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
1842年《南京条约》一纸文书，将原先一穷二白的上海县变成了中西方贸易的重要通商口岸。不过数十年的时间里，上海即依靠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成为全中国最大的贸易城市。繁华的贸易带来的不仅是单纯的商业往来，还有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传教士背后强势的西方文化也随之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开花结果。

上海滩
一、大上海的小书院
1873年，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牵头，联合传教士兼教育者傅兰雅、中国早期买办唐廷枢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亦官亦民、以传播西学为宗旨的新式学校，即上海格致书院。这个新式书院经营近40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无数学生在此学习，无数西学作品在此被翻译成中文并流传于世。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与知识结构一旦形成，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掉的，而经格致书院教育过的新式读书人，他们的知识架构则变得十分杂糅，而也正是这种亦中亦西的知识结构，让他们对这个生活了数十年的世界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新感觉。

上海格致书院
二、兼容并包还是水火不容
从1910年代蔡元培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理念后，一直到现在这四个字仍然是应对文化碰撞的最恰当的方法。但在19世纪中叶，当时的新式读书人还没有诞生出这种观念，当他们引以为傲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发生碰撞时，便会下意识地比较出一个高低来。格致书院学生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看法，通过他们的考卷就能分析出来。

蔡元培
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西学中源说”、“中学包含西学说”与“中西学异源说”。其中前两种观点都将西学视作中学的分支或延伸，尤其是“西学中源说”，更是当时最火热的观点，如果当年有网红词语的评选，这个词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首选。
其实这个说法早在魏晋时期便已经出现，晚清时期人们只不过是从祖宗那里继承了这个观点，用作对自身文化的“保护”，意思也十分简单，西方文化固然优秀，这个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西方文化再优秀，其源头还是我们中国文化。就比如说现代数学当中的“借根法”，便被认为是源自中国的“天元一法”，但很可惜的是，“天元一法”在传入西方后便在中国失传，如今算是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数学如此，光学、电学、机械学等无不是从中国传入西方后的产物。

西方光学器材
相较于这种十分不合逻辑的说法，系统学习过西学的格致学院学生更偏向于“中西学异源说”，认为两种文化根本没有什么因缘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学生们还将中学视作“格物以明伦理纲常之学”，西学则是“格物以探求自然界原理之学”，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能够互补，则可以使各自的文化更加优秀光大。正是因为大部分学生不再持有缺乏逻辑的西学中源说，他们才赞同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
三、学以致用方不枉读书
既然经受过格致书院教育的学生已经能够接受西学的传入，那么如何接受西学，以及接受西学当中的哪些部分，则成为下一个关键问题。
巧合的是，1889年，格致书院以此为问题再度向学生发问，而学生的答卷也再度成为我们后人得以窥探他们想法的关键契入点。西学的承载者是西文，接受西学首先要学习西文，这是学生们的共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对中文的继续学习。唯有中西文并重，才能将西学知识准确而又通俗易懂地传递给不通西学的中国人和推行变革的大清官员。

晚清学生在学习英文
而与学习西文、传播西学相伴的则是设立专门的西式新学校，也就是像格致书院这样的新学校，光靠私塾与固有的官府学堂已经无法应对新情况，正所谓“非推广书院不为功”。而学院当中的优秀学生还可以派往西洋游历，亲眼领略西方的科技成果与先进文化，在游历中学习成长，并将其所学所见带回中国。学校与考试一向是挂钩的，格致书院的学生在1889年即提出了改革科举的想法，认为可以在科举中增加“特科”，专用以选拔西学人才，选拔出来的举人和进士改以“特举人”与“特进士”的称呼。

改革科举
格致书院学生们的答卷，充分体现出其对西学的认识深度，而支撑这一认识的，是他们西学知识结构的完备。在1895年的一份课程表当中，学生课程包含矿务、电学、测绘、工程、汽车与制造六门，每门大类课程下又包含若干小门类，现代数学几何无一不学。考察内容也包含工科、理科、文科、商科等各大门类，若以今天的大学制度对照之，格致书院都可以说是微缩版的大学了。正是这样的前沿学院，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过西学的读书人，他们对于西学的态度及其提出的学习西学的举措，许多都成为后来大清变革的重点实施举措。

晚清时期的数学课本
文史君说
一般来说教育是将已有的成果或未出现的可能性传授给学生，其本身便带有一定的复制性和超前性。格致书院正是践行教育超前性的典范，学校不仅将已有的西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还培养了学生对未来的设想与思考能力，使他们能够提出一些十分超前的举措，而这些举措在后来大部分都得到了实施。若抚今追昔，当今教育是不是过于功利且注重当下了呢？若教育失去了思考未来的“浪漫主义”，进入社会后的成年人又有什么时间去思考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