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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为啥出不了毛主席
送交者: Michaelliu888[♂☆★★铁面钟馗★★☆♂] 于 2021-02-07 8:12 已读 3101 次 1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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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Netflix上线了一部印度电影《白虎》(The White Tiger),一下子有好几个人来问我这部电影,然后我就找来看了一下,确实是一部有潜力成为话题级别的电影。当然,中国国内肯定不可能过审,因为涉及我们国家领导人形象,大家只能想办法自己去找资源了。

 
为什么要来问我这部电影呢?《白虎》讲的是一个印度底层青年反抗社会阶级反抗命运的故事,就有人觉得,会不会印度穷人们看了这部电影纷纷效仿,推翻印度社会黑暗劣质的制度。 需要肯定的是,《白虎》拍得很真实,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能在印度社会中找到真实事件原型——具有黑帮性质的土豪劣绅、为谋得工作隐瞒自己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出了车祸找家里司机顶包的有钱人、官商勾结的腐败政客,这些都在印度听说过。连我太太都一边看一边说:“哎,这真的就是印度啊!印度真的就是这样的!”但如果觉得这部电影会引发印度的社会革命那可能有点想多了,因为电影里主人公已经跟家族决裂,不惜牺牲掉全家17口人的性命,才能从“鸡笼”里逃出来,他的行为是无法效仿的。 那么,这就牵扯出另一个许多人都问过我的问题:既然印度社会这么黑暗腐败,这些受压迫的穷人为啥不起来干革命呢?印度共产主义革命的春天啥时候才会来呢? 
我发现吧,自从这几年中国发展了起来之后,大家伙儿对咱们的制度突然间空前自信起来,好了伤疤忘了疼,按捺不住想要输出革命的心思。包括这阵子印度的“农民起义”,也有不少人将其看做印度共产主义革命的“曙光”。 首先,我们得先来明确一下定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只是生产力无限发达后的一种理想状态,社会主义才是在目前条件下具有可操作性的。我们大多数人理解的共产主义革命更多是一种打破旧时代生产关系和解放思想的革命,假如真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目标的话就有点不切实际了。 其次,我不打算跟大家讨论共产主义革命的是非对错,虽然我一直说印度缺一场像中国那样的社会革命,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一个非常具有主观色彩及后见之明的观点。中国社会革命的代价之高昂、道路之曲折、成功之偶然,恐怕没有人想要重新经历一遍吧?目前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每一步都是在探索未知,今后将何去何从目前无法预计。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取得经验和成果,一来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二来也实在很难复制到别的国家。假如印度真的自发搞一场中国那样的革命,十有八九直接解体。 然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印度不但有共产党,而且从南到北都有,政党数量可能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在一起都多。  【共产主义在印度】 公众号上有很多的读者对印度共产党感兴趣,想让我写一下,可我之前一直不知道要怎么下笔写,因为关于印度共产党的话题说起来实在是一本超级烂账——印度现存的共产主义政党一共有49个,而历史上存在过后来被解散或改组的共产主义政党更是多达76个,光是挑几个主要的来讲都能把人搞晕。我本来想画一张印度共产主义政党的树状谱系图,画到一半放弃了,实在太复杂。 仅仅从印度共产主义政党的数量来看,大家可能就能意识到一个问题:印度不是不想搞共产主义,实在是一盘散沙搞不起来啊! 
我第一次在印度看到共产主义镰刀斧头的标志是在南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椰林水乡阿勒皮(Alleppey),感觉非常魔幻,想不到在如此异域风情浓郁的地方居然会有如此充满时代气息的符号;后来我在西孟加拉邦(West Bangal)加尔各答的公共场所也看到好几次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亦颇有一种穿越感;甚至在我生活的哥印拜陀市,还见过印度共产党的党支部……这些肖像和符号对于我这样一个80年代生的中国人来说,倒是勾起了不少许多童年的记忆,我在中国倒是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过马恩列斯的宣传画了。


