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罕现在是中国与蒙古国边境地区的一个地域的名字，它的一部分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新巴尔虎左旗境内。在上个世纪的1939年5月至9月的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日本皇军与苏联红军在这一小块地方展开了一场规模不大，但非常激烈的战斗。而这场激烈的战斗，有很多的证据都可以证明，正是这一场战斗，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而且是有利于人类战胜法西斯的改变。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兹教授曾经说过：“亚洲腹地的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或许几周之后，会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而这一次的“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受影响的，还不止是“南太平洋”，几乎可以说遍及了大半个地球了。
一、 争战的起因
要说清楚一起事件的起因，有时是非常困难的，特别象战争这样极端的事件。就象“南太平洋的风暴”的起因，很可能就与“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有关，但有谁会注意“一只扇动着翅膀的蝴蝶”呢？所以我所说的起因，也只是我以为确实与此事件有因果关系的其它的一些事件，也许还有许多我没有讲到的，也许我所讲的这些个事件中，会有诺干与诺门罕战斗尚不能构成因果关系。
1、锡林陶拉盖的冲突
1939年5月4日的早晨，一群蒙古军的马队在一个名叫锡林陶拉盖的小村子附近渡过了哈拉哈河，因为河的东岸的河畔洼地上，有着一片肥美的草原，而哈拉哈河的西岸，包括东岸的广大地区，都是近乎戈壁的连绵的沙丘，所以哈拉哈河西岸的蒙古人，很早以前就习惯了东渡牧马，后来这种习惯还被大清帝国的雍正皇帝钦许了。
蒙古虽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但民族中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部落的，居住在哈拉哈河西岸的是喀尔喀部落，而居住在东岸的多为巴尔虎部落，他们同为蒙古人，但由于水草的争夺，一直关系不好，还经常发生械斗。最后双方都上诉到大清帝国的理蕃院，一个大致相当于民族事务部的机构。
案件最终摆在了雍正皇帝的御案上，在这位雄才大略的帝国皇帝眼里，哈拉哈河两岸同是大清子民，天赐的草原当然应该大家有份，于是便在哈拉哈河的东岸的草原划了一块，供居住在西岸的喀尔喀部落的蒙古人民放养他们的牲口，当然，留给巴尔虎部落的牧场也是足够该部落的需求的，于是双方便进入了和平相处的年代。
时代进步到了1924年，外蒙从中华民国独立出来，而喀尔喀部落跟随外蒙的独立离开了中华民国的怀抱，而巴尔虎部落可能是与汉人，又或者是满人感情较好，于是便留在中华民国，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蒙古族公民。随着两岸的部落分属不同的国家，边境的争夺便出现了一丝的危机。
在中华民国统治的十几年里，两岸基本上还是和睦的，即使到了1932年伪满州国成立之后，哈拉哈河两岸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仍然遵守着对雍正皇帝的裁决，没有因边界纠纷发生严重的争斗，直到1939年5月4日的这一天。
之所以这一天不太一样，就因为这里新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兴安北警备军第7团第3骑兵连连长贡布扎布中尉，别看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连长，中尉军衔，可他是警备军总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很重要的，还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实足的二百五。
当他见到一大群蒙古骑兵从哈拉哈河对岸渡河而来的时候，立即下令开枪阻击，正在渡河的蒙古兵猛然听得枪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丢下马群，退回了西岸，好不容易才搞清楚，是对岸的“满州兵”开的枪，于是便添油加醋地向他们的指挥官朝格登中尉作了汇报。大概蒙古人都是火暴子脾气，西岸的朝格登中尉比起东岸的贡布扎布中尉也好不到哪去，于是两岸的蒙古人便刀对刀、枪对枪地真干起来了，而且双方都不断投入兵力，很快，武装冲突终于上升到团级的规模。
如果两岸都保持着蒙古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话，也就不会有日后的苏日争斗了，不过西岸的蒙古人首先搬来的苏联装甲部队的支援，一队坦克车在哈拉哈河的西岸一字排开，以壮蒙古兵的行色。蒙古兵一见“苏联老大哥”出马，立即底气十足，一口气将“满州兵”赶出了锡林陶拉盖。
“满州兵”看到苏联的坦克，也心里发醋，急忙向日本人求援。日本人见到“满州兵”被打得落花流水，立即认定对方是在打狗欺主，于是便派出了第23师团骑兵联队联队长东八百藏率领200名日本骑兵，会合了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8团的部分人马，共800多人，在几量九五式轻型坦克的押阵下，气势汹汹地往锡林陶拉盖进迫过来。
如果只有这800多人的混合部队，占领了锡林陶拉盖的蒙古人也许还不会一败涂地。这一回日本人还派出了5架轰炸机进行空中打击，一口气在占据了锡林陶拉盖的蒙古人头上扔下了60枚炸弹，毫无防空力量，也毫无空防准备的蒙古人当即被打得焦头烂额，只好灰溜溜地撤回到哈拉哈河的西岸。
