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城掠地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初八，苏四十三与韩二个分别向老教教徒集中的各个村庄发动进攻，老教猝不及防，众多较为薄弱的老教村庄，在新教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之下被纷纷攻下，或降或逃或被杀，损失惨重。
当然老教也不会坐以待毙，在醒过神来之后拼死抵抗，这样就一直互砍到当年三月，苏四十三则戴大红帽，自称回王，不断攻打老教各个村庄，“放火杀人一日不绝也。”（《循化志·卷八 回变》）。
 
这次变乱，循化当地政府一开始虽然也派兵弹压，但很显然部分官员不愿意介入其中。因而推诿拖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懒政、不作为，结果导致事态愈演愈烈。老教被杀家属也纷纷前往兰州的陕甘总督府告状。
当时的陕甘总督是勒尔谨，眼见着事情闹大了，因而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八日责成兰州知府（相当于今天地级市一把手）杨士玑（jī）前往循化进行处理，同时派河州（今甘肃临夏）副将（相当于今天的团级军官）新柱，“会同办理弹压”。
 
三月十八日，杨士玑与新柱抵达循化。新柱率兵前往现场，而苏四十三得知清政府带兵前来之后，心知对自己不利，因而派手下教徒伪装成老教信徒，抢先一步迎接新柱，询问新柱将对这次教争如何处理，以探听口风。
而新柱则根本不知道这些老教教徒其实是新教教徒伪装，说：“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新教如果不遵纪守法，我会为你们老教做主，血洗新教）。（《循化志·卷八 回变》）
 
了解到新柱的态度后，苏四十三便对新柱起了杀机。待新柱在公馆住下后，苏四十三、韩二个召集骨干，杀牛宰羊，聚众商议，决定正式叛清。
 
当天夜里一更时分，苏四十三率众冲入新柱所宿公馆，杀死新柱并剥下新柱官服顶戴。而新柱当时仅带了四十名士兵，也根本没防备，因此“四十兵仅一二得脱。”
 
之后苏四十三率一千余人，一不做二不休，于第二日攻入杨士玑下塌处。
当时苏四十三见到杨士玑狗，“犹执礼叩拜”，苏四十三手下众教徒见状，说：“反已反矣，何拜？！”
也就是说反都反了，还拜什么拜？
而杨士玑则大骂不止，新教教众则一拥而上，将杨士玑刺杀，随同官员亦全部被杀。（《循化志·卷八 回变》）
这样，原本的两派教争，到这时转变为针对清政府的暴动，整个事件的走向开始改变。
 
对于新柱、杨士玑被杀，事后乾隆认为勒尔谨在情况不明之下便轻率派副将带兵前往，导致官员被杀，激起事变，“实勒尔谨办理不善所致。”因而对勒尔谨进行了问责。
而1949年之后，我们对于“苏四十三事件”，常见的表述为：这是哲合忍耶的反清起义。是清政府一直以来的粗暴干涉，偏袒老教，导致原本的教争转为反清。这一观点如今仍然大量存在。
然而今天我们分析这个观点，是非常荒谬的。
因为首先清政府做为管理者，本身就具有制止包括教争在内的各种武装械斗，这是职责所在，放在任何一个政府也都要这样。说不上是什么粗暴干涉。莫非放任两方面往死里打才算不“粗暴干涉”？
其次，清政府的基层官员办理不善倒的确是真的，但如果说一直以来都在偏袒老教，实在有点勉强。正如前面所讲过的，所谓偏袒老教，更多的是政府保守性这一特点的表现。
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新教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老教进行屠杀，对清政府来说，当然应该被弹压，难道还要去弹压被杀的老教才算不“偏袒”？新柱也说的很明白，是“新教若不遵法”，才会血洗新教。新教如果是“遵法”的，那么有理说理，又为何要杀政府官员？
事实上，我们通过新柱只带了四十人前去事发地点这一史实来看，说明当时无论是杨士玑还是新柱，都没有打算用兵去弹压谁，主要目的还是去进行调解，因而根本不可能对谁“尽洗之”。
 
