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叶孤舟系千钧？（下）
 
四、夹河而上奔泸定——中革军委作出重要抉择
 
杨得志乘第三船过河后，突击队在桃子湾渡口夺得了韩营的另一条船，两只小船继续来回穿梭摆渡，船渡速度开始加快。陆续登岸的部队则继续向下游反击，以巩固和扩大渡口阵地。至26日凌晨，红一团主力渡过大渡河，居高临下，乘胜向下游宿大坪、连坡湾的余味儒团发起猛烈冲击。而余味儒团官兵一触即溃，枪械物资遍地狼藉，谁也挡不住，谁也不去挡。
当日午后，紧跟在红二师之后的红一师主力也陆续赶到安顺场。红二团开始渡河。
红一团占领安靖坝后，又找到了一条船。随即，红六团一营在小水又打捞起一条沉船。
上午7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聂荣臻将渡河情况电告继进的红三、五军团首长：
 
董、李、彭、杨：
㈠安顺场河宽百米，深约三十米左右，但流速一米达八至两米达。
㈡架桥材料已备齐，今二十六日拂晓开始架设，本日尚无把握架成。
㈢找到船共四只，只一只好的，可容四十余人，余三只均坏，刻正赶修中。
㈣我一团主力已船渡北岸，余尚续渡中，本午十时前可全部渡过。该团渡完后，一师即继续渡河。
㈤安顺场至龙场河北之敌均逃。
林、聂
二十六日七时[1]
 
红一军团工兵连在尝试架桥时，修船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随着船只的陆续修复，船工队伍也逐渐扩大，最多时增加到77人[2]，还成立了渡河指挥部，由船工刘学仲担任总指挥，“军委干部团政治科学员负责押船”，“船工分为六个组，人停船不停，从早到晚轮班开船”。[3]两岸点起了马灯和篝火，两岸各有一个排的红军战士负责拉纤拖船。南岸河边搭了三个棚子供船工休息、吃饭，每天天刚亮就开船，傍晚看不见了才收工。船工的待遇极其优厚，一天开五顿饭，顿顿有肉吃，鸦片烟还管够。
安顺场的老乡们说：这可是安顺场从来没有过的盛况。[4]
26日上午10时，红一团全部渡完。中午时分，继进的红二团开始续渡。
红一团顺流而下，猛击沿岸川军。
据川军河防诸将回忆，当时第五旅的防御阵势整个就乱了套：
 
正当纳耳坝火光炽烈的时候，右翼余团传来飞报，说红军已于早饭后渡河。该团官兵随即沿河岸羊肠小道三三两两向下游逃窜，有的气喘吁吁，折臂跛腿；有的歪戴帽、横挂枪、骂声不绝，一概不听制止。[5]
 
川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本人说得更凄楚：
 
夜半（笔者注：5月25日夜），进至距安靖坝十余里的某地（笔者注：大概是农场对岸——今石棉县城对岸），即与余团会合，与过了河的红军在河边山地对战相持。至次日下午组织进攻无大进展，反遭红军反扑。我正面的唐（灼元）团第五连连长孙某负伤，全线溃退下来，引起全线动摇，两翼纷纷后退，麜集在道路两侧小地区，形成混乱。我在正中央机枪阵地督战，见此情况，知非后撤整理不能再战，仍率余、唐两团后撤至八排、三梭窝既设碉堡线上，再行抵抗。[6]
 
当时的情况是：杨学端看到混乱局面已难以挽回，便思谋着找一片能与河道成直角的山地另行布置防线。在与美罗场的山防大队长裴敬一商量后，他决定由连坡湾登上野猪岗山顶，据险扼守。但到达连坡湾时，第七团团长余味儒也逃来与他们“会合”了——还有一大堆溃兵。
然而这一“会合”，还不如不会合。川军河防诸将在回忆文字中写道：
 
