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命运将有何改变呢?老一辈的太平天国权威史学家简又文(1896-1978)给出了他的假说:
中国社会可能在以下五个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
首先,基督教将从革命信条变成国家宗教。这将使广大民众建立一种崭新的精神生活,并且消灭腐朽败坏的社会习俗及所有的迷信活动。
其次,作为民族复兴的一部分,西方思想将被引进,这会促进工业的发展,并最终使中国甚至能够先于日本转型成一个现代国家。
第三,将效仿西方模式,并强调基督教的慈爱精神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太平天国可以建立并实行彻底的新社会福利政策,并对广大民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随着革命的成功,对于内政和外交事务,新的国家目标将会逐渐形成。
第五,国人将不必忍受随后数十年间自己的国家被征服和剥削的耻辱。
(摘自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P9 九州出版社) 6park.com
展开全文 6park.com虽然说这样的假说令人热血沸腾,给人一种历史穿越小说般的快感。但是,简又文的说法,实际上多有空幻,多半只是他的个人向往。
简又文的五条假说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明显有所重复。毕竟基督教属于西方思想的一种,可能他说的西方思想,很想要强调的是“德先生、赛先生”之类的现代化观念。就算刨去这点显而易见的错误,更让人奇怪的是:
一、基督教变成国家宗教之后,怎么就会消灭“腐朽败坏的社会习俗及所有的迷信活动”了呢?这无疑是对基督教这种宗教形式的过分拔高。
且不说,何为“腐朽败坏的社会习俗”、何为“迷信活动”?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定义的过程。作为基督教代言人的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起了很强大的作用,但这种“代言”不代表基督教本身就能消灭尘俗陋规。消灭尘俗陋规的责任,应当归之于现代化。
我可以举一个历史上十分吊诡的画面:1900年,位于北京的西什库教堂被十数万义和团保卫,里面只有上千名的教民和不到一百名外国人,但直到义和团运动结束,这座教堂仍然屹立不倒。
人们总是将义和团的愚昧形容的绘声绘色,什么手捏三根香冲锋、战斗前祈求神灵等。但在西什库教堂内部,我们看到的画面仍然如此:教民们每天祷告上帝,传教士和外国士兵将战斗的胜利归因于上帝保佑等等。
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另一种程度的迷信,只不过形式不同,只不过基督教这种宗教形式,背后站着的是坚船利炮,而我们的民间信仰,背后站着的是瘦骨嶙峋的义和团团民。
二、难道只有太平天国运动会导致西方思想的引进吗?且不说1840年后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开眼看世界。就在当时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左宗棠等后来的晚清重臣就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要性,在当时就已经建立了洋枪队,并对湘淮军进行西方式的军事训练。
这种军事思想(当然是西方思想的一部分)的引进到后来器物层面的引进,被教科书论断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但却是一种相当务实的方法。
也许,简又文所说的西方思想,是包括“爱国、自由、民主”等关键词在内的现代化理念,是能够在社会上、在普罗大众间发生巨大化学作用的思想。他想说的,可能是太平天国运动会加速西方思想引进的速度。可是我们看太平天国运动本身,他对西方思想是否有很大程度上的引进呢?
结果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太平天国所谓的基督教思想,是儒家化后的基督教,在当时就被外国传教士认为是一种“新的教派”,他本身根植的土壤是中国。
简又文第三条说会有新社会福利政策,尽管我们能发现太平天国有这样的“福利政策”,诸如女倌、老人倌等等,但很难说是纯粹引进西方的结果。这些创举基本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主导,创设出来的机构,我们很难界定到底有多少是他们本身就会这么想,还是说受到了太平天国的决定性影响?其实这些看似具有现代性的“慈善机构”在中国古代并不稀奇,在乡村治理的模式中屡见不鲜。
所以,太平天国所谓的“革命性”,何尝不是一种小农思想的复古呢?
再有简又文想的“新的国家目标将要形成”、“中国不再受到剥削和压迫”,这都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幻想,言语间的含糊其辞也是值得商榷的。
因此,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相当委婉地批评道:“这的确是一本热情洋溢、充满个人情感的书,而作者在其中持有一定的立场也着实无可指摘。他来自广东,不满清朝统治,无法(也不想)掩饰自己对洪秀全的同情(胜过对曾国藩的同情)。”
史景迁评价一个历史学家撰史的时候具有“个人情感”,这种话说出来就已经是对作者不客观撰史的一种“批评”,尽管他后面说是“无可指摘”,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理解,而非史德上的认可。
然而,简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做到了重要的奠定作用的。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几乎只有中国大陆罗尔纲可以与之媲美。
诚然,简又文如此撰述,自然有其时代的背景。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国史,多在革命和冷战的大背景下,因而难免陷入了众人皆犯的错:“以论代史”。
何谓“以论代史”?即先有自己的论点,然后再去找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样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但这是宣传的方法、是辩论的方法,不是历史的方法。因为历史是讲究“现场感”的,是要求“客观”的。
人们学习历史的时候,总是希望“以史为鉴”,希望历史能够照进当下。所以这样的“以论代史”的习惯,充斥着绝大多数人的脑海。
简又文的错误,也是不落窠臼地陷入那个“以论代史”盛行的时代。无数史学家被意识形态所累,直到至今成了我们一定程度上继承的“遗产”。所以太平天国的原貌是怎样的,在多数人眼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想通过太平天国革命来说些什么。
有的人想要说革命万岁,千方百计地给农民革命以正义性。
有的人则想要痛斥农民的恣睢暴戾、目光短浅,呼唤精英和英雄的到来。
无论站在何种角度,人们都可以从太平天国中,裁剪出部分史实,用来佐证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
但那都不是真正的太平天国,而是人们建构出来的一个认识“太平天国”的另一个东西罢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寓言:
一些囚徒世代生活在洞穴中,人的脖子和脚被铁链锁住,他们不能回头,只能看到自己面前忽闪忽闪的影子,而看不到背后的光源。
他们认为这些影子才是“实在”,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但他们永远不知道,背后的东西才是“实在”。
后人无论再怎么努力,实际上都如同洞穴中的那些个囚徒一般。我们无法回头,正如我们无法读透那个时代,连找那个时代的所有资料都不可能(事实上,我们连解读当代都很困难)。因而最简便,看起来最有“启发”的办法,就是“以论代史”。
我们都是在用一个又一个的“影子”来去倒推那个“物体”,但“物体”是怎么样的,我们永远不能知晓。但所有人都觉得无所谓,因为许多人的目的,本身就是描绘一个又一个的影子。
这会陷入一种彻底的不可知论吗?我的研究生导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永远无法找到历史真相,只能无限逼近他。”所以,我们无法找到太平天国的“真相”。
太平天国已逝,再性感的假设都毫无用处。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需要用大喇叭宣传的时代(或可谓之:告别百年激进)。
但我们能做到的,是想方设法理解那个时代的脉搏,想方设法地“成为”那个时代的人,去共情、去共鸣。也许,这样我们才能有了和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历史真正沟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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