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成都双爷 双石茶社 9月24日 6park.com
第一章 这是一条不归路？（下）
 
四、中央红军向大渡河畔前进
 
蒋介石在筹措“大渡河会战”的同时，红军主力正为解决粮草而围攻会理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亦借此机会，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因“四渡赤水”期间大幅度机动所产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讨论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会议决定：在会理稍事休整，而后经西昌北进。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当晚，中革军委断然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1]当晚，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开始从会理北进。
5月15日，蒋介石任命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勉励”[2]。同时调刘湘第二十一军装备精良的第二师第六旅（旅长王泽浚）部归杨指挥，担任大树堡对岸富林（今汉源县城）之守备。杨森部全部六个旅又三个团共两万四千余人，担任富林至峨边段大渡河下游防务；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旅不足万人，担任富林至泸定段大渡河上游防务，其中第四旅（旅长袁国瑞）位于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附近，第五旅（旅长杨学端）位于汉源场（今九襄），准备担任安顺场至富林河段防务。[3]
同日，中央红军主力从会理开始北进。北进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派人将一纸文书送给德昌守将、刘文辉部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希望许部不要阻拦红军北上抗日。许剑霜曾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旧部——据说还曾经是共产党员，本来就不愿意与老长官打仗，遂将刘伯承来信送至西昌交顶头上司刘元璋（时任川康边防军司令），建议接受刘伯承建议。
刘元璋接信后并未回复。[4]
16日，薛岳部中央“追剿”军开始渡江，准备追击中央红军。
5月17日凌晨，红一军团前锋红一团进抵德昌。许剑霜部甫一接触即弃城溃走。当日午后13时30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我先头第一团今日三时占领德昌，敌向西昌方向溃退，拟以第三团于十四时后继续向西昌方向追击前进。”[5]
第二天，刘伯承如法炮制，再次致书挡道于黄水塘高地的刘文辉部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大意不外是汉彝一家，红军北上抗日，要借你的道。你开枪，红军不会还手，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该怎么着，你自己看着办吧！
邓秀廷一来几天前刚见识过被从巧家渡江而来的罗炳辉红九军团撵得如同丧家犬般的刘部毛国懋团之狼狈惨状，二来目睹红军之严整阵容、精良装备及其勇悍无畏之气概，三来慑于刘伯承昔日川军名将之声威，不敢随意造次，妄动干戈，遂严令所部不得开枪，撤至两边山头，任由红军大队通过。
有一彝兵慌乱走火，引得一片枪声，被气急败坏的邓秀廷跳脚骂止。
红军并不还击，高呼“汉彝一家”，从容通过。
邓秀廷擦去一头冷汗，刚想喘口气，即炸死邓部连长邓华钦等十余人。邓秀廷手忙脚乱，又找不着联络布板放在哪个马驮子里，只好委委屈屈令手下彝兵退出高地，撤往冕宁。[6]
一道荆关，三千彝兵，又被一纸文书赚开。
邓秀廷这一掉转马头就不再停留，干脆也不进西昌城给刘元璋扯回票了，直接绕道邛海北山奔老家甘相营（今喜德县城）而去。一到家，他就派人扎住寨营，干脆闭门不出了。
5月18日15时，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三团进抵西昌城下。
西昌守将、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乃刘文辉族侄，有点二杆子气，又奉有“蒋委员长”守城严令，决心与西昌共存亡。为“扫清射界”，他竟下令将城门外民房付之一炬，致使大批百姓无家可归，露宿街头。[7]孰料红军早有主张，要河不要城。当时4时，根据前锋红三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报告的西昌敌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城周围筑有相当坚固工事，杂有碉堡，重要地点设有竹钉等障碍物。城郊房屋亦拟焚毁，但未及着手，惟楼梯、绳索等已被焚毁殆尽。似此，敌有固守该城模样”，“估计攻城须费许多时日，且奏效把握极少”，建议“拟以五军团监视该城之敌，一军团继续北进”。[8]
半个小时后，中革军委接受林、聂建议并对各部行动作出部署：“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在野战中消灭刘敌各个部队之目的，对固守西昌之敌，在不利的条件下应坚[监]视之，掩护野战军主力通过”，主力绕城垣而过，继续北进。并要求：“一军团主力应向泸沾方向前进五六十里，其先头团应由二师派出，并带工兵及电台，限二十号赶到泸沽。军委并派刘参谋长赶往为先遣司令，罗瑞卿为政委，指挥该团，进行战略侦察，并为渡河先遣队”。[9]跟进的红五军团则看住刘元璋，掩护主力绕道马道子、小庙，经小庙、锅盖梁奔礼州而去。

