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风千里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主席
9月11日，延期了近半年的迪士尼电影真人版《花木兰》，终于在国内各大院线上映，却引来恶评如潮，不少影评网站的评分一路走跌。此前，受疫情影响，该片最终放弃在全美影院上映，只得改为网络发行，因此国内院线便成了这部《花木兰》挽回票房败局的最大希望。
上映之际，片方更是开足马力进行推广。结果却是，国内观众似乎并不买账，原因也并非只是该片对我传统文化的解读，对木兰从军故事内核的理解过于生硬，而是相比于98年版获得普遍好评的动画版《花木兰》，其剧情逻辑、特效和人物刻画，实在让人难以接受。甚至有不少观众看完真人版《花木兰》后，立刻开始重温动画版，真人版的失败，衬托出动画版当年的成功。

刘亦菲饰演的花木兰形象
实际上，动画版《花木兰》的迪士尼主创们在进行创作时，原本是希望完全舍弃掉《木兰辞》中代父从军的故事主线，而将其完全包装成一个美式色彩的成功学故事，但最后他们发现，主角花木兰在失去了“代父从军”这个动机后，整个故事就变得十分生硬。在经过多次修改后，主创们还是将代父从军的核心内容放了回去，98版花木兰的故事也因此重新丰满起来，虽然当年迪士尼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依然显得十分稚嫩，但对《木兰辞》中体现的中国传统孝文化和家国情怀的尊重，成功塑造出迪士尼动画中前所未有的“出身平民却不以嫁给王子而改变命运”的公主形象，并迅速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完全观众的青睐，并引发了关于女性主义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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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上映的动画版《花木兰》虽然掺入了不少美式要素，但因对木兰辞精神内核的尊重，使其大获成功

豫剧中的花木兰形象
无论是古代从《木兰辞》引申出来的各种戏曲、剧目、话本、小说，还是迪士尼的动画电影，花木兰“代父从军”的初始动机，是谁都无法绕过的精神内核。在传统文化中，虽然男尊女卑的社会准则被认可了上千年，但女性从军并不为传统社会排斥，而出于孝悌之义和家国情怀披甲出征、英勇杀敌的女性，还会被人们所称赞与传颂。
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如花木兰这样的女性英雄形象，在中国比比皆是。早在商代晚期，商王武丁的侧妃妇好，就曾是带兵出征的女将军。西晋时期，襄阳太守子女荀灌在敌兵围城之际，率领十余名近卫突出重围，搬来救兵解围，一时传为佳话。唐初，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就亲自组织反隋义军，短短数月就拉出了一支格外精干的大军，并屡立战功。到了宋代，杨门女将的故事开始广为传颂，两宋之际追随其夫韩世忠抗击金兵的梁红玉，也成为后世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就算是到了封建礼教对女性最为桎梏的明清，还涌现出了秦良玉、沈云英和冯婉贞这样的巾帼形象。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可以与男性一起冲锋陷阵、肩负起家国兴衰乃至天下兴亡重任的。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前的妇好雕像
到民国时期，女性开始进入到经过近现代理念训练和组织的新式军队中。北伐时期，武汉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正式招收女性学员，深受进步思潮鼓舞的当地女性踊跃报名，在1926年首次招生就录取了213名女生，这其中就有日后著名的抗联女战士赵一曼，这些女学生兵被统一编成女生队，所学课程和训练强度丝毫不逊于男学员。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分校招收女生的计划，曾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极力阻挠，但在开明人士的坚持下才得以顺利实施。这些军校女生毕业后，纷纷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成为旧中国妇女解放的领军人物。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首届女生队毕业官生合影
我党的武装力量，则给予了那些励志当巾帼英雄的女性提供了更多便利和保障。女兵的身影在人民军队成立之初就已经活跃起来。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期间，就有30多名女兵在起义军中承担救护和宣传工作，有一部分甚至直接参与了一线战斗，她们大部分是来自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后来部队南下行军，这些女兵跟随大部队，不顾疲惫地照顾伤病员，表现出极强的毅力。几乎在同时，毛主席领导发动秋收起义时，也有不少女兵参与。广州起义期间，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还专门成立了由1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女兵班，在起义后期，她们受命在珠江北岸长堤的天字码头阻击敌人的进攻，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广州起义期间，带领女兵班奋战到底最终壮烈牺牲的游曦，毕业于黄埔军校女生队
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地的工农武装纷纷成立了正规建制的妇女武装，那些曾经深受压迫的农村妇女，终于有资格和广大男性一道参军革命。她们有的负责后方生产工作，有的负责宣传和伤员救治，有的甚至和男性一样端起枪上阵杀敌。这些妇女高涨的热情，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女性的地位和面貌。
在各地新成立的女兵队伍中，海南琼崖纵队的女子军最为传奇。在琼崖根据地成立伊始，就有不少妇女登门请求参军，相比于其他地区，海南的妇女受压迫较小，经济上更加独立，而且她们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英勇无畏的精神，让她们成为革命队伍的优质兵源。1931年5月1日，琼崖根据地女子军特务连成立，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支全部由女兵组成的连级作战单位，下辖3个排。该连的女战士全部留短发，头戴标志性的红军八角帽，背上背着斗笠，手臂上套着缝有“女子军”字样的袖章。除此之外，她们没有统一的制服，穿的都是颜色和形制各异的粗布装。她们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从汉阳造，盒子炮，火帽枪，到长矛，弓弩，不一而足。
虽然条件极为艰苦，这支女兵连却在实战中表现出极高的游击战素养，她们配合主力部队转战全岛，屡次成功伏击敌军，在1931年6月，她们在沙帽岭支援红三团，成功击败敌军，歼敌近百人，缴获大批弹药，而此时距离她们初出茅庐仅仅一月有余。不久在文魁岭，女兵连更是首次独立作战，多次击退进攻的敌军，很快成为整个琼崖纵队中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更成为全国各根据地组织女兵力量的样板。后来女兵特务连的故事被改编成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更是风靡全国。