杀死杨士玑后，苏四十三率2000余人于三月二十日开始攻打东侧的河州。
苏四十三之所以要攻打河州，一方面河州是老教的重镇，老教创始人马来迟的后代就定居在河州，马来迟也葬在河州。所谓“杀马来迟的子孙”“灭老教的人”（《钦定兰州纪略》卷六）；另一方面，我们看地图就能知道，河州位于循化之东，从河州再往东则是定西，也就是马明心居住之地，攻下河州，便是要打通前往定西的道路，“迎其师马明心”（《循化志》卷八）。

▲  循化、河州（今临夏）、定西与兰州位置
 
在攻打河州中，韩二个在攻城时中炮身亡，但这并没有妨碍河州城快速的被攻破。
二十一日晚，在城中新教教徒的内应下，苏四十三攻入河州，署知州周植自缢而死。而苏四十三则将聚居在河州城南关的老教信徒，无论男女老幼“杀戮无遗”，一个不留，顺手还把马来迟坟墓给扒了（《循化志》卷八）。
此时陕甘总督勒尔谨，也坐不住了，听闻河州被围，一方面派兵增援，一方面则密令安定县抓捕马明心。
增援河州的部队在勒尔谨的带领下，走到半道便得知了河州失陷的消息，因而转往狄道州（今甘肃临洮）据守。而马明心及部分子侄则被抓捕，一同押解到了兰州。
在河州的苏四十三，此时也得知了马明心被抓往兰州的消息，于是停止了对河州的清洗，决定带兵营救，攻打兰州，在当地新教教徒的帮助下，急渡洮河，于三月二十五日抵达兰州城下。
 
 
兰州之战
此时，苏四十三之乱早已惊动清廷，乾隆一面不断指示勒尔谨控制局面、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一面指示勒尔谨发动循化的老教教徒，在清军带领下，搜捕循化的新教教徒，等于是端了苏四十三的老窝。同时火速调发京师健锐、火器营官兵两千，派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甘肃指挥平定。
没错，这个和珅就是那个著名巨贪和珅。而阿桂，则曾先后参与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之乱、南疆的乌什之乱、在伊犁主办屯田并曾任伊犁将军，以及对缅甸作战、平定大小金川等，为清代名臣，其大半生都是与西北紧密相关。

▲  阿桂


与各种戏说的电视剧不同，历史上真正瞧不上和珅，与和珅不睦的，不是什么纪大烟袋、刘罗锅，而是阿桂。而阿桂与和珅关系彻底恶化，差不多也就是从这次平定苏四十三，一起共事开始的。
乾隆同时还启用了被撤职“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的李侍尧三品顶戴、孔雀翎，前去甘肃协助阿桂、和珅，戴罪立功。这个李侍尧也是清代的名臣，在此之前曾任户部尚书、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在平定苏四十三之后，因为在随后的平定田五之乱中遭受弹劾，再次被撤职查办“斩监候”，也就是第二次被判了死缓，不过一年之后又被乾隆启用，先后担任户部尚书、闽浙总督，平定了台湾天地会的林爽文之乱，位列紫光阁，虽然是一路起起伏伏，但也算功成名就。
同时乾隆还派遣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统领森额特等官员一同前往平乱。
 
苏四十三于三月二十五日抵达兰州后，便攻破外城，夺取黄河浮桥，控制了金城关，也就是兰州的渡口之一，以防清军援兵增援，因而随后前来增援的甘肃提督、凉州总兵等率兵赶到后，始终无法渡河。
 
然而苏四十三这边也攻不下来坚固的兰州城，仰攻，攻不上去，火攻，又难以奏效。而当时在兰州城中守城的，则是甘肃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王廷赞，整个兰州城也就800人的兵力，因此王廷赞一面招募民勇，协助官兵守城，一面接受河州陷落的教训，彻查城内的新教教徒，将城中“内应回民悉擒捕杀之。”
等攻防到第三天，因为攻城的新教教徒，不断强烈要求放出马明心，王廷赞于是考虑让马明心上城头劝降，之后再将马明心处死。所谓：“在城上令贼人一见，即将该犯正法。”（《钦定兰州纪略》卷七）。
 
