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统治时期（1368年~1644年），从我国的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已经发展到了晚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统治集团的全面腐朽。早在明英宗时期，政治就日益腐败，宦官专政、奸佞当权的事就已经出现。中期的明武宗朱厚照又是个有名的浪荡君主，干了许多荒唐可笑之事。到了后期的嘉靖一朝，皇帝本人迷信道教，追求长生不老，朝堂之上奸臣严嵩父子趁机把弄权柄，把整个大明朝弄的是乌烟瘴气。上述所说的这些，多多少少都为明末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6park.com
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6park.com
万历初年，社会危机已经相当严重。由于朱翊钧即位后年仅还小，朝中大小事务均有大学士张居正主持。看到大明统治危机的张居正，锐意改革、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全面推行一条鞭法，以图缓和社会矛盾，重新稳定朱明王朝，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国力也有所加强。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万历皇帝一亲政，立即改弦易辙，使这场挽救大明的改革运动半途而废。从此明王朝沿着腐败的道路一去不复返。
万历皇帝败坏政治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贪财好货。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其中竟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听政，大臣们的奏章往往不作处理，以致朝朝廷官员无所事事，索性干脆回乡归养。据史书记载，万历朝中后期，官员们由于见不着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常常被搁置，当递上致仕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径直还家。面对这种情况，朱翊钧不从国家大局考虑，却认为官员少一员就少一份俸禄，还可以落得耳根清静，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这种离奇做法使国家中枢机关呼吁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拖拉之风，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贪赃枉法打开了方便之门。
朱翊钧另一方面是贪婪成性。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奢侈生活，身为皇帝的他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的名义向各地派出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往全国各地搜刮民财。这些矿监税使打着皇帝旗号在地方上公然劫夺，无恶不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全国上下是一片乌烟瘴气，百姓是民不聊生。
木匠皇帝朱由校，祸乱朝纲魏忠贤 6park.com
天启皇帝与魏忠贤的剧照 6park.com
万历驾崩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新登基的明熹宗朱由校是历史上有名的木匠皇帝，他身旁的太监也是那历史上有名的“九千岁”魏忠贤。朱由校沉溺于木工活，魏忠贤就瞅着他手提斧锯玩得兴致正浓时，拿着奏章请他定夺。慢慢地大权旁落，魏忠贤成了实际把持朝政的人。太监魏忠贤又与熹宗的奶妈客氏相互勾结，上下招权纳贿，把国事弄得腐败不堪。一帮依附于魏忠贤的无耻之徒还为他大颂功德，甚至呼之为“九千岁”。各省地方大员也对魏忠贤趋之若鹜，竟然为其建造生祠，毫无羞耻之心。
把持朝政的魏忠贤是一个贪财好货之人，自然朝廷上行下效，贪污成了家常便饭，出现“官以财进，政以贿成。”的局面。当魏忠贤任用阉党周应秋为吏部尚书时，公然按官职大小索价，每天得到的贿银一万两，人称“周日万”。除此之外，依附于魏忠贤的阉党大肆迫害东林党人，致使明末党争剧烈，一直延续到南明灭亡。
等到崇祯上台，虽然年轻的朱由检铲除阉党，罢免了魏忠贤，但大明已经烂到根子里了，无论崇祯如何勤勉也都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明灭亡，自己也吊死在了那煤山之上。
从土地角度看明末腐败：土地高度集中于皇亲贵族、大地主中，无地的农民只能一步步走向无地可耕成为流民
明中后期，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就连皇帝本人也在京城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6park.com
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一步步走向流民 6park.com
土地占有者的大头就是那些宗室子弟。蜀王一府占去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土地的百分之七十。河南开封的周王，大肆兼并土地，造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时人有诗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神宗弟弟朱翊鏐分封卫辉，光占田就四万顷；神宗诸子也群起效仿。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朝廷坚持要按潞王标准给田四万顷，经过廷臣和地方官员的力争才减为二万顷，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川摊缴租银。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土地有将近一半落入了朱氏宗室手里。 6park.com
明末河南之地被朱明王室瓜分殆尽 6park.com