至此为止，这还只限于边境纠纷，仍未构成真正的争斗。所以，这一次的锡林陶拉盖的争夺，当作诺门罕战斗的导火索，还能够勉强“胜任”，更深层次的原因将在下一步叙述中。
2、斯大林自毁长城
1938年6月，伪满州国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的到来着实让这里的日本人惊喜交加，这人就是苏联远东地区“肃反”负责人，苏军总政治部保卫局局长留希科夫大将。更让日本人惊喜的是，这样的不速之客陆续有来，驻蒙苏军摩托化步兵第38师军械部部长弗化特少校、蒙军骑兵第6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宾巴大尉接连在7、8月间逃离蒙古，来到伪满州国。
接连出现的逃亡，表明了正在苏联军中发生的危机是如何的严重，短短的两年时间，苏军中有两万多名中、高级军官被清洗，被捕入狱，甚至被处死刑。5大元帅中年富力强，而且是具备现代战争意识的3人被处死，其中的一个就是早些时候在张鼓峰的战斗中大败日军第19师团的苏联远东方面军总司令布留赫尔元帅。苏军，其实也是共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创始人，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逃亡到满州的留希科夫资金大将的顶头上司，也在清洗之列，只是他虽然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但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的尊严，在逮捕他的人到来之前，举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板机。连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苏联观察团团长的别尔津将军也被紧急召回，刚踏进苏联的国门，便被逮捕，紧接着就被处死。
近乎疯狂的大清洗，使苏联红军失去了15个集团军中的13位总司令，85个军中的57位军长，195个师中的110位师长，406名旅中的220位旅长。中高级军官中的70%被捕，甚至被杀，整个军队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之中，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指挥系统近于瘫痪。为了真补大清洗出现的缺额，苏军不得不紧急提拔一大批年青干部，一时间，苏军中充斥着大量的少校师长、中尉团长，而这些少校、中尉，很多人二、三年前还是军校的学员。难怪英国首相张伯伦曾说过：“1937年的大清洗，使苏军丧失的战斗力”。
认为苏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的决不只是英国的张伯伦，只要知道苏军经历过的空前危机，而又有着正常智力的人，大概是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这当然也会包括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军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
留希科夫将军的出走满州，无疑使日本人清楚地知道了斯大林自毁长城的荒唐，苏军的悲剧给早有北进意图的日本陆军打进了高效兴奋剂，一下子就将日军北进的野心撩起来了。
3、日本人的蓄谋
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鲁迅在答文艺新闻社问的时候预言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占领，是为进攻苏联所做的准备，这话由鲁迅说出来，确实会使很多爱戴他的民族主义者感到难过，也有不少人为此攻击鲁迅，但以后的事实证明，鲁迅的预言的进攻虽然没有发生，但进攻的预谋，却是真实存在的。
北进苏联的野心主要集中在日本的陆军，陆相荒木就是一个彻底的北进派，后来由于日本国内的政界和军界都发生了很多的事件，一部分要人被清洗，有些是被暗杀的，有些因恐惧而放弃了职务，荒木陆相就是放弃职务的原军界要人之一。随着荒木陆相的隐退，日本国内北进的势力有所削弱，但在陆军中，北进派还是有着很多的同情者和死硬派。
为了准备进攻苏联，日军在占领东北三省后，很快就将关东军从初始的2个师团，约4万余人扩充到9个师团，近20万人，而且还将最新组建的第一坦克师团部署在东北，而没有进入当时还在激烈战斗的中日战场。更着手在海拉尔修建了一处军事要塞，据称此处要塞工事之完备、建筑之复杂、规模之庞大、工程质量之高即使是用现在的眼光看，也仍然可以算作为一座合成步兵、炮兵、防化兵、工程兵、装甲兵等作战功能的永久性国防工程。而且至今，中国人还没有能够完全探明这座要塞的内部结构。目前，这座要塞已经有1000多米的坑道已经公开展览，供人们参观。
修建这样一处要塞很显然是针对苏联的，因为周边目光所及，也就只有苏联能够有资格成为日本的敌人。当然，修建这样一座要塞也可以解释为防御苏联的进攻，不过当然的苏联，应付欧洲的事务都忙不过来，根本就没有收拾日本的企图，虽然和蒙古结成了军事同盟，其目的也只是帮着蒙古防御日本，完全谈不上对日本有什么企图，而且在对日冲突的处理上，还表现得非常克制，有时简直是到了忍辱负重的地步。在1937年的干岔子事件中，苏军的三艘巡江炮舰被日军击沉一艘，重创两艘，可是苏军不单没有报复，而且很快撤出了有争议的地区。所以，修建这样的军事要塞，比较合理的解释还是“为进攻苏联做准备
在早一些的1936年6月，日本还颁布了《帝国国防方针》，其中第一敌对国就是苏联。在1936年的8月，日本五相会议（即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便通过了“北进苏联、南下南洋的《国策基准》，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还签订了《德日反共协定》，这一协定的矛头，毫无疑问是指向苏联的。为了准备对苏作战，既然在中日战争全面暴发之后，关东军仍然齐装满员地驻扎在东北，并没有抽调作战兵力进入中国战场。
