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经·秦风·无衣》





《大秦赋》终于画上句号。


这是改头换面后的“大秦帝国”系列的第四部。


孙皓晖写这部小说用了15年，曲江文投拍摄系列电视剧又用了14年，凝聚当代“秦人”无量心血、寄托无数书迷剧迷殷殷期盼的鸿篇巨制，人们期待它的结局是宏伟壮丽的。不料，它确实成了“一袭华美的袍子”，只是上面“爬满了虱子”。


这部剧槽点甚多，亮点自然也有。《大秦赋》里，几代秦王一意东出、扫灭六国、天下凝一的雄心与远志依然展现无遗。从周王牧马人到穆公垫强秦之基，从孝公变法图强到秦惠文王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从昭襄王迁九鼎于咸阳再到嬴政终于一统天下又二世而亡，秦国的理想与奋斗是一首激荡人心的史诗，而秦国从艰难创业、迈向巅峰再到迅疾崩溃，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图源：《大秦赋》剧照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始终认为，秦时是中华民族战斗力、创造力的高峰，是中华精神、华夏文明之正源。“于后世千秋万代，每一户人家的窗台，我大秦的明月，必朗照之。” 


《大秦帝国》里，秦惠文王嬴驷在如水月光下，吟出这段心声，其情其景是何等苍凉豪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当雄浑激越的《秦风》唱起，千载而下，犹能感受到人性于危难中的温热。


历史是一条河，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站在岸边打望这条长河，有时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发现。


历史中“隐秘的角落”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春秋战国，群雄逐鹿，问鼎中原，是中国史上的首次权力大纷争与思想大活跃。


后世称“春秋无义战”。这是赤裸裸的武力、阴谋与权力的竞技，宋襄公坚持旧礼，不半渡而击，成为数千年的笑话。鲁国奉周公，行周礼，孔子甚而常“梦周公”，动不动就评价别人“礼也”“非礼也”。


然而，事实却是，鲁国的政变是各国中最为密集的之一，血淋淋的弑君、屠杀比比皆是。司马迁梳理鲁国历史后，忍不住感慨“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鲁国人看起来斯文礼貌，为何行为如此粗野暴戾啊？


正是秦，作了纷乱的终结者。


秦国的强大，奠基于商鞅变法。商鞅以法家思想做系统性制度创新，以战功制、军爵制打破了底层向上涌动的天花板。由此，扫灭六合，一匡天下。核心成因，却正是以顶层设计满足了平民渴望：在其时，下层人士只要奋勇杀敌，战功赫赫，一样可以出人头地，耀武扬威。


但秦国的强国之路真正的肇始却在穆公之时。在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中记载有一段对话，一场秦穆公和西戎使者由余的对话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


秦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中原国家有诗书礼乐，现在尚且乱成一锅粥，你们西戎，没有什么文化治理起来是不是更难啊？


由余本是晋人之后，因为投身于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由余笑着回答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在由余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因为中原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国家富强后统治者必然骄奢淫逸，下层则以礼义的标准来要求上层，导致国家上层和下层分裂，造成内乱。


而草原民族文化则不然。草原地区物质文化不发达，贫富差距也不大，他们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能吃苦，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





一番话让秦穆公如梦初醒，深以为然，遂聘由余为宾客。从此之后，秦国的文化理念、发展思路发生了大幅改变，和西戎融合，向其多有吸收、借鉴，其后国力也为之一振。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草原文化与法家文化的内外合流，造就了大秦帝国的强大之因。


《大秦赋》里，嬴政让宗室诸臣反复朗诵李斯《谏逐客书》中的语句，“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可以看出，秦国在治国方略与人才大计上都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


秦时明月汉时关。


秦末刘项争雄，刘提三尺剑而取天下，是布衣战胜贵族的示范。刘项都不爱读书，刘邦还把儒生的帽子摔在地上撒尿。刘的致胜之道和儒道的熏养毫无瓜葛，而在于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战功文化，能识人用人，察纳雅言，大方行赏。


汉初，拨乱方正，与民休养生息，治理者多崇黄老之道，追求无为而治。大才贾谊提出“阴儒阳法”的治理方略，对后世影响深远。到了一代雄主汉武帝时，董仲舒策划并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在某些人看来是别开生面的大气魄、大举动，但在大儒钱穆眼里，却恰相反，“中国古代思想真实的衰象，应该从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开始。”


