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成都双爷 双石茶社 9月26日 6park.com
第二章 得路乎？得助乎？（中）
 
三、袁居海子，血的见面礼后的结盟……
 
5月21日凌晨时分，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进入冕宁县城。
冕宁县本来就有党的工作基础，地下党员陈荣檀、廖志高等前两天就已经派人去迎接红军了。地下党派来的向导把部队带往县城路过石龙时，满街都有写着“欢迎”二字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了，笑呵呵的老百姓都端着点心提着茶水“请红军先生喝茶”，还有地下党动员来的群众争相来为红军挑行李。深夜时分进了县城，更是爆竹喧天锣鼓声声，跟过年一般地热闹。到处都是招展的红旗和红红绿绿的标语：
“欢迎为国为民谋利益的红军！”
“拥护共产党！”
“红军万岁！”
……
老百姓见着红军官兵，都纷纷按当地习俗打着拱手：“长官先生辛苦”。
刘、聂首长和红一团团部被地下党安排在天主教堂附近扎营。天主教堂的神父修女们清早起来出门看热闹，意外地发现这群灰头土脸的大兵当间竟然有一位神态儒雅能操着流利法语跟他们聊天的“大官”。“大官”的意思是你们不要怕，共产党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不会干涉而且要保护你们正当的宗教活动……
这位“大官”就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也是先遣队政治委员，聂荣臻。
应该说冕宁地下党组织对中央红军的配合相当不错，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区域中更是难得。先遣队进冕宁城那天，陈荣檀、廖志高还给刘、聂首长推荐了一位当地的“彝汉通”：这位“彝汉通”跟先遣队即将通过的地域里罗洪、果基黑彝家支有着相当不错的私人关系。这两个家支互相不对付而且经常互掐，但这位“彝汉通”的两个儿子却分别是这两个家支头人的“干儿子”。[1]
“彝汉通”名叫陈志喜，跟冕宁地下党员陈荣檀是邻居。据说其祖上是兵败安顺场的石达开部“漏网”的太平军战士，这人有文化，会彝语，讲义气，常常往来彝区做做小生意，跟黑彝家支头人们的关系都很熟络，应该是个说话能靠谱的人。
刘伯承是前川中名将，对大小凉山的民情地理并不陌生，跟陈志喜说话也是开门见山：
“我们马上要过彝区，这里哪些家支头人最‘关火’[2]？”
“罗洪作一和果基小约达最‘关火’，我们出冕宁翻过山垭口到袁居海子，是罗洪家支的地盘；从袁居海子经拖乌到栗子坪，是果基家支的地盘。跟他们两家把关系整好了，过路没得问题。”陈志喜回答得很有信心。
这个时候的陈志喜可能还不知道，这两个黑彝家支和其他黑彝家支的头人们，昨天刚解决了李德吾、钟伯琴的“官府”队伍，得了枪也发了财，已然利欲熏心，这当口正在打主意要跟“红脑壳”的队伍，再犯一回抢哩！
刘伯承又问：“啷个才能跟他们整好关系哩？”
“他们讲义气，最好把他们请到一起来喝一回血酒，就要得了。”
这个信息很重要，刘伯承肯定也很在意。
5月21日下午时分，从冕宁县城出发的红一团疾行四十里，来到了大桥镇。
这一回，他们见到的，可就不是县城那般光景了。
昨天刚在冶勒解决了李德吾“官府”队伍的各黑彝家支武装，正兴冲冲地赶往大桥镇，准备大发一次洋财。红一团进镇时，冲在最前头的罗洪家支几百号人已经进了大桥，正在挨家抢劫汉族群众。这一见到大队“红脑壳”来了，马上就四散奔逃作鸟兽散。
有十来个“娃子”跑得慢了一点，被红一团先头分队给逮了个正着。
大桥的汉族群众觉得很解气，纷纷出来欢迎红军：
“红军先生来得好噢，你们要是不来，狗日的‘倮倮’今天就要把大桥烧喽！”
“赶紧杀猪，请红军先生吃‘九碗’！”
“九碗”者，宴席是也。
红一团出发前后是学习过“民族政策”的，这个“民族政策”是要求人人都会背会讲的。所以战士们还得劝说汉族群众不要为难这些被逮住的“娃子”们——不光是不能为难，还得送上好酒好肉好好款待。当然，同时也得掰活一番“汉彝一家，共同反对军阀政府”的道理。“娃子”们是不是能听得懂这些道理不太好说，但“红脑壳”向他们释放的一番善意，想必还是能有所感受的。
吃饱了喝足了也宣传完了，这些“娃子”们都被放回。
22日一大早，先遣队继续上路。
队伍一过峨瓦村翻过元宝山垭口，就遇上了李德吾那支“官府队伍”的残余——都是些被扒光了衣服的官员和官太太。这些人见着红军队伍，一个个鼻涕口水，浑身哆嗦。红军战士扔给了他们一些衣服，让他们继续去大桥。
翻过了峨瓦山垭，就是果基约达的地盘了。
红一团主力过去后，一路在架桥修路的工兵连落在后边。
大路两侧的山林呼啸骤起，还伴随着枪声。埋伏于此间的各黑彝家支武装一拥而上，把工兵连缴了械不说，还跟前两天拾掇李德吾那支“官府”队伍中的官员、官太太们一样，把工兵连官兵也从头到脚扒了个“全裸”。
工兵连窝囊极了！有枪不敢开，有刀不敢砍，工兵连政治指导员罗荣被人摁地下扒成全裸后还挣扎着高喊：“总部有令，不准开枪！”
刚才还扔了几件衣服给“官太太”们遮羞的工兵连官兵，现在连自己的羞也遮不住了，一个个红着脸光着屁股，一路连滚带爬，极其狼狈地往大桥镇跑。随先遣队跟进的红六团一营正在路边歇息，瞅见“全裸”的工兵连狼狈溃逃的模样都乐不可支：
“工兵连好凉快噢！”
“嗨，你们打哪儿洗澡去了……”
玩笑归玩笑，大家还是赶紧凑衣服给他们遮羞。红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号召“凡有三件衣服捐一件出来，有两套衣服捐出一套”，还去供给处去划拉了一大堆麻袋片，这才让工兵连勉强遮住羞，没把“全裸”的洋相出在大桥镇老百姓跟前儿……[3]

