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私的目的而结成一伙，谓之“朋党”，这不是一个好名目，因而又可以被拿来作为整人的工具、攻人的炮弹。于是，就有人为之辩解，出现各种各样的“朋党”论。仅是唐宋之世，就有三种不同的“朋党”论。
 一是裴度的“朋党”论。裴度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正邪耳。”按照裴度的意思，君子必然要以君子为伍，小人必然要以小人为伍，如果志趣同者相合，就是所谓的“朋党”，那么，就当有“君子党”和“小人党”之别。因而，只能以正邪论朋党，而不能以朋党论正邪。
 二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与裴度的党有君子、小人之分不同，欧阳修认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说“小人无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说“君子有党”，则因为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共济，始终如一。”因而，他劝告“为君者”要达到天下之治，“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三是滕甫的“朋党”论。滕甫对宋神宗说，“朋党”这玩艺，直接关系到天下的“治”与“乱”。宋神宗大概因此而想起了裴度的“朋党”论，说：“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滕甫于是便提出了他的“朋党”论：他是认为“君子无党”的：“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可见，他的“朋党”论，不同于裴度的“朋党”论，与欧阳修的“朋党”论更是相反。
 三种不同的“朋党”论，论得都相当精彩，这倒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而是因为此三者之间“异”出有因，而且异中有同。
 先说“异”出有因。裴度、欧阳修、滕甫三人的“朋党”论之不同，在于他们各自的侧重点，而这又与他们各自的处境相关。裴度耻与小人为伍，而被视作“朋党”，所以他强调的是君子必与君子为伍，小人必与小人为伍；欧阳修与尹洙、余靖等人在范仲淹倒霉的时候，挺身而出，为其鸣不平，而被群邪视作“朋党”，所以他强调的是“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滕甫没有像裴度或欧阳修那样的经历，他就来得较为超脱，他所谓的“朋党”，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朋党”。处境与经历的不同，对于世事之看法就大有差别，这是后人在考察这三种“朋党”论时不能不注意到的。
 再说异中有同。“君子为徒，谓之同德”，这是裴度所谓的“君子党”；“小人为徒，谓之朋党”，这是裴度所谓的“小人党”。欧阳修称“小人无党”，滕甫说“君子无党”，此二者似乎水火不容，其实，只是他们所谓的“朋党”这个概念的内涵各不相同，“小人无党”的“党”，即是“君子党”，因为小人难以同心同德；“君子无党”的“党”，则是“小人党”，因为君子不会同流合污。实际上，无论是裴度、滕甫，还是欧阳修，都是扬君子而抑小人的，将君子比为松柏的滕甫，也不会否认松柏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
 由三种不同的“朋党”论，联想到历史上许多有争论的事，争论的双方其实也往往有相通之处。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似乎势不两立，然而，主张“性本善”的孟子固然是劝人扬善，主张“性本恶”的荀子，似也有劝人改恶从善的意思，这两位老先生不也可以求同存异么？

 6park.com
   原载1994年11月19日《福州晚报》老宋炒古专栏，收入《老宋炒古》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