这时余团官兵不断溃逃，谁也不敢去制止。连尚未参加战斗的预备队中的营长董文权也丢掉部队，伙同余团溃兵向下游逃走。杨旅长认为情况万分紧急，只有登上野猪岗山顶之一途，当由本地人陈俊安（裴敬一的中队长）领路上山，从傍晚一直走到天明（26日），才到达野猪岗山顶（小地名三梭窝）摆开阵势。这时红军到达对山山顶，相互射击。红军在对山以火力掩护，部队由山下向野猪岗山顶仰攻。唐灼元团机枪连有一机枪手，用机枪俯射山下红军，但却被对山红军一枪击倒。这时第五旅部队因枪支射程有限，无法对付对山红军火力，只有向山下仰攻的红军射击。这时左侧临河边的余团的余笑凡连不支，向山腰撤退；右侧高地唐团席营之一连，亦被红军压迫后撤，整个阵线动摇，旅部急忙下令向美罗场方向撤退。
第五旅败兵到达美罗场时，天已入暮，整天没有吃饭，官兵疲乏不堪，倒地即酣睡不起，无法布防。[7]
 
川军一个甲种旅的防线，就这么着，在一天之内崩溃了。
——桃子湾渡口下游百余里内，再无川军踪影。
战后，杨学端被刘文辉大加申斥，一个甲种旅被缩编为两团四营，两个团长都被撤职。
韩槐堦韩袍哥的一营袍哥，只收拢不到一连人——还加上了吃空额的。
所以就只好当连长了。[8]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25日下午时分跟在红二师之后赶到安顺场的。26日中午时分，因为与已过河的红一团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向在小水村附近以火力掩护对岸部队行动的红六团询问情况。红六团首长回答说大渡河涛声隆隆，对岸部队在山间行进，根本听不见此岸红军的呼声——吹号也听不见。
林彪问接电话的红六团政治委员邓飞：“你看见黎林没有？”
“我看见他在对岸。”
“你问他，他们前头的部队已经到哪里了？”
“我们现在正吹号联系，但他们听不见。”
“你们写大字标语摆在沙滩上问他。”
这个办法好！——林彪出了个挺聪明的主意。
朱水秋团长让宣传队用战士们的识字板写好了大字标语，又发了颗信号弹提醒。
黎林用望远镜看见了。不一会儿，也用大字标语回复道：
“二营前卫连已进至宿大坪，敌正向汉源方向逃窜”[9]。
很别致的通讯联络方式，算是彼年彼月彼日大渡河战场上的一段小花絮。

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黎林
对岸肃清残敌巩固渡口的行动进展很顺利，但此岸架桥的行动却很不顺利。

工兵连从25日下午折腾到26日上午，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未能成功：河水太深，无法打桩；想牵铁丝过河再铺设木板吧，拉起的铁丝在急流中几次被冲断；想用船体来连接吧，又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船……
人送雅号“能人”的工兵连连长王耀南，真是没一点咒念了。
参与组织架桥工作的肖华后来回忆道：
 
控制渡口之后，为了抓紧时间抢渡，我们曾试图架设浮桥。后续部队为我们准备了许多铁丝、木板、竹子。架桥指挥是何迪宙，他原来是敌人工兵营营长，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我军俘虏过来的，由我任架桥政委。我们将几十根铁丝拧结为一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浮桥刚搭好一半，就被湍急的洪流冲垮了。反复数次，皆因水急浪猛，流速太快而未能成功。[10]
 
26日上午，毛泽东等赶到了安顺场。
“我早就说过，刘伯承这条独眼龙，肯定能把我们带过大渡河！”
中午，面对刘伯承摆的一桌米酒，毛泽东兴致勃勃。
刘伯承却仍是一脸忧色：“主席，刚才我盘了一下账。现在我们只有四只小船，一次只能渡四五十人，来回一个钟头。照这样渡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而据九军团电称，薛岳部李韫珩第五十三师今天已经接近礼州，离这里也就是几天的路程。蒋介石不会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啊！”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很有同感：“刚才我在镇上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秀才，这人名叫宋大顺，曾经亲眼目睹了石达开的覆灭。老人记忆力很好，还给我念了一首诗。”
“噢，念来听听！”诗人毛泽东来了兴致，好像全然没把当前的严峻形势当回事。
李富春掏出一个小本子念念有词：“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右有唐军门雄师百万，左有松林河铁索斩断，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
毛泽东摇头：“诗作得一般化，秀才恐怕是捐来的。”
“这位老人跟我说，‘长毛并非匪类，军纪严明，但你们红军比他们更好。’”李富春笑着说。
“我们不是石达开嘛！”
李富春一笑：“主席别忙，老人还念了一首诗歌颂我们红军哩！”
“噢，听听看，我们跟石达开有什么不同？”
“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跟前一首差不多，不过这位老者的确还是有些见识。”毛泽东继续打哈哈。
“老人最后对我说，我们百姓当然不愿意你们走，不过你们不走，恐怕也是不行的。此地不是停留之地哩！你们还是得赶紧走！’”[11]
言下之意，石达开的阴影，仍然还笼罩着红军，红军前途仍然未卜。

