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 1906) 骤然而至的大洪水使得江皖地区迅速陷入粮食供应危机，米贵如珠，流亡满邑。

自光绪三十二年四月起，持续的降雨便在江淮地区展开了强烈攻势，使得洪泽湖、高邮湖以及运河等水位迅速攀升。据奏报，洪泽湖“积至一丈六尺一寸”，“至六月二十八日，高邮玉马头涨至一丈六尺九寸”，“上游沂、泗诸水，叠次长发，悉入江北运河，为数十年罕有之奇涨”。运河水位在光绪三十二年六七月间直线蹿升，最高时竟达平时的两倍以上。

连续几个月的强降雨使得江淮大地湖泊满溢，洪水横流。江苏、安徽两省所遭遇的此次水灾，“遍及八府一州，而江北徐海、淮安各属，灾情最重，难民尤多”。具体而言，苏北“海州直隶州及其所属之赣榆、沭阳; 淮安府属之安东、清河、桃源、阜宁、山阳; 徐州府属之铜山、萧县、宿迁、睢宁、邳州十三州县，灾情最重”。据安徽巡抚恩铭所奏，“皖北之凤阳、颖州、泗州三府州属，又加以山洪陡发，淮水灌注……被灾情形尤重”。对于江皖地区的严重灾情，社会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大公报》称: “本年江苏、安徽大水为灾，据各官绅调查，难民通共不下千万，其被灾处所广袤，约四千里，实为近数十年水灾中之最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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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洪水给江皖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光绪三十二年为闰年，闰四月即常年的五月，是江淮流域农作物的收割期，此时爆发的水灾致使“江北圩田尽淹，江南低区一概无收”。灾民本指望秋后水退，赶种秋季作物，孰料“中秋前后雨势倾盆，不减于夏河”，以致“水复相灌注，晚稼扫荡一空”，其悲惨之状难以尽述。据《江北饥馑调查报告》，水灾发生后，徐州府的小麦、玉米、黄豆、山芋、荞麦等农作物受到严重摧残，宿迁、邳州、睢宁等地仅有三分收成。豆饼成了灾民的主要食粮，并且不再向外输出。海州府的小麦仅收两成，大麦、豌豆只收四到五成，玉米、甘薯、荞麦、萝卜等几乎绝收。在淮安地区，受灾较重的桃源、安东等地，收成仅有三四分，清河也仅有五分收成。

严重的水灾使得江淮地区粮食产量锐减，米价逐日攀长。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四日，时任两江总督周馥在电报中称江苏米价已经涨至“每石六七千文内外”。时至八月，米价更昂，“沪价每石九元外，苏、常、扬、镇亦须六七元”。据报道，光绪三十二年年底，江苏地区“最劣之米，每斤五十文至六十文，麦则无从购买，且亦有涨至八十文者。豆饼则每斤四十八文，薯叶则十六文至三十三文”。此外，《江北饥馑调查报告书》中有一份光绪三十二年清河地区的物价统计。数据显示，清河县的各类粮食价格在五月之前都比较平稳，五月之后持续走高。及至十一月份，米、小麦、黄豆、玉米之类的价格几近年初时的两倍以上，有的甚至更高。

在米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各地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使得粮食供应更加紧张。有报道称，清江一带“各位行铺，因存货无多，来源不旺，仅售零升，凡有购买成斗成石者，一概谢绝”。苏州本是长江下游的米粮转运枢纽，为谋取暴利，亦有不少奸商趁机囤积米粮，如“唯亭镇沈某，所开米行，私行囤积至二万四千石”。粮食供应不足再加上粮商的囤积居奇、恶意抬价，致使大量灾民无力购粮，抑或无米可购。对于当时的状况，监察御史吴钫曾做过详细描述，所谓:“大江南北水灾奇重，饥民数百万，无米可购……该省灾黎有持钱入市购米不得，愤而市砒毒以归，全家服毙者; 有不忍视其子女之宛转饿毙，悉投水中，令其速死者; 又闻清江一处，灾民计四十余万，每日饿毙二三百人; 沭阳一县，灾户约三十余万，每日饿毙亦三数百人。”

严重的饥荒在江淮地区不断蔓延、加深，灾区饥民人数日益增多。就受灾最为严重的江北地区而言，截至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总计徐州府属之邳州、宿迁、睢宁、铜山、萧县五处，共饥民五十余万人;淮安府属之清河、桃源、山阳、阜宁、安东五处，共饥民七十余万人; 海州及沭阳、赣榆三处，共饥民四十余万人。总共一百六十余万人，给照回籍就赈者尚不在数”。 6park.com

数以万计一贫如洗的灾民在全国流浪，同时各种秘密结社活动也令晚清原本岌岌可危的局势更加危险，无家可归的流民愿意为了一点口粮而加入造反，反抗朝廷。清廷多次下令两江总督端方要不惜一切代价维稳。

在南京就涌入了五万多灾民，处境极其可怜。清政府已经无法应付救灾局面，表示愿意接受外国援助。同时，各地也发布临时法令取消征收田赋，以缓解灾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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