因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为此发出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利用少数民族对于刘文辉及当地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且“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的亦是可贵的”。[10]
5月19日下午，红一军团主力占领礼州及其以北地区。
前面就是泸沽——20日凌晨，红一军团前锋红一团进抵泸沽。
泸沽是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分岔口。
路有两条：
一条经登相营翻小相岭，经越嶲去大树堡渡口——大树堡对岸就是富林（今汉源县城），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也是当年石达开部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的地方。
一条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之道——也就是“翼王故径”。
中央红军实际上面临着与石达开同样的选择：走哪条道？从哪里渡河？
 
五、宁雅正道，还是“翼王故径”？
 
中革军委首长的第一选择是直出大树堡——也是翼王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之路。
5月20日9时30分，朱德总司令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江消灭敌人，创立川西北苏区之任务”，并根据“罗瑞卿尚在病中”的情况，对日前“渡河先遣队”的指挥员人选和相应部署作出调整，“一军团（缺两个团）今晚续进至泸沽地域，向冕宁侦察。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罗病聂代）明日向登相营、越巂前进”，“除九军团外，各军团二十一日休息一天，准备二十一日夜半后行动”。[11]
看见没有？登相营、越嶲！——这就是去大树堡的那条道。
同日，中革军委还致电各部首长，宣布了中央红军“目前战略方针与任务”：
 
各军团、纵队首长：
甲、我野战军渡过金沙江，取得了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有实现可能。因此，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但由于我军渡过金沙江的胜利及经会理北上，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现时敌人的布置，在利用大渡河的天险，大小桐[相]岭及梁[凉]山等的阻隔，夷民与红军的隔阂，企图以刘、蒋两部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所部在北岸层层扼阻，破我渡河计划。
乙、依此情况，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欲实现此方针，必须：
A.各兵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敌如固守工事据点，则绕过之。对追我之蒋敌中央军应尽力迟阻之，如逼我过紧，使我不便过河或迂回，则应坚决回击，以消灭其一部。
B.被派出之各先头团，要以最大速度完成渡河的及迂回道路的战略侦察，火速的占领和控制选定的渡河点，并有保证的架好浮桥。
C.各兵团在选定渡河点后，要以最高度的急行军到达河边迅速循序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刘、杨两敌进行必要的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D.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进行破坏白军宣传，特别是追我的中央军。
争取夷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夷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
E.在渡河一时不可能时，应进行较远道的迂回，并应决心的留在右岸，进行一时期的作战机动，以便以后再渡过大渡河。在这里夷民中的关系及其工作，更含决定的意义。
丙、各兵团应向指战员解释目前战略方针及其战斗任务的重要性与严重性，要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为协同动作，要发动他们最高政治热情，紧张的战斗情绪，不疲倦的工作精神与最大的机动和机断专行。
丁、要发动各连队举行收集架桥材料、扩红、破坏白军特别是中央军的宣传及组织夷民四大竞赛。收集资财依军委电令执行，扩红依总政治部号召，完成后应仍继续。破坏白军宣传，要深入到各家群众中，普通的写贴标语，并号召他们坚壁清野，炸路扰敌。对夷民要发动每人送他们一件礼物，毛瑟枪弹要尽量发给他们，并应携带其中积极分子，以便更易于号召和组织他们。
中革军委
五月廿日[12]
 
值得注意的是，中革军委这两天的两个电报，都明确提出了“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创立川西北苏区之任务”及“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而中革军委之所以将大树堡作为渡河点的第一选择，恐怕多多少少也跟当年那个“翼王覆灭”的阴影，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然而，中革军委的这个“第一选择”，在第二天，就被刘伯承、聂荣臻更换了。
5月19日晚，跟在红一团后边的刘伯承、聂荣臻到达了冕宁县境内的松林。20日晨赶往泸沽。同日9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致电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令其详查从泸沽分岔的两条通往大渡河渡口的路线，并告以刘、聂首长正赶往泸沽随先遣团行动[13]。当日午后，刘、聂首长到达泸沽。当天，冕宁地下党党员陈荣檀、廖志高等人已派李祥云等地下党员前来跟先遣队联系和汇报情况。这位李祥云是个教书匠，曾经在大渡河边的美罗场教过一年书，熟悉沿岸的大小路径和民情，从往来军政官员中得到过很多信息，这对先遣队首长了解当地情况和选择行军路线有很大的帮助。
当晚，刘、聂首长根据红一团从泸沽向两条路线上派出的侦察组侦悉的里程、敌情、居民、给养等情况和李祥云等的汇报作了分析，认为：敌军判断中央红军主力的渡河地点是经过大树堡渡口的“宁雅正道”，已将该路线作为防范重点。红军主力要按原计划从这条路线渡河，有可能与敌重兵相遇，渡河难有成功机会。两人遂决定：立即电告军委，建议改变“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罗病聂代）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的行军路线，主力走冕宁至安顺场的小路，“让左权刘亚楼率第五团经越嶲方向佯动，迷惑敌人”[14]。因当晚军委纵队正在行军中，电台联系不上。刘、聂首长遂先斩后奏，令红一团次日开冕宁、红五团则马上去越嶲。21日凌晨，刘、聂首长率红一团进抵冕宁后，终于与中革军委的电台沟通联系并发回了日前拟定的报告。
中革军委同意了刘、聂的建议并于当日18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调整。[15]