左：红一军团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右：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前者被人扒在全裸，后者赶紧着给前者找遮羞布。两人建国后都被授衔少将。


走在后头的被人扒了个“全裸”，走在前头也遇上了埋伏。
尽管周围枪声不断，还有人负伤，红一团官兵们却仍然保持着克制，“头不抬，眼不眨，只管向前”，以致数十年后当地仍有老者称“那些先锋队红军硬是枪子不进”。随行向导害怕，请求红军还击，红军战士则称：“上级没有命令不能打！”“我们不打小蛮！”[4]
……
先遣队先头分队进至喇嘛房时，四面山上喊声倍增，枪声骤密。
刘伯承、聂荣臻即令号兵吹号，部队停止前进，然后登高瞭望：真是了不得，漫山遍野都是披着“察尔瓦”的彝支武装，一个个舞刀弄杖，声嘶力竭。向导一一指点着为刘、聂首长介绍：前头那一伙是果基家支的人，东面那一伙是倮伍家支的人，跟在后头的罗洪家支的人……
先遣队陷入了包围。
刘、聂二人商量一番，决定一边准备自卫，一边让向导喊话。
有史料称这位向导姓龙[5]，也有些史料称这位向导就是陈荣檀等推荐的那位“彝汉通”陈志喜[6]，究竟是谁，双方各执一词笔者也不便妄断。但向导喊话的内容还是得到了听喊话的那一方佐证的：“伙计们下来吧，红军是路过这里的，他们最好了。只要把路指给他们看了，他们就会走的。”[7]
没用，头人们还是不信，还是认为这支队伍跟“刘家军”没啥两样。
这样进退不得也不是个办法。刘、聂又切磋了一番拿了个主意：得打一打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头人们都是井底之蛙，没领教过红军的厉害。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心中正不舒坦，听到这个当然很来情绪啦。神炮手赵章成的迫击炮先砰砰两炮放过山后——故意的，尽量不伤人嘛！三挺机枪朝着东南方向一通招呼，六个红军战士抱着“花机关”泅过海子，一口气冲到山顶，哗哗哗一通连珠声儿响，把一山正在吆喝的彝支武装撵得乱跑。
黑彝头人们手忙脚乱，有头人连裤子都不提就扑下河，跑回家再也不敢来了。[8]
这下知道厉害了——有亲历老者甚至数十年后都还在掰活那些添了油又加了醋的“八卦”：“红军是神兵，过海如走平地”，“红军枪子不进，下海如履平地”；红军的迫击炮是“翻山找人炮”，连着放的机枪和“花机关”是“一支顶一百支”的“连珠神炮”……
这里是果基家支的地盘，别的家支的人马都可以一跑了之，唯有果基家支没法跑，也不敢跑。按过去“官府”治彝的惯例，冒犯了大队“官兵”天威的寨子，很可能是要享受“烧杀一空”的待遇的。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刚才实际上也听懂了红军的喊话，觉得还有转圜的余地，于是便让精通汉语且能说会道的随身娃子沙马尔各去红军那里打探情况（有红军回忆文字称他是果基约达的四叔，其实不是，而是为了抬身份临时赠了个老辈子的名分）。
沙马尔各战战兢兢来到喇嘛房，先见到两个红军（肖华、冯文彬）：
“今……今天啥子事情我们晓……晓不得啊……”
两个红军先叫他别害怕，然后问：“你们这里哪个管事？”
“我们这个地方是果基约达管事……”
“不要怕，把他喊来嘛，我们是打蒋家、刘家的！”……[9]
果基约达带了15个随从，也战战兢兢地下山了。

