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军教电影《地道战》，在八十年代以前那绝对是家喻户晓。不过今天不评价这部电影，只说它的导演任旭东，也不说别的什么，只说任导的三个“小玩意儿”。
八十年代中期，全国最后一次清理战争年代私人配枪，那叫一个严，特别严，一家一家上门做工作，不管谁谁，包括开国元勋也不例外，必须上交。已经离休的任旭东有一支八音撸子，不想交，他说这只是个玩意儿。后来，还是他的老伴，趁他不在家时把枪交了出去。老两口为此很是吵了几架。

不管幼儿还是老叟，谁都有心爱的玩意儿，任旭东导演也不例外。任导的玩意儿不是一个，而是三个，那是三支手枪，那还不是塑料的或高仿的玩具手枪，也不是道具手枪，而是三支真家伙。
这三支真家伙，每一支都书写着任旭东战争年代的血火历程。
一、第一件玩意儿，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是任旭东当连长时缴获的。

（此乃参考图也，下同。）
1945年11月，平汉战役中，不满21岁的任旭东任太行第七军分区基干团九连连长。攻克武陟县城的战斗刚刚结束，还正在打扫战场和清理俘虏中，基干团接到分区命令，要求必须在24小时之内炸断黄河铁桥。基干团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九连，任命任旭东为黄河铁桥爆破队队长，并从全团抽调爆破骨干加强九连。团首长特别交待，沿途不管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管，留给其他掩护部队去处置，要他们九连只干好一件事，炸桥。
任旭东受领任务后，立即将全连分成若干爆破组，将从分区领来的200公斤炸药以每5公斤一包捆扎成40包，然后轻装向黄河铁桥急奔。
从武陟县城到黄河铁桥不远，只二十余公里，任旭东率领九连很快便飞奔至黄河北端的詹店村头，这是通往铁桥的必经之路。可就在全连经过该村时，发现全村街道上已经驻留有一支军队，有坐着的，有躺着的，个个显得疲惫不堪。因为都是同样的军装，最初任旭东以为是路过此地的兄弟部队在休息，但走着走着，发现这些兵手里的家伙很陌生，有美式步枪、英式机枪，这是我军从没有过甚至不曾见过的，他顿感不妙，便小声问一个坐着打盹的士兵：“哪个部分的？”
那个士兵眼睛都懒得睁一下：“三十军的”，然后嘟囔了一句，“他妈的，累死了。”然后继续打盹了。
啊！敌人！
任旭东有任务在身，他们的任务是炸桥，于是他一声不响地继续带领连队穿行在敌军士兵之间，向前飞奔。

上图中左面手提二十响驳壳枪的，即任旭东。
可就在快要上桥的当儿，营部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追上了他，小声对他传令：“营长命令，撤。”
原来，上级改变了作战部署，炸桥行动取消，连队原路回撤。
战前做好了那么充分的准备，结果任务取消了，未免令人沮丧。不能白跑一回！任旭东和几个排长紧急合计，决定根据敌人尚未发觉他们和麻痹无防备的情况，抢他几挺机枪回去。
布暑已定，连队又一次向北沿原路通过村子，将要跑出村口时，早有分工的九连战士有的警戒，有的则趁敌不备，抓起敌军放在地上的机枪、步枪，然后迅速跑出村去。
敌军大概也太疲倦，有的丢了枪还不知道，有的被惊醒，却一脸懵逼，等反应过来想站起来追赶，抢枪的已经跑出村子好远。
虽然桥没有炸成，但任旭东他们却抢回两挺英式机枪和六支美式步枪，因此受到嘉奖。
平汉战役进入到最后阶段，高树勋起义，战局迅速扭转。任旭东奉命带领全连转入追歼和搜剿，在一片芦苇荡里将一股敌军围住，敌拒不投降，我遂发起攻击。西北军的战斗力不弱，任旭东连最后不得不用白刃战才解决了战斗。此战，敌我双方都有伤亡，但任旭东他们最终得胜了，而且还打死了一个带队的营长。从这名营长身上，他得到了一支八成新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
战后，任旭东请求将这战利品留用，团首长批准了，这支二十响便成了任旭东的配枪。
二、第二件玩意儿，一支八音勃朗宁手枪，是任旭东当作战参谋时缴获的。

1948年6月15日20时30分，进攻襄阳城的战斗打响，中原我军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是二梯队，随四十九团跟进，担任纵深攻击。经一夜战斗，扫清城外诸要点后进入内城，受阻于敌据守的鼓楼堡垒。
这是襄阳城最后一个据点，该据点正好位于城中心十字路口，守敌居高临下，四周马路平坦开阔，我爆破组无法接近。我开展政治攻势，要敌投降，敌欺我没有重火器，拒不投降，敌我形成僵持。
天将晓，正在团首长准备呼叫上级火力支援时，一营传来捷报，他们缴获了4门化学迫击炮。
美式107毫米化学迫击炮，其实并不一定就是化学武器，只是它装备在美化学兵部队，故而俗称化学迫击炮。不过这个迫击炮装药特别多，比120迫击炮装药还多，因而杀伤力特别大。1948年我中原部队还没有这个玩艺。战前，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曾在动员大会上宣布，哪个单位活捉了康泽或缴获了化学迫击炮，所在班、排、连各记大功一次。