阿勒皮的公交船站贴着印度共产党的宣传



加尔各答的电车总站




加尔各答街头人民群众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我致以同志的敬意

 


哥印拜陀的老印共党支部


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这些个宣传都属于目前印度势力最大的共产党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英文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简称印共(马)。印共(马)这个名字自带小括号,大家就应该能猜到这不是原装进口的共产党了。是的,印共(马)上头还有个爸爸,它爸爸才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于1925年的原装印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简称“印共”),但爸爸后来混得不如儿子,印共(马)如今是世界上民主国家里面最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 印共(马)是1964年从印共分裂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在1960年代苏共搞起了“修正主义”,因此我们才会跟苏修闹翻了脸。其实印共内部也产生了类似的分歧,印共的党中央是追随苏共路线的,但印共党内当时里面有一波人觉得:咱们印度虽然是独立了,但本质上还是个半封建社会,革命尚未成功啊!依然需要把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放在首位,不应该跟着苏共一起搞修正主义。1962年中印战争时,印共就已经分成了两派,温和的亲苏派站在印度这边,而激进的亲中派则站在中国这边的,不惜当“印奸”支持中国。后来亲中的这伙人由于一直在印共党内受到排挤,索性自立门户单干,成立了印共(马),召开了自己的党代会,并且在党代会上还挂出了毛主席的大幅画像,表示自己跟中共一条心。出于这种路线的差异,印共(马)也被外界称为“左派共产党”,相应的原装印共则被称为“右派共产党”。 印共(马)的诞生也跟当时印度国内加剧的社会矛盾有关。1960年代刚好赶上西孟加拉邦的食、能源短缺等各种社会问题,印共(马)顺应时势在加尔各答领导起了各种抗议和罢工活动。这样一通搞下来,党员干部虽然被逮捕了不少,但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民意基础,然后在1967年的印度议会选举中,印共(马)居然在西孟加拉邦成为了多数党。 后来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导致孟加拉国独立,巴基斯坦试图镇压起义,数以百万计的孟加拉难民逃往印度,印共(马)又投入了大量救援工作,成为了民心所向。老百姓其实都是很单纯的,他们才不在乎什么意识形态之类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谁对自己好他们就拥护谁。自打那一年起,印共(马)开始了在西孟加拉邦长达34年的执政。 然而自从1967年印共(马)成为了西孟加拉邦的多数党之后,他们立马改变了执政方针,路线从激进转向了温和——“居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这个道理放诸四海而皆准。印共(马)党内的激进派立马不爽了——咱们革命尚未成功,你倒是打算偏安一隅了?!于是党内分裂的历史再度重演,这些激进派1967年的时候在西孟加拉邦一个叫纳萨尔巴里(Naxalbari)的地方搞出一件大事儿——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起义,组织起了一些贫农夺走了地主、富农(Jotedar)的土地和粮食。这波人后来就成了大名鼎鼎的“纳萨尔派”(Naxalite),至今仍在印度兴风作浪。这场武装起义在已经取得政权改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印共(马)眼里显然是胡来,把纳萨尔派当成了敌对的“叛乱分子”,而这大概就是所谓“屠龙少年自己变成了龙”吧。 当时中国阶级斗争搞得正酣,顺理成章站在“叛乱分子”这一边,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印度的春雷》高度评价了这场起义,对“叛乱分子”给予了肯定,结果原本亲中的印共(马)气得拂袖而去,与中共交恶,而纳萨尔派则成了新的亲中派。 被党组织扫地出门之后,纳萨尔派这些人1969年自立门户搞出一个新党派叫印度共产党(马列),英文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印共搞成一团浆糊的滥觞就是从印共(马列)这个孙子辈的政党开始的。实事求是地讲,激进派在和平年代很难搞出什么好事儿来,跟恐怖分子基本上就是一线之隔。印共(马列)只存续了三年,便由于“亲林彪”还是“反林彪”的分歧又双叒叕分裂了……总之光是印共(马列)这一支,前后就分裂出二十多个小政党,很多人都听过的印共(毛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便是源自印共(马列),这些个乱七八糟的激进政党被统称为“纳萨尔派”,按辈分来讲都属于原装印共的曾孙、玄孙。 印共之所以那么不稳定,与其政治环境有关。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由于需要高度集权统一调配社会资源、生产力,本身就不大适合民主土壤。