勋戚和太监依靠皇帝的亲近关系，通过请乞等手段在京城附近攫取大片土地建立庄田。像明武宗时，太监谷大用假借勘地之名，趁机霸占庄田一万多顷，侵占官银达百万两；熹宗时的大太监魏忠贤，霸占土地也多达万顷。这种勋戚倚势请乞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末。崇祯三年，朱由检的岳父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给赡地七百顷，随从尉军三十名。”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政治势力在土地兼并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谓缙绅之家，也利用他们在政治书的优越地位，巧取豪夺，兼并大片土地。就每一户来说，他们固然比不上宗室诸王、勋戚、太监的占田数。然而，他们人多势众，在各地市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者。史载中有关明末官僚地主占田的记载极多。正是在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下，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了官绅地主的佃仆，或者被迫四处流亡。这种情况在当时人的笔下屡见不鲜，卢象昇在奏疏中指出，“贫者日益贫，富者日益富，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顾炎武则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者什九。”这些叙述充分表明明末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从基础工程水利方面分析：明末为何灾荒不断、流民遍地
封建社会的农业基础离不开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如若这些设施长年累月的被中央政府忽略，那么就会荒废下去，接下来就会看到因水利失修带来的严重灾荒。从万历年间起，朝廷一面从国库提取大笔金额供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一方面又要筹措庞大军饷用于镇压少数民族和农民的反抗，国家财政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朝廷根本无力顾及水利的维修，常年有限的一点河工经费又被官员们贪污，水利建设在明末时期几乎为零。 6park.com
黄河泛滥造成的破坏 6park.com
以黄河为例，明代规定“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濬制度。万历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费，俱入上下私囊”，致使河床淤泥越来越厚，河堤是“连年冲决”。那些管河的官吏也因能中饱私囊而对决堤之事幸灾乐祸。到了崇祯年间，有人上奏：“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崇祯皇帝也纳闷，水利为何常年不修，结果一听下面的大臣要钱，就立马沉默不语，过了好半天才拐弯抹角地说：“要修水利，可扰民否？”于是，在不愿扰民的幌子下，把兴修水利一事就搁置了。
水利失修严重削弱了农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而政府一味向农民征税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又加重了灾荒的破坏性。明朝后期留下了许多关于饥荒惨状的描述，真的令人触目惊心，许多地方的饥民已经到了吃人肉的地步，像山东青州一代，饥民易子而食，人肉公然在集市上售卖，每斤价钱六文；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有饿死后立马有人割其肉而吃。一片惨状，天地昼晦。到了崇祯年间，灾荒更加频繁，许多地方几乎无年无灾。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陕北，正是著名的饥荒灾害频发地。那里的百姓吃完野草，吃糠皮，糠皮吃完后吃树皮，到了年底树皮也吃完了，人们又掘山中石块而食，没几天就腹胀下坠而死。诸如此等饥荒惨状，就不再一一描述，看到这里也就明白明末农民为何会揭竿起义，明王朝为何会注定灭亡，就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回过头看，大明底层事业单位驿站的消亡来分析：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无业游民一多，揭竿起义那就是家常便饭
明代在全国范围的交通线上设有驿站，作为政府上下传递通讯的脉络，也为高官显宦公务往来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条件。初期，驿站制度比较严格，未经朝廷允许，一般官员不能私自利用驿站。到明中后期，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度也弊端丛生。大小官员往来于道路时，常常任意勒索夫、马。甚至敲诈，即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其超过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来来往往的大小官吏反复这样操作，就使驿站有限人力、物力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甚至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
到了崇祯年间，地方管理克扣驿站经费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更使在驿站供役的穷苦百姓既填不饱肚皮，更养不起驿马。人马饥疲，含辛茹苦，颠沛奔波于驿递路上，成了明末社会的真实写照。崇祯二年，刑科给事中刘懋上言，建议对驿递严加整顿，重新规定使用驿递标准。他在疏中认为经过整顿，革除各种弊端以后，驿站经费每年可以节省白银几十万两。崇祯皇帝一听可以捞到银子，立即兴奋起来，给刘懋下令，专门负责驿递的整顿事宜。但在明末败坏的吏治下，所谓整顿不过是一纸空文。本来就破败不堪的驿站，被凭空裁去一大笔经费，紧接着就是驿马倒毙、驿夫逃亡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了。 6park.com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6park.com
这众多依靠驿递逃亡的壮丁中，相当一部分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其中就有明末农民战争中杰出的领袖人物李自成。其原本就是驿站驿卒，结果朝廷这么一裁撤驿站经费，弄得其本人连养家糊口都不能，不得已才投身农民起义中。由此可见，明廷的裁驿递，对于迫使更多的贫苦群众走上叛逆者的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终上所述可以清晰的看到明朝末年社会各方面的阶级矛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以朱明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正在酝酿，那些中小规模的地区性农民起义，由点及面，预示着大规模推翻明王朝的农民革命战争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