钱穆在《中国思想史》里提出，董仲舒的思想并非原教旨的儒家主张，其主要渊源，来自战国晚年的阴阳家邹衍，这就谬种流传，“更使仲舒思想，由附会而转入怪异，随使此后的思想界中毒更深。”某些人眼里的“正统”，在钱穆看来却是“歧途”，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东汉末年，三足鼎立，又是大争之世。刘备托言中山靖王之后，以道德为旗，言必称仁义。曹操只是宦官之后，又喜怒无端，直言无忌。苏轼曾记载说，他生活的北宋年间，民间说书人讲三国故事。一讲到刘备战败了，听者就跟着流泪，但一讲到曹操输了，听者都大声叫好。


图源：《三国》剧照、bilibili


但实际上，刘备翻云覆雨，背信弃义。20多年间投靠六人，基本都是败则投靠，然后卖主反水，是典型的伪君子。和他相比，曹操也有不少人格污点，却无疑要真实可爱很多。究其思想渊源，《三国志》中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他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而他重点打击的正是儒家的理念与组织。


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曹操掌握政权以后，就把东汉的“政治正确”颠覆了，仅仅一个“唯才是举”便让坚持儒家路线的官僚集团如丧考妣。孔融是儒家的代言人，曹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极具讽刺意义地以“不孝”的罪名杀了孔融，差点就让儒家伦理断子绝孙。


而刘备阵营的诸葛亮虽然被后世儒家尊为圣人，内政外交却全是法家路线，甚至不顾“人无二君”的儒家伦理，公然承认孙权称帝，还在地图上与孙权瓜分了曹魏的地盘。


从战国到三国，就这一段历史文化，梁启超也有评析总结，“秦人用之（法家思想）以成统一大业。汉承秦规，得有四百年秩序的发展。盖汉代政治家萧何、曹参，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皆用其道以规画天下。及其末流，诸葛亮以偏安艰难之局，犹能使‘吏不容奸，多怀自厉’（《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语），其得力亦多出法家。”


其后，司马代魏，曹操一统天下的大梦转换成了魏晋南北的离乱。易中天的结论是，“谁都知道，魏晋风度跟两汉精神可是迥然不同，盛唐气象则是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结果，中华民族焕然一新，在唐宋两代创造了当时世界上顶尖级的文明”。


有意思的是，被后人一再标举的大唐盛世，其创始人集团并非儒家文化滋养的纯正汉人，而是承继异族血统的混血儿。


据历史学家张宏杰考证，唐高祖李渊的生母、皇后和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加上李世民、李治几代连续混血，“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只有十六分之三的汉人血统。如果纯粹按血液成分的多少来算，李唐一族也可以算成是少数民族。”


而在此之前，唐所承继的隋朝，其创立者杨坚也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杨家世代和鲜卑族生活在一起，为鲜卑人服务。隋炀帝杨广的母亲是鲜卑柱国独孤信之女，因此杨广是半个鲜卑人。


隋唐之后，抛开异族统治的元朝与清朝，到宋明之际，儒家信条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日益走向干枯僵化。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从1587年这个平淡的明朝年份入手，选取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张居正、清官海瑞等6个代表人物逐一解析，发现它们都陷在一个被写死的迷局里，难以改变，无法脱身。


黄仁宇对此给出他的见解：儒家陈旧而教条式的管理思路，在被一代代文人强化、传承的过程中，已经完全变味了，成为了不可能让任何变革发生的一洼死水。


历史的水脉淌到晚近之时，毛蒋争霸让它的流向再次成迷。结果，李云龙、姜大牙们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黄埔师生们操纵的洋枪大炮。


回溯两位领袖的精神养料，蒋无疑是儒家的好学生。金一南在《苦难辉煌》里记载，27岁的青年蒋介石阅读《曾文正公全集》，手不释卷，竟至双目成疾。蒋也仰慕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王阳明，败退台湾后，蒋曾将其钟爱的本地名山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为蒋撰写年谱的毛思诚说，蒋“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而政治学则以王阳明与曾文正二集为根底也。”


而被其秘书田家英评价“古书读得太多”的毛，一直欣赏的却是商鞅、曹操等法家人物。其实，作为求知者的毛泽东对于自然科学也多有涉猎，他钦佩达尔文的著作，爱读一本《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小众杂志。而据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经常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这种爱好与习惯伴随终生，“至死方休”。


在这位睥睨天下、傲视古今的诗人看来，儒家的认知水准并不高级，让对手拜服不已的信条在他却不屑一顾，“百代犹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


