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坚 6park.com
苏轼《晁错论》认为，晁错之死，他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晁错之“削藩策”引发“大难之端”，晁错“发之”而不能“收之”，且“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他人”指的是汉景帝,依据当是《汉书》中“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一语。苏轼说：“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苏轼此论，令人困惑者有三：
其一，晁错是“七国之难”的“难首”吗？晁错的“削藩策”，原是藩王之患的对策，没有晁错的“削藩策”，那几位尾大不掉的藩王也要反叛作乱的，恰如晁错所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若从根本意义上说，“七国之难”之“难首”，当是分封。当然，苏轼说的是引发“七国之难”的直接因素即“削藩”，从这个意义上说，晁错也只是献计献策者，不是决策者。尽管晁错说“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但要不要削藩，如何削藩，何时削藩，都得由汉景帝拍板，决定“削藩”的“难首”，也当是景帝而不是晁错。
其二，晁错提出“削藩策”直接引发的“七国之难”，就应当由晁错去平息，由晁错去“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吗？晁错只是一个谋士，如果谋士出的计谋都得由他自己去实施，出了麻烦都要由他自己去摆平，那么，以后谁还去献计献策？晁错当时的职务是御史，未曾有过带兵作战的经历，不像周亚夫那样身经百战所向披靡，虽然写过《言兵事疏》，也是纸上谈兵，他可以随同景帝亲征，却不能代替景帝亲征。由他前去平乱，只能徒“捐其身”，难以“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
其三，晁错提出“削藩策”是“己欲求其名”，故当麻烦出现的时候他就“安所逃其患”吗？七国之乱前，晁错父亲特地从颍川赶来质问晁错：“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父亲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于是饮药而死，临终留言：“吾不忍见祸逮身！”连晁错的父亲都看得明白，“削藩”之举很可能给晁错带来杀戮以至灭族之祸，难道晁错就全然不知吗？仅为“求其名”，犯得着这样豁出去吗。“居守”未必就是“自全”就能“至安”，他既然已经豁出去了，还能当着汉景帝的面“逃其患”吗？但晁错怎么也不会想到，将他腰斩于市并灭族的偏偏是他不顾晁氏之危而去全力维护的汉家天子。
我知道有称邓公者直言不讳汉景帝“诛错”之失，景帝也因此而喟然长息，却没听说哪位“忠义之士”因为晁错建议景帝亲征而像苏轼说的那样“愤怨而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