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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乡贤,还是乡奸
送交者: 千里长征[☆★声望品衔7★☆] 于 2020-09-10 9:29 已读 1035 次 1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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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汉末年与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诗人,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家喻户晓。同时,其所作所为也备受争议。今年恰逢曹操(155-220)逝世1800年,据悉,曹操墓文物将在河南首次全面亮相,并将打造三国文化遗址公园。

  关于曹操墓葬所在地,一直众说纷纭,更有所谓“七十二疑冢”的说法。著名作家金庸的先祖、清初著名诗人查慎行赋有一首《曹操疑冢》,最为脍炙人口。诗云:

  分香卖履独伤神,

  歌吹帐中穗帐陈。

  到底不知埋骨地,

  却教台上望何人?

  历经千年,曹操墓终于露出真面目。但是,人们对曹操究竟了解多少?又理解多少?恐怕是步入“高陵”博物馆之前,需要完善的历史功课。

  在“补课”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80多年前关于曹操是否能评为“乡贤”的社会热议。曹操是“乡贤”还是“乡奸”,在当年就难以达成共识。

  令曹操落选的“乡贤”评选

  1934年夏,面对日寇侵略、危机深重的国内局势,当时的南京政府期望在振奋民族精神、追怀中华前贤方面有所作为,以此为民众树立文化榜样,坚定保家卫国之决心。

  于是,当局特意筹划了国内各省评选“乡贤”的活动。此次活动“以中国为东亚古国,历代不乏立功立言之士,为后世矜式,兹为表扬先烈,激发民族情感起见,特通令各省,调查各省历代乡贤及清末有功于民族国家者”,要求各省从中“选出三十人,摭拾其生平事略,立为乡贤,作人民楷模”。

  各省接到当局甄选历代乡贤的通令之后,即刻投入了调查、考证、提名与评选工作。其中,安徽省的乡贤评选,评委阵容相当强大,评选结果也富于戏剧性。1935年5月10日,北平《世界日报》公布了安徽省乡贤评选盛况,也公布了皖籍乡贤名单。其中,曹操落选了,其子曹植却当选了,一时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

  皖籍乡贤名单中,除曹植外,还有周瑜、鲁肃、华佗等人。评委共70余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军政学文各界名流,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但是,新闻报道中将“曹操落选”作为标题来用,显然是觉得入选名单中前有其子曹植,后有晚清名臣李鸿章等(这些人物是否能为“乡贤”,当时亦存不少争议),却让一代“奸雄”曹操落选,令人感到意外。

  这一份意外之感,不仅仅出自于“乡贤榜”中还有不少知名度与影响力都不及曹操的历史人物,还在于当时的小学、初中、高中国文课本中,均选入了曹操诗文及相关故事,曹操其人其事渐渐以历史本来面目为新一代国民所周知了。与此同时,著名学者吕思勉所著《三国史话》,顾颉刚所著《两汉州制考》,王钟麒所著《三国之鼎峙》等著述之中,对曹操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均予以正面评价,甚至是表达了高度赞赏之意。

  可以说,当时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及手捧国文课本的中、小学生,已能够从历史真实的一面,去重新认识与评价曹操这一历史人物了。为何曹操却落选了呢?

  小说戏曲中“文学化”的曹操印象,确实让国人难以对曹操作出客观评价。因此,曹操落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完全来自评委意见,而是来自那个时代尚未完成历史观念转化的强大民意。换言之,即便曹操的得票数已经达到当选资格,也极有可能因受民意所迫,当局不得不宣布其落选。之所以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不妨从1934年底《东南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说起。

  1934年12月12日,杭州《东南日报》刊发了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为《从“乡贤”和“乡奸”谈到中国古史学》。文章前半段对各省乡贤评选尤其是安徽省乡贤评选予以评述,抛出了“乡贤”与“乡奸”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对于其认定的本是“乡奸”的曹操却可参选“乡贤”,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愤慨。后半段则主要针对新兴的“疑古”学派予以评述。全文对于曹操入选安徽省乡贤候选名单这一事件,予以了针锋相对、极其鲜明的批评与斥责。作者称:“此地要选的是乡贤,并不是乡奸啊!”