其后，又到艰危之时，邓公力挽狂澜，推动改革开放，激活企业家精神，40年的财富创造超过了之前4000年的总和，玄黄巨变，换了人间。




邓公为何能有此超凡抉择？外交家吴建民将其归之于邓的留洋经历与世界眼光。“邓小平在法国经历了人生很重要的阶段，他从四川到法国，对比太鲜明了。一个人的胆识、能力，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见过没见过有很大区别。中国人走出去，好事情！为什么见过世界、没见过世界就不一样呢？这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文明对话。邓小平去法国，这不就是文明对话的结果吗？改革开放，这不是就是文明对话的结果吗？”


从古到今的一路探寻，我们无疑会有几点发现：


第一点，每遇大争之世或非常之时，胜利常常不属于循规蹈矩的人，而钟情于那些传统体系中的“离经叛道”者。这样一类人，不为教条、偏见和面子所缚，他们能从真正的规律、本质和原理出发，抵达目标。


第二点，开放是强大之基。无论秦的崛起、唐的强盛，还是当代的40年成就，开放为一个集体的理念、制度与人才注入源头活水，倒逼其更积极、健康地前行，而内卷封闭，无疑将带来危险、退化与崩坏。


第三点，就我们的文化遗产而言，也需要重新审视与扬弃。为何作为正统的儒家理念在承平之时统治有效，到了争雄之时就往往失灵呢？正如某学者所言，“我们的诸子百家好是好，有两个毛病：一个就是没有执行力的斯文，第二个就是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封闭。”
 
儒家文化的四个短板


所谓国学诸子百家，或三教九流，用梁启超的说法，“其实卓然自树壁垒者，儒墨道法四家而已。其余异军特起，略可就其偏近之处附庸四家。”


而四家之中，最被奉为正朔的自是儒家。


儒家文化作为绵延至今的主流文化，其高蹈的、精进的、自省的积极一面自不待言，它的短板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看来，至少有四项。


其一，不能直面人性。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它对人性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视而不见，转而去追求一种一尘不染、遥不可及的绝对人格。结果是知行分离，伪君子遍地。


《庄子》里有两个故事，都是庄子对于儒家失其“天真”的拷问。孔子不听柳下季的劝阻，执意要去见横行天下的盗跖，意图劝说感化。孔子自信站在道德与口才的制高点上，能降伏盗跖。不料，盗跖也动口不动手，只是一番言语，便让孔子“色若死灰，不能出气”。盗跖对孔子的指斥以“巧伪人”开始，以“子之道，诈巧虚伪事也”作结。核心论点只在一个“伪”字。


另一个给孔子上课的是“渔夫”。孔子开始“窃待于下风”，后来“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只因为渔夫告诉了他“何谓真”，“真者，精诚之至也”。




《墨子》里也有一个故事。孔子和弟子被困于陈蔡的时候，子路煮熟一头小猪，抢了别人衣服来买酒，孔子不问肉和酒从哪儿来的就吃了、喝了。后来孔子被鲁哀公请回国，他见席没放正、肉没切好就不吃。子路疑惑，您怎么跟在陈蔡之地相反了呢？孔子巧舌如簧：过去我们是为了求生，现在是为了求义。


墨子对此评价道，饿肚子的时候就不惜妄取以保命，吃撑了的时候又用虚伪的行为来粉饰自己。“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其二，不能直面金钱。儒家一直轻贱商业，认为是不入流的末等之事。后来谬种流传，连“钱”都不愿意目见耳闻，挖空心思为它想出各种代号别称。


《世说新语》里的一个故事，可以窥斑知豹。魏晋名士王衍厌恶他老婆世俗贪利，从不谈“钱”。老婆想试试这个人，就让人在他床边堆满钱，不能下脚。第二天早上，王衍起来一看，就招呼婢女“举却阿堵物” （拿走这东西），就是不说“钱”。


对钱的鄙薄自然造成经济的萎缩。任正非非常钦仰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对发展资本主义毫无益处。儒学让传统过于厚重，人无力反思做事的方法。对官僚体制的投入产生了一个静态社会，然而创业精神来自焦虑和希冀的有效融合。


历史学家张鸣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就是融入西方体系的过程。“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驱使人们去进入它们的世界。”


回头来看，史家司马迁的过人之处正在于其史观，“为商人正名”是其超拔流俗之处。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越穷越光荣”，而倡导“共同富裕”。


《货殖列传》里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尤其讲了子贡的故事，为企业家正名。商人子贡是孔子学生里的首富，富可敌国，与各国国君可以分庭抗礼。各国国君一看，子贡这么厉害，他的老师估计就更了不起了。孔子周游列国，声名远播，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子贡。


