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和明朝中期，都面临国家“积贫积弱”局面。王安石与张居正都威力救弊图兴而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成功。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 ，以失败而告终，后人对其人也是褒贬不一。而张居正的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死后其改革措施被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 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因此， 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 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 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 在制定改革方针， 应该孰先孰后时， 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 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 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 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 相继并兴， 号为新法， 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 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 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 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 遭到百姓反对， 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 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 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 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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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安石相比， 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 “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 安民之要， 惟在于核吏治”， 否则， 吏风不正， 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 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 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 正是吏治腐败所致， 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 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 而是先行改革吏治， 于万历元年 (1573年) 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 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史称“自是， 一切不敢饰非， 政体为肃”， “虽万里外， 朝下而夕奉行。”由此， 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 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 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在古代要革旧图新， 同样要获得皇权的绝对支持。
熙宁元年 (1068年) ， 王安石调入京师后， 主持变法。此时宋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 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 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 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 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同时， 宋神宗威力牵制王安石，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 以牵制和监视变法。
而明神宗即位时， 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 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 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任首辅后， 张居正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 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 而他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 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 这样， 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 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 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 张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 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
王安石在变法时， 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 特别对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 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王安石不积极争取反而是一律予以压制， 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 壮大了对立势力， 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 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可见，王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 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 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 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 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 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而张居正善于处理与同僚关系。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张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 一部分反对派的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 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不过在大权在握会有，张居正也对形势判断不清， 凡反对改革， 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 他一概贬斥不用，给后期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都是变法改革，宋朝的王安石不如明朝的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