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杜绝战略物资出口资敌的行为,1935 年11 月3 日, 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币制改革公告, 宣布除中央, 中国, 交通三家银行外( 1936 年增加农民银行),其余银行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同时宣布改银本位为汇兑本位, 禁止银元和白银流通,并将法币与英镑挂钩起来。法币制度的实施不仅从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中回收了大量的白银, 对于伪蒙疆和华北自治运动及其背后的日本人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现银和地方货币已无法再在中国流通。从此, 日本埋下了“ 复仇的种子” 。
1937 年7月7 日, 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与此同时, 日本军部陆军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行动, 重点开展破坏中国国民政府经济的暗战活动。
1938 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临近枯竭等因素,停止了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 但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构则开始着手进行伪造法币的准备活动。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于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主任, 陆军主计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九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 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
山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第十五期,随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前往中国东北“ 满洲国” , 从事兵要地志调研工作。山本自小就有伪造钞票的抱负, 在满洲国期间他对中国的币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并花费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
为了对即将开始的伪钞战做好充分的准备, 山本宪藏进入参谋本部后不久就动身前往华中地区观察法币的流通情况。他注意到, 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法币大都为中央, 交通两家银行发行, 印刷厂家为英国的德纳罗公司, 华德路公司和美国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是为水印和暗记, 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夹有红蓝丝线, 伪造起来不会很困难。况且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 一般民众的防伪钞意识不是很强。据此, 山本得出结论: 通过伪造货币来扰乱中国经济是完全可行的。 6park.com
调查结束后, 山本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日本, 直接同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之承秘谈了他的全部设想, 并咨询了井上的意见。井上认为这项计划能够实现, 愿意提供全面合作。于是山本宪藏将整套想法写成《法币谋略工作计划》, 并通过参谋本部第七课(中国课) 交给了主管谍报的第八课。山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第八课对其计划十分感兴趣, 直接请示到陆军省, 后经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下令, 正式批准实行。

1938年12月, 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 山本被调出参谋本部, 调至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 专门负责这一工作, 同时日本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总部, 负责人为阪田诚盛。
1939 年, 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 诚达公司” , 该公司在沦陷区有53 家分店在活动, 实际上该公司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主导机构。
山本和井上源首先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 他们制作了5元额法币的印版, 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 并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正当山本等人弹冠相庆之际, 从中国传来了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消息: 伪造的5 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 第一起伪造法币的行动计划因此而流产, 山本和井上源等受到了上司的严厉斥责。此后, 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 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伪造出了合格的法币, 并开始在日本大量印制。
1940年4月, 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出中国农民银行1 元、5 元、10元面额券共50 多万元, 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后将其变成旧钞, 秘密运抵中国, 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 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 商社” 等机构使用, 这些商社有: “ 梅机关” 、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 松林党” 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 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 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器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其他器械, 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 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 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帐底册等, 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 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 , 由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
1942 年下半年, 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 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 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 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 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此后的1939 年到1945 年七年间, 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0 亿元之巨, 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6park.com
起初, 日本伪造的法币确实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抗战初期法币还有一点威信( 1936年100法币可买一头牛), 日寇用伪造的法币在中国套购了不少物资, 其中“ 杉机关”还利用阪田公司作为中介, 通过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帮头子杜月笙等人从香港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但随着伪造法币越来越多, 日本的伪钞战遭遇了中国的强力反击。

大量假冒法币的流人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觉。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 假币战” ,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 以假对假”的策略,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 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
为了确保“ 以假对假” 策略能够顺利实施, 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了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 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 昼夜研制, 精心制作。当时, 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 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 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 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 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 混人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 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品, 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 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直到1944年“ 对敌经济作战室” 关闭, 伪造日本货币的工作才最终停止。
不仅如此, 为了配合国民政府的抗日伪钞战, 净化货币流通环境,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开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茶的反假币斗争。当时, 各根据地根据各自的实际, 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举办晚会、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和张贴宣传标语等活动方式, 譬如每到市集日, 解放区银行就将假币粘在布上, 悬挂起来,进行宣传并且将假币的具体特征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学生一一讲清, 以增强广大人民识别假币的能力。有的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出现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 便仔细找出其伪造特点, 及时曝光, 并发动群众跟踪收缴堵截, 就地消毁。这些有效举措严重地挫败了日伪的经济破坏策略。
最令日本意想不到的是, 正当其伪钞战准备进一步发挥功效时, 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从1937 年到1944年的7 年内, 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竟增加了10 多倍, 达到180 亿元, 这极大地削弱了日寇的伪钞战功效。
因而, 自始至终, 日本对华的伪钞战并没有真正撼动中国的经济, 连日本“ 伪钞战之父” 山本宪藏也只能无奈地哀叹: “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