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卢克文  6park.com
壹　杨昌济



1871年4月，杨昌济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冲，是家里面第三个孩子。
 
杨家是板仓冲书香人家，家境尚可，有三幢房舍，家里的高曾祖父是清朝太学生（相当于今天在中央党校读过书），祖父是邑痒生（就是秀才），他爸杨书祥捐过一个例贡生（这个有点麻烦，不解释了），爱读书，但没做过官，娶的堂客向氏也是书香门第，两口子一共生了三子一女，日子过得平静知足。
 
杨昌济七岁时开始读书，他爸亲自做老师，不想八岁那年，母亲病逝，十四岁，父亲也病逝，亏得家里有一定的产业，还不至于败落，十七岁时，杨昌济与表姐向振熙结婚（杨向两家是世代联姻），先生了一个女儿，可惜夭折了，十八岁时中了秀才，但后面一直考不上举人，心灰意冷，就在板仓附近的巷子山陈家当塾师，偶尔去120里外的长沙城里住一段时间。
 
1898年，输给日本的大清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开搞戊戌变法，这年杨昌济27岁，正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维新派的谭嗣同、唐才常经常往这边跑，过来搞维新宣传，梁启超也常来长沙，王闿（kai，三声）运的得意门生杨度听到他来，年轻气盛，跑去砸场子，在新学堂跟梁启超辩论过《春秋》，杨昌济还在一旁做过观众，他常跟维新派的南学会来往，跟谭嗣同、唐才常混熟了。
 
变法才搞了108天就黄了，谭嗣同被拉去砍了头，杨昌济已经经历了新学启蒙，对科举再没兴趣，就重回板仓教书，这年八月，他生了个儿子，三年后1901年11月，又生了个女儿，取名杨开慧。
 
那些年中国知识分子都喜欢往日本跑，一是近，二是学费便宜，见世面容易，杨昌济的亲戚杨毓麟1902年就去了日本，比自己的师弟杨度晚一个月到达东京，两人到了日本后思想大变，应该是影响到了杨昌济，1903年，32岁的杨昌济忍不住抛下老婆孩子，也跑去日本读书。
 
杨昌济是当时那批35名赴日留学生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带队的叫梁焕奎，同行的有陈天华、刘揆一、石陶君、朱德裳等，他们3月中旬出发，27日到达东京宏文学院。
 
这个宏文学院是一所私立学校，创始人叫嘉纳治五郎，这哥们特别擅忽悠，他亲自跑去游说张之洞，叫他出公款让中国学生来他学校公费留学，杨昌济的学费就是这么来的，虽然是一所野鸡学校，生意好得不得了，杨度、胡汉民、吴稚晕、张澜、鲁迅、陈寅恪、李四光、林伯渠都在这读过书，因为来的人太多，最后只接收公费生，想自己掏钱来读书的还不收。
 
杨昌济选读了师范速成班，班上有一名很有个性的同学，常常光着膀子来上自习，难免引起大家的注意，杨昌济过去一打听，还是个同乡，长沙善化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杨昌济便拉上有些口吃的陈天华，一起跟黄兴打得火热。
 
5月，俄国不按《东三省交收条约》退兵，反而增兵800占领营口，留学生们气炸了，搞起了拒俄义勇队，黄兴在里面做教官和会计（文武双全嘛），也拉杨昌济入伙，但杨昌济不喜欢动刀动枪，说自己就是个读书人，不适合打打杀杀，说着说着看黄兴有点凶，面露不善，赶紧捐了十日元了事。
 
1905年，这些公派日本留学生已经脱离了清政府预想的轨道，开始成为反清大本营，黄兴跟陈天华动不动回国开几枪又溜回日本，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管一管，11月日本便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分成两派，秋瑾跟宋教仁要罢课回去闹革命，汪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要继续在日本学习，日本媒体见中国留学生分裂，就在一旁起哄，12月7日《朝日新闻》嘲笑他们“出于清国人自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
 
杨昌济跟鲁迅毫无犹豫选择了继续读书，咱们这知识分子做得好端端的......咱这杂文也如匕首......咱不闹事。
 
《朝日新闻》这种话也就是个键盘喷子水平，遇到什么喷什么，只有陈天华被喷到了内心痛处，看完报纸，一激动写了封绝命信，说大家这样闹，太丢中国人脸了！大家这么不争气，中国迟早真亡了！你们要“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我今天必须要用死来唤醒你们！
 