“今天工兵连几次试着架桥，根本就行不通，12根、24根头号铁索都被冲断。”
刘伯承继续汇报。
毛泽东脸色严峻起来，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也相顾点头——其实他们几位一到安顺场，就已经找过许多老乡了解过情况，还到河边查看过水情，对这个形势，在场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审时度势之后，毛泽东等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抉择，这个抉择于当日电告了各部首长：

 
林、刘、聂、彭、杨、董、李（抄送邓、蔡））、左、刘：
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准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四[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充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朱
5.26.[12]
 
这个抉择的要点是：一、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左、右两个纵队，沿两岸夹河而进，袭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右纵队为正在渡河的红一师和待渡河的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渡河后先向下游接替红一团任务，继续警戒和阻击下游川军；二、正从越嶲赶往大树堡的红三军团在海棠改道，转向洗马姑、察罗，向安顺场前进；三、在大树堡的左权、刘亚楼所率红五团继续执行佯动任务至27日，28日经海棠、洗马姑转向安顺场与主力会合。
同时，朱总司令还电告殿后的红军九军团：“西昌之敌约一个团由河西岸向泸沽前进”，“我九军团应坚决击退该敌，以便今二十六日夜转向冕宁开进，与王首道、李井泉游击队会合，并须在冕宁扼守追敌；只在泸沽通冕宁路被截断时，才可向冕山、登相营转移，并节节迟阻追敌。”[13]
朱总司令该电中“西昌之敌约一个团”不是薛岳的中央军，而是被中央军“礼让”到前头的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第二旅刘元琮部主力。因为这当口的中央军弟兄们实在是打不起精神头来：这几个月以来的“追剿”那基本上就是“服苦役”，而且还看不见何时是个尽头。现在有“委座”的“稳进手令”来保驾护航，谁还有那精神头带头往前闯哩？
如今表现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文字和影视可谓是铺天盖地，而很少有人提及国民党军实际上也差不太多的“艰苦卓绝”。其实一进入川滇黔甘边这类山区，被追者与跟追者基本上就处在差不多平等的位置了，跟追者的所有优势也就大都不复存在：跑路那是双方都得甩着两条腿跑，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助力；打仗那是双方都操着差不多档次的家伙打——除了天上的飞机，跟追者的重兵器大家伙没法拖着走；粮食困难那是双方都存在的问题，跟追者的补给全靠人力畜力运补，一样的问题大大的；再到后来，跟追者除了没过草地，雪山也一样得翻——甚至比被追者翻得更早……
相较而言，土生土长的川军反倒显得比中央军更能适应这种环境。
一旦双方都处在这种相对平等的位置上了，那被追者的优势实际上也就凸显出来了。
以后的两天里，这种优势得到了惊世骇俗的展现和印证。
吃苦，跑路，至少在那个时代，还没谁能比得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而能吃苦能跑路的军队，那不就是能打仗的军队么？

[图3-4：巩固安顺场渡口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26～28日）（占1幅）]
 
五、路还是桥？急追还是稳进？——刘文辉和蒋介石的纠结
 
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对刘文辉而言，那效果是震撼性的！
此时正拟从雅安去汉源的大渡河上游守将刘文辉是何时得到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的确切消息的？——注意，笔者说的是“确切”，确——切！从目前川军档案文献中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5月26日凌晨5时。刘文辉虽然是川军中的“破落大户”，穷酸得紧，但电台还是可以通到旅一级单位乃至部分执行重要任务的团一级单位的。但在这个时间以前，他得到的是一个“不确切”的信息：“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而且这个信息很可能是来自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的报告——肖团位于安顺场上游五十里外的挖角坝，向刘文辉上报这个“不确切信息”的时间是在5月26日凌晨1时之前。
笔者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清溪镇的川军第四旅旅长袁镛相继发出的几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是下达给第四旅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的：
 