果基约达（小叶丹）



见到那两个红军，果基约达说：“我是果基家的约达，要见你们司令，我们讲和不打。”
两个红军一个回去报告，一个带着果基约达等人往前走。
还没到海子边，迎面看到几个端着雪亮刺刀的红军战士，15个随从中有12个吓得跑了回去，果基约达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带路的红军又赶紧解释劝慰了一番，果基约达才壮起胆子继续往前走——依然是战战兢兢……
对面来了个戴眼镜的红军，笑盈盈地迎上前来。
带路红军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刘伯承司令员。
果基约达腿一软，扑通一声就往下跪：“打红军的是罗洪家，他是我的冤家。”
刘伯承赶紧上来扶一把：“不要跪嘛，汉彝一家，刘家才是我们的死对头嘛！红军北上抗日，借你一条路，帮个忙嘛！”
“海子那头是罗洪家管，这边我们管，你们过路，我们保！我们吃个血酒，大家讲和不打？”
“要得嘛，要得嘛！”
没有酒，从海子舀得两碗清水；抓只鸡来，一刀跺下脑袋。
红军刘司令，军神刘伯承，端起了一碗清水：
“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约达结为兄弟，红军永远保卫彝民。”
“我约达愿与刘司令结为兄弟，我的地方永远保护红军，如果打了红军，像这只鸡一样地死。”
……

今日彝海

“刘司令，海子那边是罗洪家的，他是我的对头……”
果基约达还是放不下要红军帮助他踏平罗洪家的念头。
“罗洪家有啥子了不起嘛，要打，一个下午就把他踏平啰。不过他们跟你一样，是穷人嘛，不能打噻！”刘伯承当然不会上这个套子，借着这个由头，就讲开了革命道理。
……
血酒喝毕，大家手拉手，回到大桥头。
然后是喝酒，吃肉，授旗，送枪。
次日早上分手时，刘伯承以佩枪和十余支步枪相赠予果基约达，果基约达则将自己大黑骡回赠于刘伯承，还派出四个娃子给红军带路。而劫掠了工兵连的各黑彝家支（主要是罗洪家支）们，在得知“红脑壳”们日前击退果基家支所表现出那些“神勇”后，也将劫去的武器和器材送了回来，也要跟红军“讲和不打”……
1935年5月23日，由彝民群众一路联络护送，先遣队顺利通过冕宁彝族区。
果基约达和刘伯承一起回到大桥那天（5月22日），毛泽东等率军委纵队也到了冕宁。
刘伯承当天夜里赶回县城，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这里的民族斗争很复杂，彝民与我们硬打是不可能的，但在山上藏起来向我们打枪则是可能的，也可能杀害我们的同志”。毛泽东则说：“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是早就规定下来了的，不能歧视他们！”[10]

但“彝海结盟”前后的这段曲折，也使毛泽东等对这条道的保险系数，产生了担忧。
这从中革军委23日的部署电中可以看出来：
 
彭、杨、董、李、罗、何、左、刘：
A.刘、聂率我第一团于昨日在冕宁北五十余里处之袁居海边，为夷民之罗儿、老五、咕鸡三族所困。经交涉，咕鸡与我为盟，老五中立，罗儿截去我工兵一部器材及枪三十枝后，为我击溃。咕鸡夷王允今二十三日护送我一团经拖乌、筲箕湾赴岔罗。岔罗到纳耳坝渡口则为汉族居地。一军团主力今晨已准一团后跟进。军委纵队及五军团拟今夜向大桥、拖乌续进。
B.我第五团续向大树堡前进，今晚到达宿营地后，应即电告下列各事：
⒈当前及富林敌情。
⒉渡河及架桥可能条件。
⒊由海棠通洗马港道路是否夷民地区。
C.三军团应准备于明二十四日一时起，准第五团路线向越嶲、海棠、大树堡前进，期以二天半行程到达大树堡。每天须走一百二十里，但今夜须待军委最后电令再行动。
D.九军团明二十四日应进至起龙地域，后卫营留在礼州，并向西昌侦察刘敌动静。
E.三、九军团均应依军委电令规定，立即开始搜集渡河器材，特别是竹子。
朱
二十三日[11]
 