193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还制定了一个对苏作战计划：史称“八号作战计划”。它是《昭和十四年度（1939年）帝国陆军作战计划》中的针对苏联的作战计划，这个“八号作战计划”前后制定了两个方案，被称作“甲案”和“乙案”。甲案以黑龙江为基地，直接进攻苏联，计划使用兵力为14—26个师团，但苏联很快就知道了这一个作战方案，并在沿苏“满”边境部署了12个师的兵力，还修建了长500公里，纵深近200公里的防御工事，而且还准备了18个师的预备队。
苏联之所以能够很快知晓日本人的作战部署，原因就出自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佐尔格，他对外的身份是德国新闻记者，纳粹党员，德国驻日本使馆顾问，而实际身份却是共产国际的情报部特工，德国共产党员。从1933年开始，佐尔格一直在日本从事情报工作，最出色的成就应该是准确地向苏联报告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时间，使得苏联最高军事当局在战事开始前的最后时刻，得以下令全军进入作战准备，虽然该命令没有能够顺利到达所有的作战单位，接到该命令的部队也有很多没有当一回事，又或者根本就来不及做些什么就在德军强有力的进攻下溃不成军。但也有许多的部队有所准备，所以开战伊始，苏军虽可谓一败涂地，但仍能保留大量的、宝贵的作战骨干，没有被德军全部歼灭。后来苏军的成功反击，很大程序还是这些被保留下来的作战骨干在重新军队所起的作用。
在明白甲案将面对坚强的防御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很快又制定了乙案，它计划兵分两路，一路从满州里西进，以苏联的乌兰乌德为进攻目标，另一路取道蒙古的乌兰巴托，攻击乌兰乌德的侧后，而计划进攻蒙古的部队，选定的就是关东军的机械化部队。同样，苏联人很快也对乙案有所了解，并将情况告诉了蒙古人，所以，现在蒙古人还将诺门罕战争看作是卫国战争，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是一场日本人意图侵占他们领土的战争。
当然，不论是甲案还是乙案，日本人最终都没有能够实施，这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南进派的势力最终还是占了上峰，而且裕仁天皇本人，也是一个南进派，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北进的努力一开始，就碰到了强硬的反弹，所以最终放弃北进，也完全可以解释为知难而退。
4、肆意妄为的关东军
在日俄战争击败俄国后，日本便以继承俄国在东北特权为理由，强硬地派驻了4万人的部队部署在我国的旅顺、大连一带，到了1919年，这支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被正式命名为关东军，当时的派驻任务是守备南满铁路和关东州（就是普南店以南的辽东半岛）。
关东军在整个日本陆军中，算得上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部队，日本的甲级战犯中，就有多人出自这一支部队，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就有：东条英机、梅津美次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在关东军的鼎盛期间，总共拥有20个师团，100多万人的部队，而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暴发之前，整个日本陆军也不过只有17个师团外加5个独立旅团不到100万人，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关东军在日本陆军，乃至整个日本军界的位置。而正是因为关东军极为特殊的位置和它与日本陆军乃至日本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该部官兵一直以来就有胆大妄为、肆意动武的作派。早在1928年，他们就自把自为干掉了还算亲日的张作霖，以为可以借此多占点便宜，没有想到却变相促成了中国的统一；1931年，又是这支大肆意妄为的关东军，策动了九一八事变，使中日全面开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关东军的肆意妄为其实也是日本军界的“作战至上”的传统有关，所谓的“作战至上”其实就是：战事一开，前线的战事必须由前敌指挥官做全权的决策，它可以不受政府出于政治考虑的约束。对于中国人来讲，这还是很好理解的，也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就有类似的教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939年月25日，当时的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一个题为《满功国境纠纷处理纲要》的文件，这是一个用以指导关东军各作战部队处理边境冲突的行动指南。在这份文件中明确地写着：“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到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性地进行国境线的认定。”
当一班肆意妄为、胆大包天的关东军指挥官手上握着这样一份指令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一个有着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而当每一个指挥官都有着自主地确实国境线的欲望的时候，将要发生的就肯定不会只是边境纠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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