在手，那前途就未到“绝望”之时。那里，既有崇山峻岭可做天然屏障，还有多如牛毛的土匪、盘根错节的袍哥可充当胡宗南近百万大军的后援。即便“绝望”时刻到了，因西南诸省地处边陲，部队也可随时逃往国外。考虑到这些“有利因素”，蒋介石最后拼凑出一条起于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延至五岭山脉的“大西南防御链”。这是一个宽正面、大纵深的防线，其执行过程中充满了弹性。首先，以白崇禧、余汉谋两部为基础组织的所谓“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推进的，同时为西南提供侧翼掩护；以嫡系胡宗南部扼守天险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军入川。如果形势有变，则白崇禧部退入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遥相呼应，联络云贵，做最后挣扎。

▲在击破蒋介石的“长蛇阵”的战斗中，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扮演了主要角色。
虽然蒋介石对自己所布的“长蛇阵”充满信心，但其弱点很快就被对手抓住了。早在这年的5月，毛泽东就曾明确指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要从采取迂回的方式击破之。他提出，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在毛泽东的战略棋局中，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至关重要：其第四兵团先归第四野战军指挥，由赣南出广东，尔后再由广西兜击云南，彻底截断敌军逃往国外的退路；野战军主力则取道湘、鄂西向川黔作大迂回，以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8月19日，刘伯承在“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确定，以第五兵团第三兵团和第十军直出贵州，切断四川敌人之退路；第三兵团主力则向川东南出击，聚歼川东之敌，而后协同由陕入川的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攻占全川。

▲川黔地区的崎岖地形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这令蒋介石产生了严重误判。
为确保迂回计划的成功，解放军各部采取了积极的欺敌行动。除刘伯承率第二野战军沿陇海铁路“大举西进”之外，十八兵团对秦岭之敌发动攻势，以吸尹胡宗南的注意力；活动在陕南和鄂西北的中原军区部队也向大巴山积极活动，造成由此入川的架势。一时间，刘伯承的频频露面、友邻部队的积极佯动，加之越秦岭南下为中原入川的传统要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蒋介石终于对战局产生误判。他在具体的兵力部署上，将秦岭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巴东为辅。但可能来自贵州方向的威胁，则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许，他认为那里是白崇禧、胡宗南的结合部，对手不大会冒侧背受袭的威胁发起攻击；再就是，当地的崇山峻岭，道路稀缺确实不利于大兵团行动。这也使得，为何当刘伯承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国民党军的情报机构虽对其可能的去向做了诸多猜测，唯独没有想到他那几十万大军会调头南下。
刘伯承的“计算”令贵州在一个月内得到解放

▲西南战役发起后，迂回部队在贵州进展迅速。
11月1日，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正式打响。第二野战军发起攻击后，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川黔防线。其南路的第五兵团及第十军只用了不到10天便突入贵州纵深，连续解放了镇远、三穗，兵峰直指贵阳、遵义。与此同时，北路第三兵团主力与第四野战军一部翻越武陵山，前出到川东南的秀山、西阳一线。慌乱之中，国民党军急令贵州境内的部队撤向毕节、贞丰，以阻挡南路解放军西进；紧急东援的罗广文兵团改去彭水、黔江地区，协同西撤的宋希濂集团依托乌江设防。战场事实证明，这些补救措施无济于事。至15日，贵阳宣告解放；21日，遵义也回到人民怀抱。解放军在贵州方向的快速突破，终使得敌军宋希濂和罗广文两部于28日被歼灭于南川地区。两天后，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宣告解放。至12月10日，为期四十天的川黔战役宣告结束。解放军在贵州境内所取得的节节胜利，不仅歼灭了国民党军七万六千余人，还解放了包括贵阳、重庆、遵义在内的大小城市一百三十二座。

▲迂回部队在贵州的快速推进，离不开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
向贵州迂回行动的成功，除得益于敌军注意力已被吸引到川北方面这一因素外，更离不开战役期间刘伯承对任务、我情、敌情、地形与时间的正确判断与精准计算。

▲迂回部队的行军速度，成为刘伯承一再强调的问题。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刘伯承深知决定川黔迂回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时间。因此，当第五兵团和第十军已经突入贵州后，仍再三督促该部要加速迂回行动。甚至在第五兵团攻占贵阳后，刘伯承特意电告兵团领导：“当前战役的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三个军向云南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 。因此，他规定五兵团在贵阳的休息时间不得超过三天，时间一到即应继续挺进。当然，刘伯承并不是一味对下级提苛求的指挥员。他注意到部队连日冒雨行军，辗转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特意叮嘱：“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四钱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同时，他还提醒各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巩固部队，团结人民，利用旧乡保人员，求得进军的顺利。在这种宽严相济的指挥下，迂回部队克服了天候、地理和敌人破坏所造成的重重困难，高速突进，有的部队甚至日夜兼程近一百公里。

▲对于刘伯承计算能力之强，对手宋希濂颇有“感慨”。
当然，川黔战役的胜利仅仅靠加快行军速度是不够的。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刘伯承运筹帷幄，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贵阳解放后，刘伯承强调，当前作战的关键是“迅速切断川境诸敌退路”。他在电令第五兵团主力继续进攻的同时精确地估算了敌人撤退的路线和行程，认为其主力将在綦江集结后分别向沪州、叙永、盐津逃窜，并判断他们可能到达的时间为：12月1日到叙永，12月6日到盐津。这种精准计算使得，尽管当面国民党将领宋希濂一再要求部下“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但该部在败退途中，仍是“我们昼夜不停地走，解放军昼夜不停地追，迫得我们没有喘息的余地”。最后，宋希濂残部在大渡河岸边全军覆没，其本人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刘伯承的算无遗策令贵州在短短一个月内得到了解放。
由于刘伯承在川黔战役期间部署得当，指挥有力，算无遗策，使得贵州方向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能够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战役迂回任务，四川境内数十万国民党军退向滇缅的道路也因此被切断。12月27日，随着国民党军李文兵团残部万余人在成都附近的邛崃缴枪投降，历时两个月的大西南战役胜利结束。（文武安君）
参考资料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
《鹰犬将军——宋希濂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