当清军在城头推出马明心后，苏四十三等教众立即滚鞍下马伏地跪拜，口称圣人。马明心在城上用撒拉语与苏四十三交谈，神色严厉，告知众人“这是真主的前定”，并将自己的头巾掷于城下。而城下教众则“怒啸而起，攻益急”，发疯了一样继续攻城。
王廷赞见状，提出让马明心“写字止贼”，也就是写信劝降，但马明心以不能书写为由拒绝，告知王廷赞自己虽然不能写，但是可以派在身边的，一同被抓的两个表侄“前去告知”，实际上就是让清军放走他的这两个表侄。
王廷赞同意，用绳子将马明心的两个侄子放了下去。随后将马明心带下城墙，一下城墙便立即将马明心杀死。

▲  清代的兰州城一角
 
四月中旬，从陕甘各路前来增援的清军已达到一万余人，苏四十三见兰州城久攻不下，而清军则大军已成合围之势，只得退往兰州南边的龙尾山、华林山一带。
四月十七日，和珅首先抵达兰州，而阿桂则还没到。和珅的小心思是趁着阿桂没到，抢在前面拿下苏四十三等人，“欲专讨贼功”，也就是要和阿桂抢功，因此迫不及待的组织清军仓促进攻。
我们知道和珅敛财搞钱这一套非常在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和珅对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也很在行，但用兵打仗这事儿，和珅是真不在行，比起阿桂来差出去好几十条街。
 
清军进攻，苏四十三率众在高处藏身于壕沟窑洞，居高临下阻击仰攻的清军，结果和珅指挥的军队是损失惨重，硬攻了几天，战死了一千左右的官兵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四月二十一日，阿桂抵达兰州。
而四天以来损兵折将、寸功未立的和珅，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将失利责任全都推给手下，对阿桂说之所以战事不力，是因为诸将不听调遣。
 
阿桂对此心知肚明，对和珅说，诸将不听调遣这事儿很好办啊，谁不听就以军法处置不就行了？
于是阿桂便同和珅一起升帐，召集诸将部署作战计划。阿桂发出的每一道指令，诸将都应声执行，没有任何推诿、违抗。阿桂于是对和珅说：“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
就是说没见谁不听指挥啊？你说吧，该军法处置谁？
 
和珅是又羞又恨，一言不发，其实也无话可说。
在官场上，这事实上就等于是阿桂与和珅撕破脸面了。而且我们知道，前线的情况，事无巨细都是要向乾隆汇报的，因而乾隆在接到奏章之后，立即就明白了和珅这货打仗不行，既然如此，那就别碍手碍脚的了。
因此乾隆一面颁诏斥责和珅隐瞒战况，一面要和珅返回京城。
不过乾隆还是给和珅留了面子，没有明说和珅无能，而是说：“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
这意思就是说不让和珅再在兰州指挥不是别的问题，而是因为有阿桂一个人就行了，否则两个大员都在兰州指挥，政令不一，下面都不知道听谁的，所以和珅就回来吧。
 
这件事儿虽然就这么过了，但自己以后，和珅对阿桂是恨之入骨，当然阿桂也看不上和珅，两个人从此关系便变得很僵。

▲  和珅
 
和珅离开后，阿桂首先安排布置栅卡，堵截各条道路，以防苏四十三等人逼近城垣，同时为防苏四十三等人转移，从阿拉善调来七百名蒙古骑兵“以备追捕”；同时从四川调来一千名善于在山地作战的屯练番兵，也就是藏兵，进行主攻。
另外，根据乾隆的指示，清军还专门调来了老教教众，做为前锋，进攻的序列是老教在前、绿营在后，满洲、蒙古在最后。
这实际上是清政府一贯的做法，比如在平定新疆的大小和卓之乱时，也是黑山派的维吾尔在前、绿营在后，最后是满洲、蒙古、锡伯、索伦这些部队。
这么做表面上看是出于不放心，是利用仇杀的矛盾，在后面监督着你打头阵，但最主要的考虑，还是从战斗力的角度出发的，因为按照清政府的认知，这个顺序恰好是由弱到强的排列，最弱的在最前，最强的在最后，先让弱的送人头，消耗敌人，再由强的部队彻底击垮敌人。