顷本军长电谕，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绍成）团防线，仰派队取捷径前往增援。等因奉此。仰该团即派肖守哲营（即第三十八团第一营），即刻出发，经富庄取小道捷径向挖角坝前进，位于肖绍成团后方，并切取联络，相机行动。仍将前方情形随时报部为要。
此令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
旅长 袁镛[14]
 
此令是1935年5月26日午前1时发自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教育局旅部。
肖绍成距安顺场距离很远，加上山路隔绝，与下游旅部的通讯联络实际上是不畅的。“赤匪”在安顺场强渡成功的消息，他是不可能那么快就知晓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个“不确切信息”的？笔者不得而知，只好揣测：是红一团强渡成功后，向挖角坝方向派出了侦察人员？还是肖绍成自己心有惴惴因而弓杯蛇影草木皆兵？……
不管肖绍成这个“不确切信息”来源如何，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这个时候的刘文辉认为，肖团报告的这个“敌情”不算太大，故而只是“派兵一营”；二是此间与安顺场两岸渡口失守担戴最大的第五旅旅长杨学端，迄至此时为止，并没有向刘文辉报告准确而可靠的信息——甚至连不准确的信息也没有。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此间在前线指挥的杨学端正焦头烂额，电台还不一定随时跟在身边。
到了凌晨3时，袁镛又向挖角坝方向增派援兵了，这个命令是发给所辖各团的：
 
顷奉军长电谕，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仰率部取捷径增援，并派兵一营进驻冷积[碛]。等因奉此。除令十一团曾（子佩）营进驻冷积[碛]，三十八团肖（守哲）营经富庄向挖角坝先行搜索前进外，其余部队按照如下之时间顺序向挖角坝出发；
一、十一团二、三营于午前五时三十分；
二、手枪连、旅部于午前六时二十分；
三、三十八团二、三营于午前七时三十分；
四、各团及本部笨重行李一律存汉源城，由陈盈欧营派兵一连负责保管。
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团长即便遵照为要。此令。[15]
 
援兵增至四个营，另派出一个营翻越飞越岭进驻冷碛！增兵的依据哩？仍然是那个“不确切信息”——“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看来刘文辉对这个原以为并不算太重大的“敌情”还是心有惴惴，不太敢掉以轻心了，于是又将第四旅袁镛部这支他手中唯一的机动兵力派出了三分之二。
然而当天下午6时40分，这个命令又被改变了——而且改变得很厉害，是方向改变：
 
一、顷奉军长电渝，该旅杨（开诚）团全部进驻龙八步，对左翼择地作工，李团即驻飞越岭，构筑坚固阵地。等因。
二、杨（开诚）团陈（盈欧）营随同副师长到飞越岭，李团肖营暂驻蛮庄林，待情况明后再报向飞越岭归还建制，该营即派官长侦探一名，设法前进至挖角坝，与肖（绍成）团取联络，并侦察情形。
三、明（二十七）日拂晓，按十一团、三十八团、旅部手枪连之顺序，向目的地出发，杨（开诚）团务于本日到达。仰转饬遵照。此令。[16]
 