而印度又是个偏保守的民主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极右政党,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因此印共长期处在一个四面楚歌、政治不友好的环境,遭到各种迫害,就跟解放前的中共差不多,动不动就听到谁谁谁被特务暗杀,这种情况在印度即便今时今日依然存在。碰到这种同志被迫害被暗杀的事儿,党内就容易产生意见分歧——是要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呢?还是要以牙还牙跟他们拼了?分歧多了,自立门户在所难免。这也就是为啥印共的各种激进派层出不穷,树欲静而风不止,敌对的政治环境不免让他们觉得“阶级斗争不能松懈”。 写到这里我把几个比较出名的印度共产主义政党先总结一下: 印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诞生的原版印度共产党,后来跟着苏共路线走。印共(马)——印共的亲儿子,一度因为修正主义跟老子闹翻分了家,后来自己也成了修正主义。印共(马列)——印共(马)的亲儿子,即激进的纳萨尔派,后来分裂成诸多小党派。印共(毛)——印共(马列)无数衍伸派系之一,玄孙级别的,属于新手上路。
 这里专门说一下很多人特别感兴趣的印共(毛),这个政党其实是2004年才成立的,当时合并了“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re of India)和“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People's War)这两个纳萨尔派政党。印共(毛)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搞成了一个极端组织,一手包揽了当时全印度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暴力死亡,经费主要来自于赎金、勒索、税收和毒品种植。 “毛主义”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但实际上跟咱们中国真的没关系,他们之所以自称是毛泽东的追随者,是因为农民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打游击战这套模式是毛主席首创并成功实践出来的。印共(毛)的目标正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当前的印度资产阶级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比较扯的是,在印共(毛)看来,“毛主义”才是原教旨的共产主义,而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就已经背叛了毛泽东思想,搞起了资本主义,也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 印共(毛)的《党纲》是这样写的:全球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人民的战争,“种姓制度”是一种社会压迫。他们正在进行持久人民战争,目标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以建立人民政府,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这帮人其实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当然也有可能这样的党纲只是他们占山为王的幌子,他们自己都不信。 印共(毛)这帮人我从来没机会接触过,从一些印度电影来看,他们倒像是一群躲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八路。客观来说,印度长期以来政权稳定,早已没有了阶级斗争的土壤,所以咱们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中国政府也并不鸟这些打着“毛主义”旗号的极端分子。2005年印共(毛)刚冒头的时候,我们驻印大使孙玉玺就公开表示,中国根本就没听过这些人,非常不爽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搞叛乱,北京愿意帮助印度镇压毛派叛乱。 毛派游击队如今依然存在于印度东部的“红色走廊”,但在印度政府的不断围剿下势力范围跟前几年相比变小了很多,活跃程度也有所下降。印度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激进的纳萨尔派之所以在印度有其生存的土壤,究其根源是印度底层客观存在的种姓、贫富差距等社会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难以通过法律和军事手段彻底化解。“红色走廊”所在的是印度最贫穷的地方,大致相当于中国以前的云贵川山区,经济形式单一,对农业的依赖性极高。这些地方要么大家都穷,要么有着严重的贫富差距,而落后的种姓制度进一步加剧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使得激进的毛派在当地有许多支持者。印度政府假如能够通过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贫富差距,毛派自然就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2007年的红色走廊