这个部署调整的基本内容为：“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
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16]、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嶲北进，吸引、迷惑并箝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追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红五团“如查明越嶲无敌或少敌，应迅速占越嶲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嶲及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嶲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同时也通报了两路先遣队的进展情况：“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沾经冕宁开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即到江边之纳耳坝。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嶲、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17]
由此可以看出，中革军委虽然同意了刘、聂的原渡河路线的“更换”——从宁雅正道换作了“翼王故径”，但仍未将安顺场渡口作为渡河点的“第一”或“唯一”选择。中革军委向各部通报的红五团前进路线的目的地是“纳耳坝”，作出的部署是“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
看见没有？纳耳坝列在前头，还是“第一选择”。
七十二年前的紫打地，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还是一个阴影啊！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聂首长的这个临机处置，对于争得抢渡的时机，至关重要。

[图1-5：中央红军从金江江畔进抵大渡河南岸行军路线略图（1935年5月3日～5月29日）（占1幅）]

 
六、蒋介石把“大渡河会战”的口袋松了一扣？
 
同一天，蒋公也作出判断：朱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徐匪”会合。
基于这个判断，他于21日8时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了一个手令：
 
贺主任：
一、此时我军主要战略，第一在防止朱、徐两匪会合，第二在防止残匪向西康逃窜。故现不必防徐匪东回，而在防徐匪南下。应急令第五与第三路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压止徐匪南窜，并希在此地带聚歼徐、朱两匪也，以此两匪必谋在雅安附近会合。故吾人既知其目标与方向所在，应即照此预备，不必另[零]星分防，随匪转移，而须急谋立于主动地位也。
二、残匪最后不能北窜必向西窜。故泸定、康定、雅江之防备尤为紧要。如杨部到达大渡河防地，则现驻清溪第五路之一旅最好仍守清溪，而使刘、杨两部有余力可以对康定布防。并切告自乾属[嘱]其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也。
三、请电胡宗南切属[嘱]其在后方各部，移至松潘、平武、江油、彰明一带，及平武至文县与南坪一带。而南坪与平武间尤应密切联系，控置总预备之主力在此地区。至于其后方天水、广、昭，则已派第六、第七、第十二各师来接防务，但不必待接防部队到达。而其后方各部除留极少数部队接防外，其余可即刻向前方移动布置。如果松潘、南坪、平武各置五团预备队，以备出击兜剿，而将其余十个团分布于此带筑碉设防，则匪不能北窜，必可被我聚歼也。但北川重要，如攻克后亦应置重兵设防为据点也。望以此意转告甫澄兄，并分示自乾宗南照办为要。中刻飞筑，约明后日即可回渝相见也。请先照此意速即令行为要。
中正
五月廿一日八时[18]
 