这个命令是从飞越岭东坡下的泥头驿县（今汉源县宜东镇）发出的，可见这个时候袁镛已率第四旅旅部离开清溪进驻了宜东。同时也可以说明，26日凌晨的那两个命令在当日白天并没有执行（否则该旅主力当天至少已进至王岗坪，第三个部署也就无法执行）。究其缘由，只能是“当日白天”不断有更为确切的消息从第五旅旅长杨学端处传来：过河的红军不是什么“便衣队”，而就是“赤匪”主力！杨旅担负的大渡河下游防线已全线崩溃！
还可以看出的是，刘文辉这个时候仍然没有操心泸定桥的问题。
究其缘由，很可能是刘文辉对于“赤匪”渡河后架桥不成而从最坏处着想所产生的“船只困难”，未必就能已清楚洞悉：26日当天中央红军过河部队已向杨旅发起反击并将其击溃并逐退至三梭窝、美罗场附近，这在刘、袁等川军将领的心目中很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数十公里河段的船只完全有可能已被“赤匪”控制，“赤匪”主力完全有可能从此间全部渡河。他们很可能溯河而上来抢沈村—龙八埠—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那个年代最主要的川康通道也是“茶马古道”，而且还有可能继续控制沿岸船只。此间过河“赤匪”首先威胁的是“路”，而不是尚在“路”之北侧数十里之遥的“桥”！
这从刘文辉“该旅杨（开诚）团全部进驻龙八步，对左翼择地作工，李团即驻飞越岭，构筑坚固阵地”的“电谕”内容可以得窥一斑：“对左翼择地作工”，那就是对大渡河东岸的下游筑工设防，防止已渡河的“赤匪”溯河而上来抢“川康要道”！而原本部署驰援挖角坝的“一营”人马，现在已变成了“官长侦探一名”，任务当然不是增援而成了“与肖团取联络，并侦察情形”——侦察从下游溯河而上的“赤匪”的“情形”。
看得出来，刘自公现在最担心也是最操心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沿东岸溯河而上，夺取“川康要道”而趋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尔后再顺势夺取雅安！这就相当于要刨刘自公的老根，他就是明知挡不住，也得把头皮硬起来挡一挡！
次日一大早，川军第四旅主力从宜东出发，翻越飞越岭，开赴大渡河东岸。
很有意思的是，日前——也就是刘文辉确悉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并紧急向大渡河上游东岸派兵布防的那天，蒋介石又给薛岳下达了一个要求尾追红军的中央军各部“稳打稳扎”的手令：
 
薛总指挥：
我军由西昌前进时，各部应照剿匪行军要领，须梯次交番前进。例如，第一日第一纵队先由西昌到礼州，次日仍须暂驻原地筑碉，掩护其第二纵队第二日向泸沽前进。及至第二纵队到达泸沽时，则第三日令其暂驻泸沽筑碉，而掩护第一纵队或其他纵队向冕宁前进。及我冕宁部队到目的地之日，再令驻礼州部队或泸沽部队向冕山与越嶲前进。但其在礼州与泸沽已筑之碉堡，仍须派后续或指定守备部队防守，而前进行动之时，切戒其对本身掩护、搜索、警戒之署，勿稍违剿匪手本之原则为要。中决本日飞成都。
中正。[17]
 
佩服蒋公，这心操得实在是太仔细了！不光是每日行程，连进止时间都给卡得死死的。
目前笔者可以确认的是，蒋介石写下这个手令之时，并不知晓“赤匪”已成功渡河的消息——刘文辉也是当天下午才确悉这个消息并作出了相关反应的。蒋公当日飞抵成都后的23时，对“匪之动向”的判断已经延展到了西域荒漠乃至黄土高坡：“残匪窜向：甲、宁夏；乙、张掖；丙、陕北；丁、玉树”[18]。而在给薛岳的另一电中，通报的则是刘自公于24日晚上上报的一个既“陈旧”又“乌龙”的“敌情”：
 
限即到
薛总指挥：
中刻抵成都，据刘自乾敬亥电（笔者注：5月24日23时）称：大树堡已发现便衣队一二百人混在难民中，为我军河防部队擒得，故未得逞，但匪大部尚未发觉也。我军在德昌应酌留一营兵力筑碉防守，并征集粮秣，保护后方输送为要。
中正。有[亥]侍参电[19]
 
看来左权、刘亚楼那天在大树堡的佯动，既哄了刘自公，也哄了“委员长”——还连哄了几天。比如，蒋公在5月27日那天的反省录中，仍然固执地将包围圈划在了一片遥远天际：“以后剿匪战略。如匪向西康突围。则取远势大包围之。注重陇西南之布防。若匪合股，则急定川北包围之法，北守南攻。东攻西守。以期聚歼”[20]。
薛岳将军生前撰有《剿匪纪实》，对这一段时间的部署留下了很详尽的文字：他也的确是没有辜负蒋公的这番操心，“中央大军”大军的日行程始终控制每日三十里至六十里之间。[21]当然，估计他老人家的属下官兵肯定也很欢迎最高统帅再次强调的“稳打稳扎”的那个手令：走一天歇一天，怎么着也比被催着命踢着屁股往前闯要好得多啊！再说这越往大渡河边儿走，这地形越是复杂艰险，要一个不留神儿被“赤匪”冷不丁杀个回马枪打个伏击，那不是上赶着自找倒霉么？