而苏四十三则为了集中兵力，也放弃了龙尾山，全部据守于华林山。

华林山这个地方是今天兰州市的公墓所在地，今天也有很多灵异事件的传说。华林山虽然不怎么高，但东西两面地势险要，因而易守难攻。但问题在于，山上没有补给来源，退守山上就等于进入了死地。
 
闰五月十五日，阿桂指挥清军攻下了新教教徒设立的卡子，新教教徒被逼往山顶，而新教教徒此时经过不断折损，只剩下了五六百人。阿桂通过切断水源等方法，自然是希望经过缺水断粮的围困之后，苏四十三等人能够投降，然而苏四十三则要求所有人为教义献身，“舍命不舍教”，提出：“若即投出，即违弃教门，务须同死，方得好处”（《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二）
 
六月十五日，清军终于对华林山发起总攻，清军在发射火箭、枪弹之后，冲过壕沟，双方短兵相接，苏四十三的新教教徒伤亡300余人，苏四十三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还剩余二三百人退守山上的华林寺死守，清军一时难以攻入，于是在寺外围困，用炮轰击寺院，这样僵持到了七月初六，清军终于从寺院后墙攻入，新教教徒“拼死抗拒，颇为凶悍。”（《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三），最终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事后连乾隆也忍不住一再惊叹“大奇”。
 
 
清廷的处理
苏四十三之乱平定之后，清政府一方面对前前后后俘虏的60多人，经审讯之后，或就地处死，或押解至京师凌迟处死；一方面在循化、河州、兰州搜捕相关人员家属及参与、资助人员，包括在河州帮助苏四十三渡河的新教教徒以及兰州西南关厢的新教教徒等等。前前后后处死数百人，而对于被抓捕的妇女儿童一百余人，则将女性发配新疆伊犁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为奴，幼年男性则发往云南普洱、广西百色等地充军。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所谓“男东女西”。
 
马明心的三个女儿和妻子张氏、侍女海姑发配新疆，大女儿于途中病殁于吐鲁番，被葬于头道河子，这就是今天的“姑奶奶拱北”。
一同发配的侍女海姑，则行至赛里木湖时，投湖自尽。

▲  风浪中的赛里木湖


张氏到伊犁后，被伊犁将军赐与一姓杨的官员家为奴。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一说除夕），张氏寻机杀死杨某一家七口，“密备厨刀，乘其醉，一一刃之”然后于次日自行投案，被杀于伊犁，葬于绥定（今霍城）伊犁河北岸，后河岸变迁，其墓被冲毁不知所踪。
 
头道河拱坝形成后，便成为全国哲合忍耶，即新教的朝拜之地，直至当代。2002年还曾因当地政府拆除教徒在路边私设的标志，引发当地的哲合忍耶教众的群体性事件。
今天的头道河拱北东侧为哲合忍耶教众墓地，西侧则建有专门进行宗教活动的房屋。很多年前，我在网上所看到的图片中，房屋门楣之上曾悬挂有铜制简介，但后来我去的时候，则已不见。
马明心女儿墓葬前，则放着刻有“金刚烈女永垂不朽”等圆石，墓葬旁边还有其他相关人员的墓葬。


▲  吐鲁番头道河拱北
 
苏四十三之乱被平定后，清政府基本上将哲合忍耶定性为邪教，哲合忍耶由此转为地下秘密传播。为了防范再出现类似事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严格控制人员流动、拆除新建的清真寺并禁止再新建寺院、取消阿訇、掌教名称，统一改称为乡约，在甘肃新增驻军、添置炮台、收缴民间枪支、禁止私贩销售硝磺等等。
 
然而，清廷的一系列措施最终证明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仅仅两年后，马明心的另一个弟子田五，便以为马明心等人报仇为由，再次起事，闹出了更大的动静，史称田五、张文庆之乱或石峰堡之变。
这一点完全出乎了乾隆的意料，因而在发生了死亡人数更多的田五、张文庆之乱后，乾隆也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对哲合忍耶的态度开始松动，调整了对待哲合忍耶的态度。
 
但即使如此，清政府依然未能解决好当年的回民问题，时隔78年后，席卷整个西北的陕甘新疆回乱爆发。直接后果是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数百万生命的丧失，而新疆在这一次动荡中，也险些永久性地脱离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