2013年的红色走廊




印共毛派的丛林支部







印共毛派用的还是栓动步枪



其实,不管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共产主义革命由于其自下而上传播、人民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性质,都决定了共产主义政党想要崛起,唯有趁社会大动荡、诸多旧时代生产关系问题被暴露之际,才有可能成功。如果不是俄国在一战中失利导致国内经济崩溃,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而假如没有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分散了国民党的注意力,中共恐怕也难以茁壮成长,早已被“围剿”消灭。因为这种地方上以人民力量为主的反抗势力,就算有外部力量的支持,实力也终究不足以与国家机器相抗衡。而且光是靠游击战来武装反政府的话,多多少少要涉及一些非法的勾当来筹措经费,最后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土匪”、“恐怖分子”。正因为这种不可持续性,和平时代的共产主义政党走上温和路线几乎是唯一出路。 那么,走上“修正主义”路线的印共(马)在印度的执政效果又如何呢? 首先应当对印共(马)的执政纲领表示肯定,他们在南印度喀拉拉邦的执政相当地可圈可点。喀拉拉邦算是印共的“革命老区”,1957年分裂前的老印共就在喀拉拉邦通过选举上了台,是民主国家第一个通过选举上台的共产主义政党,后来在选举中亦有起起落落。早年喀拉拉邦是全印度最贫困的邦之一,贫民占人口的80%以上。印共(马)实施了大量维护民众利益的政策,通过土改解决了土地问题,修建保障住房,进行就业保障,优先经济发展,当地医疗、教育、环境都在全印度名列前茅,识字率在全印度是最高的。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马拉雅利人都成功地走出国门(喀拉拉邦当地民族为马拉雅利人Malayali,母语为马拉雅姆语Malayalam),大量涌入中东国家打工挣钱,他们每年往家乡寄的外汇是喀拉拉邦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而且喀拉拉邦妇女地位尤其高,这和共产党主张男女平等有着很大关系。我楼下有个家庭就是喀拉拉邦来的,他们家老母亲才是家里的大领导,老公和儿子都唯她马首是瞻。这种情况在印度并不普遍,咱们“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通过印共在喀拉拉邦发扬光大。我跟一些马拉雅利人聊过,他们对当地的共产主义政府颇有一种骄傲感,尤其如今喀拉拉邦成了整个印度硕果仅存的由印共(马)执政的邦。 


朋友发了个笑话给我,可见在中东打工的马拉雅利人之多


然而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就不那么顺利了。由于印巴分治切断了东西孟加拉的经济、孟加拉独立后带来大量难民,西孟加拉邦的情况本来就已岌岌可危。这些社会动荡的情况一方面使得印共(马)获得了执政的民意基础,但另一方面纳萨尔派的激进对立却使得社会问题雪上加霜——他们发动了多次罢工、破坏了大量基础设施,直接导致了能源短缺、经济停滞和去工业化等后果。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工商业界对新组建的共产主义政府缺乏信心,资本纷纷外逃,工厂关闭、企业搬迁……失业率的升高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并且西孟加拉邦的民族、政治环境要比喀拉拉邦复杂得多,有不少极右反共政党,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影响力,政治暗杀事件是家常便饭。据说印共(马)败选失势后,右翼势力杀害了数百名党员和支持者。 不过印共(马)倒是在西孟加拉邦创造一个记录,连续34年的执政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民主选举出来的共产主义政府——对那段时期的西孟加拉邦人民来说,印共(马)对他们来说或许是最不坏的选择吧,就好像绝望中的人努力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今虽然失去了多数党的席位,印共(马)依然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许哪天又会东山再起。  【印度为啥出不了毛主席】 也有不少人认为,印共之所以难以成功,是因为缺少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人。首先,我在这里不讨论毛主席的功过得失;其次,印度究竟有没有可能出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人是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时势和伟人,往往是相互造就的。未来会不会有“印度毛主席”我不知道,但在殖民时期的印度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夺取政权之前搞的那套是农村包围城市,要扎根农村,以农村为据点,最大的特点是在未掌握政权的初期需要通过自下而上进行基层民主传播。而印度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一个邦在过去就是一个甚至几个国家,不同邦之间不同文不同种,这导致了农民运动很难跨地区开展。要是印度出了个毛主席,跑去印度的“井冈山”、“遵义”、“延安”,给当地农民进行思想教育,那些文盲农民压根听不懂他说啥——要知道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时发表的讲话,当时全印度只有六分之一的人能听懂。再加上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思想对印度人民而言,本来就是“毁三观”的,更是难以取得当地人的信任。基于印度这种现实情况,连过去英国自上而下统治印度都需要通过中间代理人,而无法将自己触手深入到印度基层。 当年印共为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得要先将宣传册子翻译成各种当地语言——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马拉雅姆语、泰米尔语、卡纳达语……其准确性、效率可想而知,各地的研究成果、思想成果,也难以直接相互分享。 因此,咱们中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度由于民族隔阂、语言壁垒,自带防火墙。印度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地方上特别容易各自为政,加上共产主义思想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大,本来就容易产生偏左偏右的路线分歧;再加上外部政治环境的敌视,经常要迫于生存压力做出选择,最终导致了印度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碎片化。共产主义需要通过基层的共识来传播,这恰恰是印度最为缺乏的东西。除了印度教之外,印度社会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在大多数人的层面上达成共识。  我个人觉得,如果一定要勉为其难在印度找一个最接近毛主席的人,应该是印度宪法之父阿姆倍伽尔博士(Bhimrao Ramji Ambedkar)。阿姆倍伽尔在2012年的民意调查中被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印度人之首,可见他在印度的地位之高——喂!作者,你是不是搞错了?最伟大的印度人除了甘地还能是谁呢?咳,当时组委会专家们认为,甘地在印度已经属于神仙级别的了,脱离了“人”的范畴,假如把甘地列为候选人就没有评选的必要了,因此在神仙甘地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最后由阿姆倍伽尔拔得头筹。 