琼崖根据地女兵形象
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武装力量中，有数量不少的女兵，八路军有学兵队女生区队，新四军有军部直属教导纵队女生队。抗战之初，这些女兵队伍不仅直接奔赴前线参与武装斗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还与各根据地妇女联合会一起，定期招收和培训当地女青年，女兵队伍不断扩大。
这些女兵队伍的学习、训练和生活节奏全部严格与男兵一致，不仅要操练诸如射击、刺杀等基本军事技能，还要组织学习。许多参军前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普通妇女，在女生队的高强度训练中脱胎换骨，成为素质过硬的革命军人。在培训结业后，她们陆续奔赴各抗日根据地，成为当地组织、宣传、医护和游击作战的骨干。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女兵队经验证明，只要方法得当，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女兵都能够发挥出不逊于男兵的能量。

冀中抗日根据地妇救会的女干部

参加军事训练的抗日根据地女民兵
早在东北沦陷后，在白山黑水之间也活跃着抗联女兵英勇抗敌的身影。曾经毕业于黄埔军校女生队的赵一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35年，赵一曼任东北抗联第3军第2团政委，一个女性能够担当团政委一职，这在当时的世界绝对是罕有的。当年11月，第2团被日伪军包围，为掩护主力突围，赵一曼身负重伤被俘，日军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宁死不屈，最终在次年8月从容就义。
要知道，日本人对女性地位极为轻视，女性只被允许参加医护队，而女性和男性一样扛起枪械奋勇杀敌的画面，对于日军而言是无法想象的。赵一曼表现出的大义凛然，让日军极为震撼。
两年以后，在日本关东军在松花江下游对抗联进行围剿时，抗联西征部队中的由冷云领导的数十名女战士和大部队一起奋勇突围，最终仅剩的8人被日军追到乌斯浑河畔，在弹尽粮绝之际，这8名女战士义无反顾的跳入冰冷的河水中，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悲壮的“八女投江”。在抗战之初，东北抗联的3万名将士中，女兵就有688人，她们用汗水，鲜血和生命向世人证明，女性同样有着抗击外辱、共赴国难的觉悟与担当！

在抗大学习的八路军女兵学员

1944年，整装待发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女战士
随后，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对越自卫还击战等数次战争，女兵在军中的地位不可撼动。这些革命时代的巾帼英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女性的解放树立了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