这个部署的A段是情况通报——除通报“彝海结盟”的情况后，也再一次提到了第一先遣队要夺取的渡河点纳耳坝——仍然是“第一选择”。B段是对左权、刘亚楼所率第二先遣队的部署，除侦察大树堡渡口情况及对岸敌情外，还要求弄清“海棠通洗马港（姑）是否夷（彝）民地区”。而“海棠通洗马姑”这条道，实际上是能与刘伯承、聂荣臻所率第一先遣队准备去纳耳坝的那条道相交会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中革军委首长正在考虑让继进部队绕过冕宁这片麻烦区域的迂回路线。而这个考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刘伯承与果基约达喝了血酒结了盟，但那天先遣队上路后仍然遇到了别的黑彝家支武装拦路要钱：“汉官不给钱不让过”。先遣队不得不退回来准备了一些银元和衣物送给沿途彝民，这才得以顺利通过。[12]
最重要的是C项——对红三军团行军路线的部署。这个部署的内容是：红三军团不再循刘、聂首长率第一先遣队的路线跟进，而改取左、刘首长第二先遣队的路线北上。这意味着中革军委正在考虑将第二先遣队的“佯动”改为“真动”，或者在“佯动”与“真动”之间可适时作取舍的“机动”。而“真动”的地点指向，还是——纳耳坝。
可见，中革军首长对于第一先遣队在北进途中是不是还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也没有把握，所以得开始考虑两个问题：一、继进的部队是否可从情况相对乐观的越嶲那条路线作迂回绕行？二、第二先遣队的方向和任务，是否可以从原定的“佯动”改作“真动”，或在“佯动”与“真动”之间可适时作取舍的“机动”？
前面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啊！

[图2-3-2：彝海结盟示意图（1935年5月21日～23日）（占1幅）]
 
四、大桥镇，喝血酒不是万能药方
 
除此之外，中革军委还必须要考虑另外一种可能。
——万一这两条道都蹚不通，或虽然蹚通了却抢不过大渡河，那么中央红军“决心的留在右岸，进行一时期的作战机动”的准备，该如何预作安排？所以，他们同时还决定：留下王首道、李井泉等一部分部队和干部建立冕宁特委，与彝民群众合作，组织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抗捐军，建立根据地并开展游击战争。
那天晚上，毛泽东还亲自给留下的干部和部队上课，讲“如何开展游击战争”。
按共产党当时的章法，不管到哪儿，要想站下来，就得有个“苏维埃”，还要“扩红”。
冕宁当然也不例外，红军来了之后，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扩红”。
“扩红”很成功。红军过境前后九天，据不完全统计，冕宁县城和大桥一线，有190多人参加了红军（其中21人中途跑回，数人在甘南掉队落户，152人失踪，12人走完长征到达陕北。走完长征的12人中，有3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余9人幸存至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委员会”还向红军输送了200多匹骡马和大批粮食。
建立地方武装也很容易，除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外，几乎在一夜之间，冕宁县就建立了有500人枪的“抗捐军”。红军主力还抽出一个营并配备电台并成立了游击队。那意思，就是要在这儿大搞一番了。[13]
然而，抗捐军也好，游击队也好，苏维埃也好，乃至“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好，其生命期也就一个多星期。而且，情况还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很快就被放弃了。
王首道、李井泉那批干部和游击队，立马就瞅出来形势不妙。
果基约达是果基家支的头人，也仅仅是果基家支的头人。这种家支，在大凉山地区，有数十上百之多，谁也管不了谁。果基家支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并不等于所有家支头人都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嫉妒者有之，眼红者有之，不忿者亦有之。你能从红军那里找便宜，为啥我就不能找？红军大队过了，不是还有零散人员么？不是还有后面的小部队么？
前头的一军团过境后，后头五军团的部队就常常被彝民们拦住，要钱，要东西。
其中也有果基家支的人，而且还打着刘伯承送的那面旗。
给给给，要借路嘛，当然就给。
给了，仍然不太平，红五军团掉队人员常常就被抢，被扒光衣服。
至于游击队、抗捐军什么的，头人们压根儿就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你汉家百姓都有武装喽，二天我们又抢啥子哩？找哪个抢哩？听说他们还要“打土豪”？会不会哪天就打到老子们头上来了？会不会有一天娃子们都跟着他们跑喽？老子们又吃啥子喝啥子抢啥子哩？
头人们还眼红游击队、抗捐军的那几百条枪。
这个情况，随红一军团跟进的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在从大桥去察罗这一路看到的情形，就觉得苗头有所不对。当日，他们急电受命在冕宁地区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李井泉：“你及王首道与三军团所拨来之一个连和电台，应准备随九军团（二十六日开冕宁）开至大渡河北岸发展游击战争，并吸引游击队、抗捐军中一部分本地夷（彝）、汉人随你们行动，并进行一并扩大[14]”。而据王首道回忆，中央给他们的电报中还有这样的内容：“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15]