客观来讲,阿姆倍伽尔并不配拿来跟毛主席相比,他跟毛主席之间至少差了一个秦始皇。之所以讲这个人,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缺乏基层共识的印度社会想要进行社会改革有多难。 阿姆倍伽尔其人我在《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一文的最后一章节里讲到过,他创立一个全新的佛教流派——新乘(Navayana),这里我则要讲他是如何进行种姓改革的。 话说阿姆倍伽尔来自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马哈尔种姓(Mahar、Mehra)的贱民家庭。大家一听“贱民”可能就联想起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拾荒者形象,其实马哈尔这个种姓原来并不是贱民,他们最早的职责保卫村庄、抓捕罪犯、小偷,也就是我们讲的“民兵”、“乡勇”。马哈尔种姓过去具体属于什么阶级我没查到,不过看这描述倒有点像刹帝利的职责,早期这个种姓里还出过不少圣人。然而村庄毕竟不是时时刻刻都需要“民兵”,于是后来漫长的岁月中这个种姓的职责范围一点点扩大,渐渐包括了织布、修理、边界勘定、清洁道路等工作,还包括清理死牛。于是在饥荒时期,这个种姓为了活命吃起了牛肉,结果发现还挺好吃的。由于吃牛肉这一行为,他们在18世纪被马拉塔帝国的统治者贬成了不可接触者,剥夺了他们的许多社会权利和宗教权利,不让他们进寺庙。 原本日子过得好好的马哈尔种姓被贬为贱民之后自然很不爽,他们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要比其他贱民高得多,属于村庄行政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大都接受过初级教育,还经常会接触上等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些人由于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对制度十分不满。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之后,马哈尔人将之视为一个契机,纷纷离开村庄跑去城市,或是加入英国人的雇佣兵,或是在城市里的工厂、码头、工地、铁路上当工人。在东印度公司时期,孟买的军队里面有六分之一的单位是马哈尔人。 阿姆倍伽尔的爷爷就曾经给东印度公司当过兵,爸爸给英属印度当过兵,作为马哈尔种姓他们本身就有接受教育的传统,所以他爸利用自己在军中的职务之便,让他到政府学校去念书。然而由于他的贱民身份,在学校里饱受歧视——不能呆在教室里,只能在门外旁听,而且得坐在一个麻袋上,这个麻袋放学他得要带回家;也不能碰水杯,只能由苦工从高处给他倒水,他在下面接着喝。 他父母一共生了14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连他只有5个,而从学校毕业的,只有他一个。阿姆倍伽尔可不光是毕业那么简单,他把自己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成为了一名超级学霸,拥有四个博士学位,最终成为了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法律和司法部长。然而他之所以能被评选为“最伟大的印度人”,更重要的身份在于他是一名思想家、改革家。 由于马哈尔种姓被贬为贱民后长期以来的怨念,阿姆倍伽尔生前致力于平权运动,正是因为他,印度宪法才在独立后的第一时间禁止了对低种姓阶级的歧视。他是近代印度反对种姓制度的第一人,跟甘地一直合不来。甘地认为印度社会的秩序来自于种姓制度,他一方面表示贱民是“神之子”,说要给予贱民平等;另一方面却又全力维护种姓这一制度,在甘地看来这是绝不可更改的“祖制”,他梦想着印度有朝一日能够重回神话中的罗摩盛世,人们在种姓秩序下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参见《朱熹、甘地与格蕾塔》一文)。所以在阿姆倍伽尔看来,甘地对贱民有的只是“廉价的怜悯”,并无实际的改革意愿,而他要的是彻底在宗教上废除种姓。 他跟甘地之间的冲突很值得玩味,现在回过头来看,阿姆倍伽尔差一点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走向。 阿姆倍伽尔从1919年起就开始争取让低种姓阶级组成自己单独的选区,也就是说呢,低种姓社区的政府可以由他们自己选举,制定自己独立的政策,免得老受别人的气。