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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成都双爷 6park.com
第二章
 得路乎？得助乎？（下）
 
五、题外话：一面旗帜，是封号，还是信物？
 
黑彝头人们得了李德吾的枪，又得了抗捐军的枪，也只在手中玩了几天。
5月30日后，国民党川军打来了，邓秀廷也回来了。
国民党军队一打回来，首先就是搜捕红军掉队人员和抗捐军人员、苏维埃干部，天天设杀场杀人——抗捐军中，仅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24人之多。曾到泸沽去迎接过红军的地下党员李祥云因其姓氏的缘故，被人指认是曾任“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李井泉，也被一根绳索捆起来扔进了县狱，后来虽在家人多方托人作证、游说之后幸免于刀下，但也关了一年多才得以“具保释放”。
冕宁、大桥一带的老百姓都说，被国民党军杀了头的这些人都是汉子，宁死不屈，就义前高呼口号，慷慨赴死。这其中有的人是红军过境时才发展的新党员，党龄不过几天，还有一些人只不过是帮红军办过事、带过路的群众。当地袍哥佩服这些汉子，便买通行刑人，给他们扎上英雄结，披红挂彩，让他们死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他们都表现得大义凛然，临刑前高呼口号：
“红军万岁！”
“红军二天要回来的！龟儿子等倒起！”
“你们不要楞格凶，老子要拉你来做伴！”
“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个小伙子，再来干！”
……
据说，有“戡乱善后委员会”的头目，硬是被这些人吓得卧病在床，整夜梦见“索命鬼”，最后吓断了气儿。
国民党薛岳部队其实没什么可怕，他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又被红军拖得很苦，打不起什么精神头来。彝民们对他们的散兵游勇照抢不误，对部队也多有骚扰——彝民们把他们也当“刘家军”。说实话，如果不是“委座”严令，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个勇气和力气跟着红军撵。
可怕的是邓秀廷——他是土生土长的“彝务官”，这次又被薛岳委以冕宁县代县长之职。邓秀廷则派他的参谋谢如东代其行事。这位谢如东人称“谢屠夫”，杀人不眨眼，冕宁县城牢房都塞满了被俘红军、抗捐军战士和被株连九族的百姓。
谢如东还勒令各黑彝家支将掠去的李德吾部残余人员、红军、抗捐军的枪支和财物统统缴出，否则灭村毁寨，杀无赦。各黑彝家支大多不敢抗拒，很快交回了枪支和财物。[1]
应该说果基约达还是有几分血性的——也许刘伯承播的那点雨露还滋润着他。
果基家支武装——也就是“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占据着峨瓦山垭，举旗不缴枪。谢如东则率“彝务指挥部”两个连进驻峨瓦村，“进剿”果基约达。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果基约达不支投降，缴回了枪支，为保家支平安，还给邓秀廷缴纳了一大堆银元。而果基约达本人，也被拉到邓秀廷部当了一年多的大头兵。[2]
就这么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消亡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认为：“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3]
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果基约达没把刘伯承所赠“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那面旗帜交出来。而这面旗帜，当时知道的人很多，果基家支的人也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到处显摆过，邓秀廷没有理由不追这面旗帜的下落——这是邀功请赏的资本。
再者说啦，对果基约达们来说，那年头，这沾“红”的东西，就是杀头灭九族的罪。
个中缘由，既有前川军名将刘伯承个人声威的作用——川人呼之为“神龙”，也有彝家“歃血习俗留下的信物必须保存”的传统习俗的作用，当然是不是也有在事过境迁祸事落在自己身上之时所产生的感念和愧疚之情，也未可知。向邓秀廷认输缴枪之际，果基约达未必在心中就没有如此思忖或推理过：红军才是真正平等对待彝民的队伍啊！如果几百人枪的红军游击队和抗捐军存在，而且自己能够与之联手，互为犄角，彼此呼应，邓秀廷两个连就能缴老子的枪？作为一个奴隶主，果基约达能像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这样，好像那意思也就算差不多了——我们总不能用“革命战士”的要求，去苛求一个与红军领袖接触不过几小时的奴隶主吧？但同理，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潇潇洒洒地就赋予这位奴隶主以“革命战士”的身份、地位和荣誉吧？
然而，“彝海结盟”仍然不失为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在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这毕竟是真正在平等的原则上实现彝汉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一个范例和始端。而且，这也的确是中国工农红军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一大胜利。我们以多视角去观察历史现象的多元性的目的之一，不也正是为了深化对多元历史现象的最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把握，从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么？
果基约达本人于1942年5月18日死于一次家支间的械斗，时年49岁。
1950年3月冕宁解放之时，“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帜，由其夫人交给了解放大军。
 