第三，不能直面法治。儒家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贵贱有等，尊卑有序”，这种规则与秩序发展出的是一人独大的“王法”，却不是众生平等的“约法”。“德”与“礼”没有法治的保障，也渐异化为吞噬个人价值的“吃人”的工具。


就像易中天所说，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问题并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还在于这种用来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这种制度的碍难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穷水尽，也就自不待言。因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问题，何况这‘道德’还不一定道德！”


第四，不能直面科技。儒家轻视发明创造与手工匠人，将之一律目为“奇巧淫技”。因此，早期的本土科技也有发端与兴盛，但都不在四书五经中，而在涤荡旧染的《墨子》《梦溪笔谈》《天工开物》中。由此，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也就不难理解。


关于这一点，特立独行的王小波在《我看国学》一文里说得尤为形象：
“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


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
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以此来看，儒家自然也有其优秀的、甚至优美的诸多好处。但在齐放的百花里只独秀这一支，在我们深远的万古江河里，只独取这一瓢，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墨家兼爱、非命、节葬的观点，庄子的想象力、修辞、对待自然的态度，法家的制度理性、现代性、对人性的激发等方面、管仲与司马迁对经济学与商业的重视……这个五彩缤纷的花园，这个纵横交错的水网，其中很多层次、很多方面都无疑是大有营养与价值的。
 
穿越100年的拷问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先人递给后来者的这篮子苹果，今天到底应该取何态度，如何拣选？


100年前，这个大问题也在胡适的脑海里回旋激荡。最后，他求索的答案是四个字——整理国故。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


胡适认为，“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而“国故”又是什么呢？“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他的基本主张，正是“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国学”这滩已经有些变味的水进行正本清源，对这个凌乱陈旧的老房子进行修整翻新。




方向应当是正确的。胡适和他的同行者也各自做了一些尝试，但零散的实践，影响甚微。造化弄人，百年已降，“国学”这个老账本依然是一笔糊涂账。尽管中间也有一些形近实远的努力，“国学”却既没有搞清楚它存量里的精粹和渣滓各是什么，也没有与现代西方文明实现有效对接。更多的时候，它在两个阵营的顾此失彼与自说自话中彷徨无措。


一直以来，“全盘西化派”陶醉在西方的幻梦里，对着昨日的西洋镜刻舟求剑，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曾经激烈地反传统、主张全盘西化的斗士李敖后来也明白此路不通，回到了胡适的道路上，“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对这个传统要承受多少？要抛弃多少？…必须用开清单的方法一件件地谈”
 。


钱穆也称，“我们此刻，一面既否定了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一面又忽略了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所以我们此刻的理论，是蔑视现实的理论。而我们所期望的制度，也是不切现实的制度。”


“泥古不化派”则沉醉在东方想象里，拿着老祖宗的药方守株待兔，却不见这株已有些松动腐坏，结果也只能是缘木求鱼。没有审视、革新、进化的传统，只会沦为吞噬人性的怪兽。在发黄的故纸堆里，鲁迅从中看到了“吃人”二字，柏杨则从中看到了“酱缸文化”四字。


茫茫两派流中国，造成思想界弊病丛生，历史学家许倬云一语中的，“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西方和历史都是我们的老师，却也应该是我们努力超越的对象。


“整理国故”100年后，这个国家又站在一个新的点位上，开启艰难登顶的征程。只有经济的强大，并不足以收获充分的尊重。一个国家的强盛，却必定会带来一种文化的备受重视。


中华民族从苦难与曲折中一路行进至今，中国文化也自然需要一番蜕变、昂扬与奋发。然而，“最叫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民间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


但，问题仍在，无法绕开。在这个关键时点，“许倬云之问”掷地有声，成为一代国族精英无法回避的沉思：大家是否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我们足以引领世人的核心理念到底是什么？


紧接着，百年前的“胡适之问”接踵而至，在知识思想界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在今天，“整理国故”是否依然有必要？如果有必要，是否有可能？如果有必要、有可能，是否有解决方案？


两位文化赤子与文化巨子出的题，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难点在于机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聚合众多的专长与智慧，既要百舸争流，又要汇川成海。


难点还在于理念。我们惯见被概念与立场绑架的观点，却罕见超越左右，联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视野。


但最大的挑战，恐怕还在人才上。可以想见，这是一条热闹世界中无比寂寞的路。选择了它，便是万径人踪灭，千山我独行。


今时今日，还会有这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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