英国人一听立马觉得这个主意好,因为这样有利于分裂印度社会,印度社会越分裂就越不容易联合起来反抗自己的殖民统治,当时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徒、佛教徒都有自己的独立选区,于是英国人在1932年同意了让低种姓组建自己的独立选区。 甘地一听大惊失色,这样一来不就等于把印度教也给分裂了吗?于是进行了绝食抗议。后来两边坐下来谈判,最后同意选区就不分了,折中方案是给低种姓在议会中增加预留席位。 当时低种姓独立选区这事儿要是真的被阿姆倍伽尔搞成的话,势必会造成高低种姓之间的对立,至于其后果如今只能猜测——很可能会导致印度社会甚至国家的进一步分裂,但也可能会加速种姓制度的瓦解,使得印度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生产关系。 无奈阿姆倍伽尔的尝试被甘地巨大的影响力所击败,还被人指责为“印度教的叛徒”。 如果阿姆倍伽尔是一个像毛主席那样有魄力的人,或许就不会在谈判桌上妥协了,而是领导低种姓阶级揭竿而起。包括贱民和首陀罗在内的低种姓印度教徒,占到当时印度社会总人口的40%以上,如果动员起来那绝对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阿姆倍伽尔妥协了——连印度争取独立都是通过“非暴力不合作”,低种姓争取权利又怎么胆敢动用暴力手段呢? 也就是说暴力手段在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选项,毕竟这是一个宁可分裂,都拒绝使用暴力的国家“非暴力”思想是一个在印度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的巨大障碍,这也是印度的共产主义政党之所以反反复复在偏左偏右的路线之间摇摆不定的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因素。 于是阿姆倍伽尔试图探索一条不左不右的新路,他的想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认为既然种姓的问题是由于宗教造成的,那么就能够通过宗教改革来解决。甘地为种姓制度的站队,让他对印度教感到了绝望,以他的影响力显然无法抗衡甘地对种姓制度的坚持,无法改革印度教社会的这一积弊。于是在研究了各种宗教后,他选择了佛教,将佛陀的教义重新诠释为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平等,将之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武器。 印度是一个几乎无人不信宗教的国家,这种局限性让阿姆倍伽尔把宗教当成了产生一切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即便在拿到了四个博士学位之后,他依然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一名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就算他不再信仰让他失望的印度教,他也必须信些别的什么。他没有魄力把整个旧框架打碎,他所做的还是在原有宗教框架内的兜兜转转。 另一方面,对于在这个大框架下跪了数千年的印度老百姓而言,让他们跪另一种新宗教,大概也要比接受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思想更为容易吧。 阿姆倍伽尔以他的影响力,使得数百万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贱民改宗了“新乘佛教”。根据201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全印度有730万新乘佛教徒,然而这其中的90%(650万)都在马邦,占到马邦人口的5.81%。 但是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马哈尔人是马邦最大的低种姓群体,占到当地人口的10-12%,而其中56.5%的人是新乘佛教徒,也就是5-6%的人口。因此大家做个算数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皈依新乘佛教的,都是阿姆倍伽尔所属的马哈尔种姓。简直就跟卖保险似的,卖来卖去都是卖给自己的家人朋友。