手令的第一项是个整体判断和相应措置：基于“朱毛”和“徐匪”“必谋在雅安附近会合”的基本判断，认为“故吾人既知其目标与方向所在，应即照此预备，不必另[零]星分防，随匪转移，而须急谋立于主动地位也”，因而确定了在川康地区“围剿”两大红军主力的“战略方针”：一是“防止朱、徐两匪会合”，二是“防止残匪向西康逃窜”。所以，“现不必防徐匪东回，而在防徐匪南下”，应令川军第五路军唐式遵部和第三路军李家珏部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压止徐匪南窜，并希在此地带聚歼徐、朱两匪也”。
手令第二项是针对“朱毛”的部署：让川军杨森赶紧到大渡河接防，以把刘文辉部挪出来去康定、泸定设防——连“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都想到了，连还隔着天远地远的雅江都提到了，看来蒋公智商并不输人啊。
第三项是针对“徐匪”的部署：让川军刘湘部在北、东、南三面筑碉设防压迫“徐匪”。
应该说，蒋公判断从战略方向上来说大体准确，而且也看到了用于“大渡河会战”的各部兵力分散而且机动速度上很不给力的状况，所以这次谋划的地域很广，防范的圈子拉得也很大，很具“未雨绸缪”的前瞻性，似乎是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周密得紧啊！
可问题也来了：这些本就很有限的兵马在如此广大的空间摆布得如此分散，那么“大渡河会战”该咋办哩？究竟是照那个“大渡河会战”的蓝图，根本就不让“朱毛”抢过大渡河而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哩，还是让他们过了大渡河，而在“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地带与“徐匪”一起打包，从而“聚歼徐、朱两匪”哩？如果是后者，那么蒋公的信心又从何而来哩？“朱毛”、“徐匪”，这两盏灯里头哪一盏都不省油，“各个击破”都恁麻烦，那么蒋公又凭什么就认为两者一起“打包处理”，就更好操作哩？
至于对刘文辉“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的“切告”，看似“未雨绸缪”的“英明预见”，实际上却是基于“残匪最后不能北窜必向西窜”的判断作出的，对中央红军渡河地点和北进路线的判断，显然也是放在“一线中通”的“宁雅正道”上的大树堡—富林—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大相岭—荥经—雅安这条道上的！要刘文辉、杨森两部“有余力可以对康定布防”，显然是为“朱毛”渡河不果，或渡河北进后沿“宁雅正道”北进不果，或在“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被“聚歼”漏网后“西窜康定”准备的部署——是向东防范，而不是向西防范！这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基本上是相反的！
而且，这当间还暗含着让刘文辉让出雅安而屈居康、泸一隅的小算计。
就这么着，蒋公自己把一个多星期前整出来的“大渡河会战”蓝图，给松了一扣。按理，这个口袋阵本应越收越紧，如今却被蒋公自已给越扯越松——那个“大渡河会战”的蓝图，可是要将朱毛红军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啊！“根本歼灭”的决战战场，是在大渡河以南！这会儿哩？却将大渡河以北数百里外的“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划成了另一个“根本歼灭”的决战战场，虽然这或许可以解读为蒋公做的是“万一”或“万一”之后的两手或多手准备，可这“面面俱到”的部署，如何又能稳稳当当地避开“面面俱不到”的结果哩？
笔者斗胆作一揣测：这实际上反映出了这位国民党军最高统帅人格中游疑不定七上八下的一面：“朱毛”和“徐匪”，他拿不住；麾下诸侯，他拿不稳。
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委员长是委员长，土地爷是土地爷。
土地爷就是在这片地域当家的第二十四军中将军长刘文辉。中央红军要闯进他家的菜园子，那他这个已然成了川军诸侯的“破落大户”将来日子也一定更不会好过：“朱毛”闯进来了，蒋公也会跟进来，其他川军诸侯更要跟进来。他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朱毛”轻易放过大渡河来的！而且按刘自公这个“多宝道人”的心机，他不可能揣度不出蒋公那“自乾属[嘱]其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也”的“切告”中所暗藏那般心计。
这样的局面，是刘文辉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至于贺国光是如何向刘文辉传达这个“切告”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随即发生的事实——刘文辉并没有按这个“切告”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而是在这个“切告”的第二天，就将一干“后方事宜”委托给了川康军第四师师长唐英，宣布自己“准二十六日躬赴前方督剿”[19]。同时还饬令所部长官看好家业：“此次残匪窜康，友我各军攻之于前，中央部队，追击于后，聚歼之势已成。惟中央追剿军，远道勤劳，人地较生，务望前线各部队，推诚接待，遇事予以便利，尤其对于地形方面，尽量担任引导协助之责，庶几精神团结，各方皆益显其兜剿之威，以期迅荡赤炽，而出民水火，希即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要”。[20]
瞅见没有？自家的菜园子，还是自家看着更牢靠。
实际上，蒋公当时还有一个判断：中央红军有可能不渡大渡河而直接沿大渡河西岸西出康定，经西康（当时的西康区域不包括宁属——后来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向青海玉树方向“流窜”，于是又于5月23日急电刘文辉：“此时康定、泸定最为重要，务望尽量抽调驻雅安部队四、五团，前往布防。以康定万不可失守，而匪以不经大渡河而直窜泸定、康定之公算为多也。未知雅安至康定里程几何，能否如期移动，皆望详告。”[21]
然而从未来过这边厢的蒋公对此间的地理、道路情况，乃至刘自公究竟有多少本钱，那是基本上没有认知和感知的。刘文辉部兵力单薄，“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已被扔在了中央红军的屁股后头，能够用于拦截他们的兵马除驻康定的一个旅（三个团并一个特务大队）外，也只有两个旅（六个团）兵力能够用于大渡河河防。除此之外，已无多余兵力派往康、泸。而从雅安到康定的行程一般为9天，最快也得一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向康、泸的机动和布防……
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在杨森部队没有赶到之前就让刘自公这两个旅抬脚就奔康定，那么大渡河的河防又该咋办？
所以蒋公的这个部署实际上根本无法落实，刘文辉也根本无法去搭蒋公的这个茬儿。