  接着,作者又在文中列举,称“连秦桧也有人替他叫屈”,以及“更不必讲王莽之荣膺社会改革家和大政治家的头衔了”,这正是吕思勉与胡适表达过的观点。意味深长的是,胡适恰恰是安徽省乡贤评委之一。无论如何,《从“乡贤”和“乡奸”谈到中国古史学》一文,都是借曹操参选乡贤这一事件,对“疑古”学派的新一代学者予以穷追猛打式的严厉批评。作者还联系到乡贤评选之初衷,乃是“发挥民族文化”以抵抗日本侵略,可“疑古”学者却“自己拆自己的台”,不断否定已有的、已为民众所普遍接受的中国古史,对“疑古”学者的作为,作者予以了坚决有力的抨击。

  应当说,这样的抨击,在当时中日交恶、国运维艰的历史背景之下,颇具说服力与号召力,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界、文教界乃至公共文化领域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与普遍心态。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公开批评与抨击声中,在千百年累积而来的民众思维定式下,曹操参选却又落选乡贤的这一结果,实在是情理中事。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刻字石牌,高陵出土),标示曹操生前所用兵器“大戟”曾随葬高陵。

  出人意料的评选结果

  姑且不论曹操落选之后的社会反响究竟如何,可以说还来不及等到社会反响充分释放出来,令人更感意外的事件却又接踵而至了。

  原来,到了当年年底,曹操的大名却又忽然列入皖籍乡贤榜中,并且明确的载入了《各省历代乡贤选定表》的官方正式文件。定居上海的著名小说家包天笑看到曹操入选的正式文件后,不禁感慨万千,写了一篇《皖乡贤曹操》,发表在1935年12月30日的上海《立报》之上。

  当时,包天笑刚刚从张恨水手中接过《立报》副刊“花果山”主编之职,就自撰此文当作版面头条文章,足见其对曹操参选乡贤之事的关注。文章开篇,包氏首先吟诗一首,诗云:“莫谓皖无人,乡贤亦足珍。曹瞒佳父子,俎豆自千春。”

  紧接着,他为之感叹道:“今读了各省历代乡贤选定表,方知曹操是安徽人,也选入乡贤之内。而且连曹植也在内,父子同为乡贤,这是何等荣耀。”不过,他对公众是否接受曹操入选乡贤榜,也表示了怀疑,并用其一贯的海派雅谑腔调写道:“和一般乡下人说:‘曹操是个大贤’,他们一定跳起来,不答应,说‘这是一个大大的奸臣’。从古及今的戏剧上,也不把曹操阿瞒当一个好人。不但勾上一个大白脸,而且还押上两个十字,看了他的一副尊容,已是奸相十足,再也不信他就是和黑面孔的包龙图,同为皖中乡贤。”

  调侃归调侃,包氏本人当然是能把《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分清楚的;但凡明白文学作品与历史史实之区别的一般读者与学者,应当都不会觉得曹操入选皖籍乡贤有何不妥罢。但本意是振奋民心、团结民众的评选乡贤之举,却不得不考虑国民大众对久已败坏的曹操形象的接受度。包天笑的怀疑与担心,并非凭空杜撰而来,都是确实存在的社会现实。恐怕也正是出于相似的疑虑,70余位评委之前的评选结果中没有曹操,便是从民众接受度方面加以考虑的。

  至于后来曹操为什么又当选了,虽已不可确考,但当年势必再次引发争议,也是可以预见的。且说曹操落选,不符合熟知史实的知识分子之评判标准;曹操当选,又不符合普通民众根深蒂固的传统印象,这的确是一个令当局两难的文化命题。

  只是随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拉开序幕,评选乡贤活动也因战局突开而不了了之,曹操曾落选又当选乡贤的轶事,也就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作为评委之一的胡适,早在1922年5月,曾为白话标点本《三国志演义》作序,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已颇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评判,多次为曹操“翻案”。胡适在与陈独秀、钱玄同等研讨《三国演义》时,就明确指出:“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又称:“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

  此次评选八年之后,胡适已身在美国,从事外交工作,他仍于1943年6月撰写了《曹操创立的“校事”制》《曹魏外官的“任子”制》等论文,仍孜孜以求地从史料考证的角度上为曹操“翻案”。当然,所有这些基于史实上的学术考证,其评判标准及研究结论都属专业范畴,并不能在公共文化层面上让民众普遍接受。

  无论如何,曹操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要么“奸臣”,要么“奸雄”,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饱含贬义的“奸”字。这一贬义明确、污名恒久的形象,至今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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