国民党中央军追剿红军总指挥薛岳

还真是这样，蒋公给薛长官发出这个手令的第二天，被薛岳部中央军“礼让”到了“中央大军”前头的“川康边防军”第二旅刘元琮部，就在泸沽被“赤匪”们打了一个伏击——因“川康边防军”在红军从金沙江畔北进时守住了会理、西昌两座城池，得到了最高统帅蒋公的奖赏，心气儿也高了起来，跟追“赤匪”的劲头竟然超过了“中央大军”。
27日那天，已尾追中央红军后卫红九军团至松林的刘元琮部兵分三路合击泸沽，还传令甘相营邓秀廷率部前来助战。泸沽系西汉古镇，坐落于安宁河与其支流孙水河交汇处，有桥连接孙水河两岸的南北街，镇东有要隘孙水关，西有梳妆台，南有接官坪，北有老君台，军事地理地位十分重要。刘元琮的部署是：刘本人率机关枪、迫击炮两连及旅直属队从接官坪大路北进，作正面攻击；白永安团从安宁河西岸经梳妆台攻击红九军团左翼并切断通往冕宁的道路；旅部手枪连则占领孙水关及五里牌隘口，从东侧切断泸沽通往越嶲的道路。
这位刘元琮是刘文辉族侄，与刘元瑭一样，也是个狠角色，人称“三莽子”。
不过他这回遇上了一位更狠的。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红九军团一个营在南街顽强阻击刘旅，在掩护机关、后勤部门和辎重物资转移后，撤至孙水河北岸隐蔽布阵，正面攻击的刘旅直属队一部跨桥尾追，被红九军团迫击炮火击退。从泸沽东侧进攻的刘旅手枪连在镇东郊涉河攻击时，又遭预伏红军集火射击，手枪连阵形大乱，尸体顺河漂下，余者狂奔入南岸民房躲避，红军则从容撤至北街。刘旅直属队一个连再度跨桥攻击进入北街时，又遭预伏红军火力杀伤，伤亡十余人。刘元琮恼羞成怒，集中迫击炮火向北街猛烈射击，红军为避免民众伤亡及民房损毁，从北街撤向镇外。

率部从泸沽西郊迂回红九军团的白永安看见红军北撤，认定这是在“逃窜”，遂令所部从梳妆台经踏水桥放胆追击。红军且战且退，经东岳庙退向李家堡，白永安越加气盛，继续放胆跟追。白团先头营进至李家堡时，预伏在此的红九军团主力在军团长罗炳辉指挥下突然杀出，迫击炮、机关枪、排子枪齐发之后，又是刺刀、马刀一拥而上。一片开阔地上无处藏身的白团先头营官兵顿时乱作一团，前头的纷纷跪地缴枪，后头的疯狂奔逃。督战的营长策马跃上踏水桥急欲奔逃时，又被桥板缝隙别住了马腿而堵塞了桥面，于是正纷纷涌上桥面奔逃的官兵纷纷落水。踏水桥下是安宁河散流河水形成的小峡谷，急湍似箭，猛浪若奔，岸陡水深，漩涡相连，白团官兵落水者罕有活命。急切中，一士兵砍断马腿，桥面方得通畅。白永安又指挥机枪在此岸山头掩护，从红军枪下刀下幸存的先头营官兵始得平安过河……
不过半小时，刘旅白团损兵折将，大败而归。红九军团俘敌百余，白团官兵落水而亡亦有百余，阵亡中校参谋、连长、副连长各一员，士兵七八十名。而红九军团缴枪百余，子弹万余，于当日主动撤离，从容北进。而刘元琮旅也于当日退回松林……
这个时候，奉刘元琮之召的邓秀廷部才跚跚从甘相营来到泸沽。
战后，“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传令将白永安撤职，在率部再度进至泸沽镇时，又以“作战不力”为由，将白团两个排长枪决于泸沽桥上。[22]
就在刘元琮泸沽惨败的同一天，安顺场的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夹河而进，奔袭泸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