5月27日晨，刘文辉与二十四军参谋长张巽中（伯言）带着第二十四军部及警卫旅离开雅安赶赴汉源，直接部署大渡河河防，排定的日程是“第一步驻汉源，第二步驻越嶲”[22]。而刘湘部的王泽浚旅，也早已在几天前接手了富林的防务。[23]——就是川军最大富户刘湘，他也不愿意让“朱毛”“窜入”川中腹地啊！
那么川军方面是如何撑起蒋公这个越扯越松的口袋的哩？
事隔多年后，我们从双方统帅部相对透明的“黑匣子”中，洞悉了蒋公这个“战略方针”下川军诸侯的相应部署，当然也可从中窥得他们手中的本钱和部署的要旨——据原川军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等人的回忆所述以及川军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迄至5月24日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进至安顺场渡口的当晚，川军方面的部署为：
 
⒈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以下简称杨旅）主力（第七团余味儒部、第二十八团唐灼元部）在安顺场至大冲间布防，旅部位于南岸纳耳坝（亦称大堡，今石棉县永和乡）对岸的八牌。安顺场守军为“彝务总指挥部”赖执中部不足两连兵力，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余味儒团韩槐瑎部一营守军，余团主力驻安靖坝（今石棉县城与安顺场之间，大渡河东岸）。
该旅主力原在富林（今汉源县城，与南岸大树堡渡口隔河相对）布防，后富林防务由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接替。
该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以下简称肖团）则在挖角坝—王岗坪一线布防，并负责与上游的第四旅袁镛部的联系。安顺场与挖角坝之间约40公里，当时均为山岭隔绝，只有人行小道，交通困难,故该团与旅主力之间的联系并不畅通。
⒉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以下简称王旅）负责大冲—富林间防务。据张伯言等人回忆，该旅装备精良，兵员充实，并拟与负责富林—金口河段防务的杨森部主力切取联络，但杨部主力当时因在彝区被阻，尚在绕道前进，所以富林—金口河段的防务实际上呈空白状。但中央红军由此间渡河路途遥远崎岖，要耗费许多时日，实际可行性并不大。
⒊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部驻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附近（以下简称袁旅）。第二十四军军部及第五师师部也先后进驻汉源县城。
⒋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部驻康定，而该旅配置于大渡河西岸河段上的兵力不足两营，分别布防于菩萨岗和猛虎岗两个要隘上（以下简称余旅）。[24]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川军方面对中央红军渡河方向的基本判断是：中央红军将循西昌→泸沽→越西→海棠→大树堡这条“宁雅正道”（这也是当年从西昌进至雅安的最主要通道），从富林附近渡河，经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翻越大相岭，以图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基于上述判断，川军方面在这条“宁雅正道”大渡河北岸路线上，部署了两个旅，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在前，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在后。袁旅当时所在的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是个比较机动的枢纽位置，向南可为王旅后援，向西南可为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后援，向西则可翻越飞越岭扼守大渡河泸定至得妥河段，保护沈村—龙八埠—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的安全——这是当年川康地区的主要通道。
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两个团）位于富林与安顺场之间，在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一营守军，安顺场仅有“彝务总指挥部”不足两连的兵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迄至5月25日，川军方面的防御兵力主要集中在安顺场—富林间的河段上，上游挖角坝至泸定之间河段防务基本上是空白；挖角坝至安顺场之间亦有30公里左右的防务空隙；泸定县城除民团性质的“自卫大队”外，并无正规军驻扎；安顺场位于杨旅部署中右翼最边缘。由此可见，刘、聂首长建议弃大树堡而奔“翼王故径”，那的的确确是个好建议，应该得一个高分——否则就正好撞上川军这堵防御墙中最厚的那一部分了。
还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蒋公还是刘自公，对安顺场至泸定间的河防，基本上没有在意。
这也难怪，当年的石达开，不是压根儿还没蹚到这一步，在安顺场就被扑灭了么？
而朱毛红军，却踏上了“翼王故径”。
兵行险道，剑走偏锋。
循其途，能不蹈其辙？

[图1-6：蒋介石五心不定的大渡河会战计划（1935年5月）（占1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