上图就是二战时美军正在发射的107毫米化学迫击炮，炮并不特别大，但炮弹特别大。
听到一营一下子缴获了4门化学迫击炮，团指挥所里高兴得炸了锅，参谋长张超立即命令作战参谋任旭东到一营核实，并交待视情利用化学迫击炮轰击鼓楼。
任旭东和一营长高俊杰来到刚刚被我占领的敌化学迫击炮阵地，检查了缴获的化学迫击炮，然后找出被俘的敌迫击炮连连长，向其做工作，命令他向鼓楼开炮。
这连长吓坏了，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地说：“长官，这不行呀，这儿距鼓楼满打满算也不到100米，太近，没法射击呀！”
高营长和任参谋不太懂，也不顾这些，逼着他打。那连长仍然不干，“长官，要打，也得500米以外才行。”
高营长怒视着他，“你说什么？”
那俘虏连长仍然在说：“长官，不是我不打，是这么近的距离没法打，这不合教范。”
任旭东不耐烦了，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擦着那连长的裤裆打到地面上。就在那家伙被吓了一跳还没回过神来，任旭东的枪口已经抵到他的脑袋上，“我这个就是教范，你打不打？”
遇到这样的两个八路，俘虏连长有点秀才遇到兵的感觉，他无奈地唤来了几个炮手，命令架炮，然后下达命令：“目标——鼓楼，距离——80米达，瞄准！”
炮手射击准备完毕。
那连长又再一次请示了高营长和任参谋后，才不得不下达口令：“一发，放！”然后使劲闭紧了双眼。
几十公斤重的炮弹几乎是直直地向上飞去，又直直地落下。要说这国民党军，战斗意志不行，战斗技术真不赖，炮弹不偏不斜，准准地落在鼓楼的天井里。
随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待硝烟散尽，再看鼓楼，一件白色的衬衣被高高地挑着，从射击孔里伸了出来，不住地摇动着。
看到敌人投降了，高营长赶忙去指挥部队缴枪，任参谋不等部队跟上来，便迫不及待地单人单枪冲进了鼓楼。踏过几十具刚刚被炸死的敌尸，他抓住一名军官，用枪抵住他：“命令你的弟兄集合，缴枪投降！”
那军官喊了几声，鼓楼里两百多名没有被炸死的士兵把枪丢在地上，集合起来做了俘虏。
这时，高营长已经带了一个连上来，开始逐层逐屋地搜索，打扫战场。任旭东在一处敌用于观察的掩体内，又俘虏了一名受伤的营长，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八音勃朗宁，马牌撸子。
后经团首长同意，这支勃朗宁手枪也被任旭东留用。
三、第三件玩意儿，一支加拿大六轮手枪，是任旭东从营长任上调离，参谋长把自己的配枪作为礼物送给他的。

加拿大六轮手枪，任旭东回忆中没说是什么型号，估计英国2号韦伯利可能性大。
淮海战役后，全军整编，任旭东任二野十二军三十四师一零零团二营营长。渡江战役中，二营担任团左翼突击营，率先占领扁担洲，全营记大功一次。
渡过长江后，任旭东营在十二军建制内转入追击作战，接连攻占寿昌、建德、兰溪、金华、武义、缙云等城，于浙江的丽水做短暂休整。
这时，二野在占领后的南京开办军政大学，上级选调有一定文化、带过兵、打过仗、进过军校的优秀干部进入二野军大担任队长，因为在抗战时曾经两进军校，符合条件，25岁的营长任旭东被选中。虽然一百个不乐意，还是服从命令，从此离开了他特别不想离开的战斗部队。
要离开部队了，任旭东恋恋不舍地把自己两支心爱的手枪，一支二十响驳壳枪和一支八音勃朗宁手枪交了出来，团长唐明春、政委钟良树没有接，说：“你这么喜欢，就留下作纪念吧。”
不仅如此，参谋长张超又从身上解下一支加拿大六轮手枪递到他的手上，说：“没什么礼物送你，这枪你拿着，就当我送你的礼物吧。”
于是，任旭东身带三支手枪，到南京的二野军大走马上任。
三年以后的1952年，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播调任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八一厂前身）任厂长，时任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大队长的任旭东又一次被陈副部长选中，随他进京，干起了拍电影的活，这三件玩意儿又跟他一起进了北京。
四、玩意儿失落
全国解放初期，要求上交除工作需要以外的私人配枪。曾经是二野军大学生的任的爱人劝他把枪交出去，任旭东不干，说我这只是个玩意儿。
任旭东爱枪，超乎寻常。在二野军大工作时，一位关系很好的领导看上了他的左轮，想要，但任旭东不惜得罪这个领导，没有给。如今要他把枪交出去，可以想象他的感受了。
趁任旭东出差不在家的当儿，他的爱人还是背着他将二十响和左轮上交了，只留下了一支任旭东最心爱的马牌撸子。
那年头一些战争年代过来的领导干部配枪，登不登记全靠自觉，交不交很大程度也靠自觉，于是，任导这最后一件玩意儿就私藏了下来，这一藏就藏到了八十年代，可惜最后还是没能留住。

对于《地道战》，有老同志说是军教片的内容，故事片的手法。不过这些年该片很是受到一些仇共的精英大V们的诟病。但不管如何贬低，对其中语言、服装、枪械、战斗动作等细节，谁能挑出一丝一毫的毛病？而它之所以在细节上无可挑剔，跟影片的导演不无关系。任导就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15岁参军，17岁当排长，20岁当连长，22岁当侦察参谋，23岁当作战参谋，24岁当营长。参加过武工队，打过冀中的村落伏击战、袭击战、地道战，跟鬼子拚过刺刀。曾化装国军军官深入敌占区抓过舌头，曾带领突击队率先登上兰封城头。十年征战，三次负伤，两次致残，一只手指因伤不治，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被医生硬是用剪刀给铰了下来。
经历过战争的人导演战斗片，在五六十年代很多，但能有像任旭东这样战斗经历的导演，估计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