王首道、李井泉、陈野苹（陈荣檀）、廖志高


中央红军后卫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是在云南彝区泡大的，一鼻子就嗅出了这里面的火药味儿。所以红九军团部队过境的时候，大队全部抱成团儿走，医院机关后勤裹在其中，机关枪张着口，刺刀亮晃晃，前头一色儿的“花机关”。那意思就是：谁想来讨便宜，看老子手中的家伙答应不答应。
李井泉、王首道等也遵军委命令，随红九军团队伍，北上了。
到了5月28日下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过境。
这一下，“汉彝一家”的气氛，就彻底变味儿了。
李井泉、王首道走后，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荣檀和抗捐军司令黄应龙[16]留了下来，他们将红军留下的一个连队与刚成立的抗捐军合编，而后跟在红九军团之后进了大桥，准备至冕宁北部山区去开展游击战争。
28日下午，红九军团最后一支部队离开大桥不久，跟在后面的陈荣檀、黄应龙等率领的抗捐军、游击队就被一街筒子的黑彝家支武装给堵住了，吵吵嚷嚷着要抗捐军“把枪留下”。陈荣檀、黄应龙一看这味儿不对，合计一下认定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得赶紧跟上大队北上。但要贯彻民族政策，枪不能留下，又不能与彝民们硬打……
那就学学刘司令的办法，跟头人们喝一回血酒。
当晚，抗捐军领导人与罗洪、果基、倮伍三个主要家支头人，在川主庙（原大桥小学，现已被大桥水库淹没）内喝血酒，大家盟誓保抗捐军过境。据目击者称，酒喝得极其热闹、排场（比刘伯承和果基约达那个以水代酒的结盟堂皇多啦）。头人们拍胸脯打保票，跟陈荣檀、黄应龙等称兄道弟，个个都是义薄云天、豪情万丈啊。
29日晨，陈荣檀等带队上路。
一出大桥，彝民们都来“热情相送”，三三两两插进队伍，共话“汉彝一家”。
队伍行至峨瓦村后的元宝山下，枪声骤起，队伍有红军战士倒下，队长刘彬当场牺牲。
黄应龙大喊：“不要开枪，有话我们慢慢说……”
抗捐军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和民族政策，不发一枪。
插在队伍中的彝民们马上变脸，扑上去就下枪、扒衣服。
战士们无奈，只得光着身子退回大桥。后来仅数人逃脱，辗转在泸定追上部队。
据额理、峨瓦村的一些老人讲：那时大路就在堡子巷口中，最伤看（最不愿看）光屁股。前头是李参军（李德吾）和刘家兵的，后头又是红军先锋队，尾后又是土红军，要数土红军多，还有官太太……
前头的抗捐军好不容易冲过北山垭口，却又被迫佛村的北路区长李绍周带团丁和樟木沟的彝民拦截住，只有少数路熟或有亲人掩护的在晚间逃脱，其余不是被杀，就是被劫去当了娃子。陈荣檀脱险后在同学帮助下辗转去了昆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而黄应龙被罗洪家支俘获后送交邓秀廷，邓秀廷又送交中央军，在押赴成都后英勇就义。[17]
抗捐军和红军游击队，出生才一个星期，就解体了。
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当然也就流产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中曾这样解释为什么同样喝血酒，结果却不一样：
 