仅限于种姓内部传播的新乘佛教




中间那一大块就是新乘佛教徒,基本和马哈尔种姓分布重叠

 
也就是说,阿姆倍伽尔搞出的这个新宗教并不具有普世价值,这么多年来其影响力几乎没有超出过他所在的种姓阶级!你如果在印度逮到一个新乘佛教徒,基本上可以直接判定他是马哈尔种姓。新乘佛教这一“思想武器”更像是为马哈尔种姓争取平权度身定做的,后世虽有低种姓群体打着阿姆倍伽尔名号抗议种姓制度,但他的“思想武器”却不大受待见;而印度人一讲起新乘佛教徒,也都是一脸嫌弃——哦,不就是贱民佛教徒嘛!(Dalit Buddhist,达利特佛教徒)皈依这一宗教更像是改个名字,换汤不换药。 
然而这是一件细思恐极的事情,不难发现印度人的身份认同其实是建立在种姓社区认同之上的,而这个种姓认同甚至不是大的阶级种姓(Varna),而是非常细碎的职业种姓(Jati)。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打磨,种姓制度被设计得几乎牢不可破,种姓之间被设置了隔阂,一方面保证了社会分工合作的秩序,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不同种姓联合起来反抗制度。 因此,大体和平的社会环境、敌对的政治环境、“非暴力”的主张、碎片化的身份认同,这些都决定了共产主义思想在印度缺乏传播的土壤,即便毛主席降生在这里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之前讲到的印共(毛)活跃的“云贵川山区”,那里主要是部落少数民族,在印度属于“化外之地”。而且即便是印共(毛)控制的地方,也并没有彻底地对人民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改造,更多只是停留在对生产关系的改造上,倒是有点像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 但社会主义思想对印度的影响却很深远,因为尼赫鲁本人是社会主义的信徒,甘地主义本身也属于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从印度独立后到1990年代这段时间里,印度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个缝合怪——经济上采用的是社会主义模式,同时却又保留了大量旧时代种姓制度下的生产关系。 如今印度社会的情况与阿姆倍伽尔时代自然已大不相同,但在印度国内民族、种姓造成的身份认同割裂依然存在。最近这些年莫迪政府不惜加深国内宗教矛盾,大力宣传印度教民族主义、推广印地语,正是为了打造印度教徒在更大范围内的凝聚、身份认同和共识。 毕竟,民族主义固然有其狭隘之处,但假如没有一致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共识,恐怕啥事儿都干不成。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印度缺的其实是一顿打,而且必须是缺胳膊断腿那种毒打。
印度的近代史上,正是因为缺了一顿打,不曾抱团抵御外敌,因此没能形成整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意识,就连独立的时候都是各自心怀鬼胎;正是因为缺了一顿打,印度没有机会解决历史遗留的土地关系、生产关系等问题,成为了发展新生产关系的障碍;也正是因为缺了一顿打,总厚着脸皮觉得这样得过且过混日子也不赖,闲来无事还能欺负一把弱小的邻居。 兴许只有被狠狠毒打一顿,印度人民才能被打醒过来,打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觉悟,打出“南亚各族血浓于水”的身份认同,打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精神,或许打出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印度毛主席亦未可知。 所以,咱们可千万要沉住气不能打印度,还是让它这样自我感觉良好下去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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