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后期，志愿军受后勤限制，粮弹缺乏，被迫后撤。5月21日，志司电令第3、第9和第19兵团：由于我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接济不上，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为此，第五次战役暂告结束。并命令参战各兵团准备23日晚即开始向涟川、铁原和华川一带转移。后撤途中，由于多种原因，60军所属的180师出现重大损失，战死、失踪和被俘的高达7000余人。那么战后该师的4位主要领导都受到了怎样的处分？55年的时候分别授予了什么军衔？各自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先说师长郑其贵。180师突围失利，郑其贵责任最大。首先是麻痹大意，180师代政委吴成德回忆，26日拂晓，“上山刚八十公尺，就听公路北山上敌人打枪。我问师长，怎么北山打枪？他说，放心，那边是179师。行不远，又打枪，师长又说放心。又走十多步，敌人打炮过来了”。部队孤悬敌后，郑其贵竟然没有派前哨，两翼也没有安排警戒，敌人的枪炮都打过来了，居然还认为是友邻部队，可见其麻痹大意到了什么程度。

其次是一味机械执行命令，缺乏变通。北撤途中，60军和3兵团给180师发来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命令。当时60军的命令是538团和539团带着伤员转移，留下540团掩护；但兵团认为仅留540团兵力太单薄，于是命令538团和539团的两个营掉头往回走，与540团共同拒敌。538团领导对此很有意见，建议不要变更命令，还请求到师部面陈意见；540团政委李懋召也主动表示两个兄弟团不必回来，自己断后。结果遭到郑其贵的拒绝。
面对敌人三个师的追兵，缺乏粮弹的180师就是全部留下来也很难挡住敌人的攻势，60军的命令在当时无疑是更好的选择。但郑其贵机械地执行了兵团的命令，致使180师最终陷入了绝境。亲身经历了这次后撤行动的180师政治部干事张城垣评价说：“师长机械地执行第二道命令，使我师丧失了摆脱重围的良机。”战后，郑其贵被撤职，调任任第三兵团管理处处长（正团级），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担任过吉林省军区白城军分区司令员，1990年病逝，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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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代政委吴成德。180师分散突围后，吴成德在突围途中遇到了400余名掉队的伤员，他选择了和这些伤员们在一起，最终没能突出重围。之后吴成德带着这些伤员在敌人打了14个月的游击，最终弹尽粮绝被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吴成德才得以回国。最终他被按营级干部转业，分配到了东北一个农场当副场长。1982年，上级决定给吴成德恢复名 誉，并让他享受军级干部待遇，1997年3月，吴成德病逝，享年84岁。
接着我们说下副师长段龙章。段龙章是陕西耀县人，出生于1920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革命，担任过太岳军区19军分区警卫四团团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出任180师副师长，跟随部队入朝作战。180师突围失利后，他被降为60军作战处处长，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来担任过上海警备区炮兵室主任，1971年病逝，享年51岁。

最后说下师参谋长王振邦。180师突围失利后，该师4个主要领导只有王振邦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而是继续担任原职。原因有两点，一是战前他刚从其他部队调来，对180师的情况还不熟悉，战时没有直接参与指挥。第二个原因是在被敌人包围的前一天，按照师领导分工，王振邦组织率领机关后勤人员和伤员1000多人北撤，最终安全返回了原部队。因为这两点原因，他成了180师唯一留任的师级干部，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来担任过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