为什么各黑彝家支间常有冤家械斗而后却又能联合行动对付红军部队?为什么头一天歃血，第二天便违盟呢？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的掳掠本性恐怕是主要原因，任何民族在奴隶制社会阶段都是如此。黑彝家支在“向外掳掠奴隶、土地及其它财物或者防御这种掠夺”，“镇压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抵御外民族的进攻”都采取联合行动（《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歃血”在当时彝族社会中是相当可靠的，但在关系到枪支问题上，“歃血”却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对经常冤家械斗、对外掳掠的奴隶主来说，枪是最重要的。如红三军团留在会理的另一支游击队，当地奴隶主与红军指战员一边谈判杀鸡歃血，一边却又调集武装袭击，致使这支红军队伍全军覆灭（德昌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游击队在会理岔河遇难经过的调查报告》）。刘伯承与约达（即果基约达，下同）歃血为盟，是在击散围攻的头人武装后，英勇善战的红军被看成“神兵”的情况下进行的，方使红军大队顺利通过彝区。对抗捐军这支弱小队伍，就算喝了血酒的几个头人诚心保送，其他头人在枪的诱惑下也未必买他们的账。因为凉山黑彝家支林立，互不统属，家支间和家支内部头人对等。再有，长期的经验，使他们懂得避强凌弱的策略，对待红军也一样，工兵连、抗捐军正是其猎取的对象。
关于抗捐军的失败与果基约达的问题，抗捐军政委陈野苹（曾任中组部部长）有多次谈话、信函和文章谈及。大致是：队伍开到大桥场，彝族人已塞满这个小镇，约达的一些人打着刘伯承给的那面旗帜来向我们要枪。当晚，罗洪家说，约达不可靠，有反心。喝血酒时，约达不肯发誓。第二天队伍出发后，彝族人三个两个插进队伍中来。途中，罗洪家又说，邓秀廷部从枧槽到前边截击抗捐军去了。到了峨瓦山脚后，决定转向西去罗洪家的地区，约达说与罗洪家有冤家不去。队伍原地休息，不一会彝民开枪了。红军游击队长刘彬当即牺牲。红军指战员思想上无准备，鱼龙混杂中队伍乱了，失去指挥，抗捐军瓦解。[18]
 
关于果基约达是否参与了这次事件的策划，他们是这样分析的：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陈野苹，从40年代起便多次写过有关材料，当地目睹者的回忆也能与之相印证。约达是否参加和阴谋袭击抗捐军（红军游击队），省、州联合调查组《调查报告》在肯定其“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绩”的同时说：“现有材料还作不出定论”，“可能性不大”。我们在此试就当事人的材料结合其它资料作一分析。
其一，罗洪家提供的情况不正确。据亲历人资料，邓部直开冕宁县城，并未派队去枧槽方向，且30日才到县城。薛岳中央军都不敢紧追红军，川康军刘元琮旅在泸沽刚吃败仗，才叫邓部追红军。老谋深算的邓秀廷自然不会冒风险。罗洪家的情报，很明显是想将抗捐军引到自家地盘而独吞其枪支，而峨瓦为汉族村，是果基家的势力范围。
其二，约达的人要枪是明要。约达歃血时不肯发誓，可看作其心境坦诚，他已保不了抗捐军。当时的情况是，冕宁北部各黑彝家支武装聚集大桥场一带，雅砻江畔的黑彝家支也来了（据省、州《调查报告》）。这些人来的目的都是盯着抗捐军的数百支枪。前一天红九军团通过，便虎视眈眈，当发觉其力量强大后，才未动手。《王首道回忆录》中说：“红军主力北上后”，彝族头人“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如前所述．在彝族奴隶主社会中，黑彝家支搁私仇联合行动、对“官兵”避强食弱及对枪看得很重，如此大势所趋，约达保抗捐军近乎不可能。
其三，约达管辖的仅是果基家支的一部分，力量有限。尽管有“彝海结盟”，后卫红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不少人”。红军战士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扑过来”。黑彝家支无论力量大小都互不统属，都为各自的利益所着想。对果基家支内的其他支头人，约达是约束不了的，更何况还有本家以外的罗洪、倮伍家支武装。红军先遣团歃血后顺利通过，有其自身的军威震慑，抗捐军就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因之，可以理解为，约达是爱莫能助。
至于各黑彝头人的图谋计划，约达为什么不向抗捐军领导及时透露，是迫于压力，还是想从中分一杯羹，因资料有限，本文就只好存疑了。[19]
 
笔者对这个分析，大部分同意，小部分持保留态度。
保留部分为：果基约达参与策划或默认这个策划的可能性，极大。
历史，是复杂的。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