六、纳耳坝，还是安顺场？
 
中央红军两支渡河先遣队中，左权、刘亚楼所率的第二先遣队，最先到达目的地。
5月23日，红五团从海棠出发，经平坝、深沟、河南站、晒经关，直奔大树堡。
过了晒经关，先头分队迎头撞上了几个团丁，抓起来一问，原来是大树团防局派来接越嶲县长彭灿的，而这位县太爷日前在海棠已被红五团抓获且应群众所请就地正了法，可见这稀里糊涂的团防局还未得闻昨天发生在海棠那一幕的消息……
从团丁口中，左、刘首长也得悉了大树堡的情况：负责富林正面防务的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六旅王泽浚部，昨日已派一连过河进驻大树堡。这一连人有一个排搁在通越嶲方向的隘口渔塘，一个排则负责守卫大树堡的渡口，连部和连主力则驻在场镇里。场镇街上已经堆满了谷草、麦草、玉米秆，待红军一到就要纵火焚街……
左、刘首长和红五团干部合计一番，决定由被俘团丁带路，兵分三路合击大树堡。
战斗很快解决，大树堡守敌根本还没来得及纵火就成了俘虏，恶霸张金波的二百余民团团丁因为都是当地人，人熟地熟，逃走了一半也散去了一半，红五团夺取了大树堡。只有渡口那个排比较警醒，红五团战士们扑到渡口时他们已经驾船过河快到对岸了……
23日当晚，红五团顺利占领了“宁雅正道”的重要渡口——大树堡。
大树堡这个渡口正面，是隔河相望的富林镇（现汉源县城），这里刚好是大渡河下游几十公里方圆的一片平坝，水势平缓且水面宽阔。在不考虑战斗和时机的情况下，这段河面上架设浮桥或船渡，相较于两侧河道上的峡谷急流，要更为容易和安全。
当年石达开先锋部队，就是购尽大树堡所有布匹联结船只而成浮桥，顺利地过了河。
但这次不一样：对岸守军，恰恰是大渡河沿岸河防部队中装备最硬也最精锐的一支。
——这条道，“一线中通”，是蒋公这些日子里屡屡提及的重点。
左权、刘亚楼在这里大张旗鼓地找船、修船，收集木材扎筏——拆了关帝庙、王爷庙、陕西会馆、分县监狱，把木料运往渡口，动员船工修船和准备撑船，到处牵电话线，发动群众组织抗捐军，找船、修船和扎筏的船工们天天都有酒喝有肉吃，后边红三军团的队伍还在向这里开来……，完全是一副马上要杀过河去的架势。甭说船工和百姓了，连红五团自己的好多官兵，都以为部队真的是要从这儿渡河了。[4]
这当然也不全是假动作：当晚21时，朱总司令的部署中就有“五团应相机占领富林，并控制渡河点”一项内容[5]——相机嘛，就是相准机会，或机会好了，就可以干一票。
这个阵势，肯定给对岸的守军川军王泽浚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这个在大树堡掀起的渡河声势，在“朱毛”的部署中，属于“虚晃”的一枪。
——这个声势整得轰轰隆隆的那当口，刘伯承、聂荣臻所率的红一团正悄悄奔向安顺场。
因为“彝海结盟”的耽搁，刘伯承、聂荣臻实际上比左权、刘亚楼在行程上要晚一天——5月23日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占领大树堡之时，他们还在从大桥向察罗前进途中：日前他们刚把在路上袭击红军的黑彝家支头人给搞定，大家喝了血酒拍了胸脯。部队当晚折回大桥，次日才得已重新上路……
23日清晨，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离开大桥，一路疾行奔大渡河而去。
山路崎岖艰险，为了把“耽搁了的时间再抢回来”，队伍没有功夫停下休息和吃饭。行至黄昏，大风刮来了，大雨淋来了，从刘、聂首长和随先遗队行动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到红一团官兵，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看看天色已暗，前面还有高山悬崖，夜里行军十分危险，先遣队便在路边一个叫作簸箕湾的小村埋锅造饭，就地宿营。[6]

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

清早起来，部队又继续前进。穿过一片森林又跑了一段路，突然听见前边山上有人喊：
“啥子人？到哪儿去？”
刘伯承举起单筒望远镜一瞅：嗯，是几个民团团丁。
他让杨得志把队伍停下来就地隐蔽，派一个连跟着便衣侦察员继续往前走。
山上的团丁还在吆喝：“哥子，你们到底是干啥子的嘛？”
“从冕宁来的中央军。”侦察员信口胡诌。
团丁们被唬住了。这方“化外之地”的人们，既没见过红军也没见过中央军——见过的只是川军破落户刘文辉的“烟枪兵”。这一听说是“中央大军”，马上飞奔回镇传讯：中央大军来了，通知街上店铺把“青天白日”挂出来，准备茶饭，欢迎中央大军……
红一团大摇大摆进了镇。
迎面上来几个挎盒子炮的，其中一位蓄着八字胡的自称是区长：“贵军路过贱地，本区长啷个事先不晓得哩？招待不周，长官莫要见怪。请稍候片刻，本区长有酒饭伺候各位哥子。二天得空了，欢迎各位再来耍。”
土地爷们从没见过红军，更没想到红军能如此迅速地通过彝民区，只当这些挎着“花机关”背着盒子炮的大兵真就是传说中的“中央大军”，于是点头哈腰，端茶倒水，伺候得很是殷勤周到。不一会儿功夫，宴也摆上了，酒也奉上了，一派热情洋溢，要招待“中央军弟兄”。
杨得志等将错就错，摆足长官架子，一屁股坐下来就大吃大喝。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


一边吃，一边还“检查”防务，既严格又仔细。
区长很饶舌，一五一十细细道来，杨得志听得眉开眼笑，连声赞“好”！
饶舌区长细细说，把该说的都说完了；杨得志细细听，把该听的也听完了。
完了一抹嘴站起身来，“叭”的一声酒杯掷地。
“好了好了，你们该找地方歇哈哈儿了……”
每位土地爷的腰眼都被一支上了红槽的驳壳枪给顶上了。
“军……军爷，你们是……是……”
“朱毛红军。”
土地爷们浑身散了架，纷纷瘫倒。
红一团战士们在察罗找到了一个粮库，里头都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袋装大米。一问管事才知道，这是“刘家军”的一个兵站：大米拢共有四千多袋，都是准备运往康定去补给“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余松琳部的。杨得志听完看完了一摆头：“老规矩，我们背几包走，分些给老百姓，粮库封存起来，等后边部队来接管。”
老百姓高兴坏了——这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好事儿么？
一时间，满街熙熙攘攘，欢语声声：
“噢哟，红军先生，把‘刘家’的米分给我们吃，硬是好噢！”
“好久没吃过白米饭了，托红军先生的福啊！”
……
先遣队狼吞虎咽吃完白米饭，日头已经偏西。
队伍继续上路——向六七十里外的安顺场方向，而不是纳耳坝方向。
刘伯承骑着一匹老白马，紧随红一团后边，口中不停念念叨叨：
“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这里有一个很多回忆文字和史料都忽略了的细节。
本来按军委21日部署，第一先遣队准备夺取的渡口有两个：纳耳坝、安顺场。
纳耳坝是第一选择。
23日军委的部署电中，只提到了纳耳坝，没提安顺场。这也就是说，军委首长至少正在考虑：是否将纳耳坝从“第一”变作“唯一”？——军委部署电特别提到了“从岔（察）罗到纳耳坝是汉族居地”。这样的地域，一般不会再有前天先遣队在大桥遇到的那些麻烦。
察罗，刚好就处在去安顺场和去纳耳坝两条道上的分岔口——刘、聂首长需要作出选择。
刘、聂选择了安顺场——这个选择，与军委23日部署电的指向，是不一样的！
这是刘、聂首长又一次机断处置，便宜行事。
那么他们作出这个“机断处置”的理由是什么？根据是什么？一般的回忆文字和史料提到的是，杨得志等在土地爷们的欢迎酒宴上得到了安顺场有船的信息，刘、聂首长是根据安顺场有船的信息奔船而去的。
这个理由和依据当然是成立的。
但是，刘、聂首长的这个“机断行事”，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么？
这是刘伯承、聂荣臻受领奔大渡河畔抢占渡口的任务以来，第二次“机断行事”，也是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决定！而且，这个“机断行事”也与上一次一样，被后来——不！被当晚就发生的事实证明，是一个极富“英明预见”的正确措置。
几乎与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从大桥出发的同时，川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也从富林西移，开始在安顺场至富林河段布防了；几乎与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到达察罗的同时，杨学端率该旅部及第二十八团唐灼元部已经进驻了纳耳坝对岸的八排（今石棉县迎政乡），第七团余味儒部也进至上游的宿大坪、连坡湾（今石棉县城对岸），所部韩槐堦营也进驻了安顺场对岸的安靖坝和桃子湾渡口；几乎与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到达安顺场的同时，纳耳坝场镇已被杨学端部过河拖船的部队焚之一炬！那天晚上的纳耳坝，就是一个火光冲天、哭声动地的场景。刘、聂首长倘按军委原部署奔那儿去，一来根本找不着船，二来也正好跟对岸设防的杨学端旅唐灼元团主力撞个对头，先遣队抢渡成功的概率，那几乎就是——没有！
刘伯承、聂荣臻是否在察罗逗留之时就得到了相关信息，不得而知；刘伯承、聂荣臻的“机断处置”是否是出于他们驰骋疆场所历练积淀的军事敏感或直觉，不得而知。但至少，他们不可能在察罗就得到了纳耳纳场镇被焚的信息，则是肯定的——纳耳坝被焚是他们离开察罗奔安顺场去之后发生的事情。
其实，当晚的安顺场渡口，也面临着与纳耳坝场镇同样的命运。
当时大渡河沿岸守军奉有严令：
 
㈠收缴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用作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
㈡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
㈢扫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毁。[7]
 
那天晚上的安顺场，也面对着一个“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