看起来口吃沉默的人，一颗心却是火热。
 
第二天一早搭车去到东京大森海湾，跳海自杀了。
 
陈天华的追悼会上，性烈如火的秋瑾情绪激动，痛骂所有反对不想回国闹革命的留学生，当众扬言要砍死软弱的胡汉民，还有那个连刺杀任务都不敢接的绍兴骚包老乡鲁迅，说他们“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的内心是崩溃的，我就想多读几年书怎么啦？我一土生土长的绍兴青年，怎么就欺压汉人了？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吧！
 
这批生猛的留日学生，这番吵过，此后便风流云散，有的从了文，有的扛了枪，有的成了英雄，有的成了汉奸。
 
这里只继续说杨昌济的故事。
 
老老实实一心只想读书的杨昌济，1908年从野鸡师范结业，考进了东京高等师范，正准备打包换学校时，在英国念书的杨毓麟和章士钊向蒯光典推荐了杨昌济，蒯光典便调杨昌济去英国。
 
1909年，杨昌济到达英国，跟杨毓麟、章士钊同读苏格兰阿伯丁大学，主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等。
 
章士钊读到1911年，武昌起义一胜利就拖家带口回国了，后来袁世凯给他送豪宅，还请他做北大校长，章士钊没答应。
 
1912年，41岁的杨昌济终于毕业，拿到一份正正经经的文学学士文凭，但他不着急回国，又去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了解政治法律等，一直到1913年春天才回到国内。
 
此时他堂客向振熙已经等了他足足十年，从34岁熬到了44岁，辛辛苦苦将一双儿女拉扯大，儿子杨开智已16岁，女儿杨开慧已13岁。
 
她一个弱女子，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是如何带着年幼的儿女度过这漫长的十年，史料里没有记载，但历史里的只言片语，也读得出向振熙的不容易。
 
十年时间，夫妻二人只靠通信维系感情，丈夫先去了千里相隔的东洋，后来干脆去了几万里之外的苏格兰，在那种年代，真是生死莫问的距离，鬼知道她是怎么挺过来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杨郎，你终于回来了。
 
回国时的杨昌济，已经毫无疑问，拥有国内一线人脉。
 
他跟谭嗣同、陈天华是好友（虽然都死了），跟鲁迅、黄兴、秋瑾、汪精卫、刘揆一都十分熟悉，还跟孙中山特别器重的章士钊、和在北京政府做总长的范源濂是同学，他见识过日本，也目睹过欧洲，是真正喝过洋墨水的人，当时的民国，也急需这种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
 
十年留洋，混得身边朋友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大佬，发条朋友圈都能影响半个中国，他早不是当初普普通通的长沙乡下秀才后人了，他是此时中国真正精英圈子里的一份子，打个电话就能联系到国父的那种。
 
这种人才，当然要抢啊！
 
湖南督军谭延闿赶紧邀请他做湖南省教育司长，跟在日本时不主动搞革命一样，杨昌济是一个不喜欢冲在一线的人，他不肯做官，只是应聘到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当老师，主讲伦理、教育和哲学课程。
 
除了在湖南最高学府讲课，他还时常去湖南第四师范客串讲伦理。
 
那年是1913年，杨昌济在第四师范认识到了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人。
 
他已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那么多名垂青史的名字，都做过他的朋友或同学，看到任何大牛他都已十分淡定，但他没想到，最重要的一个人，这时候才缓缓出现在自己的时间线上。
 
以前所有见过的牛人，都要在这人面前黯然失色。
 
这人将气吞山河，这人将卷动风云，这人将劈开时代，横亘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分界线上。
 
这人就是他的学生，也是他未来的女婿，毛泽东。
 
 
贰　走出韶山
 
当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一身西装，站在课堂上讲述西方伦理学的杨昌济时，他已经20岁了。
 
他并不知道，命运的齿轮，此时在他背后咣咣咣咣地转动了起来。
 
那时他还没有出过远门，80万人口的长沙，是他见过最牛逼的城市。
 
在这之前，他一直只在湘潭生活。
 
1893年12月，毛泽东出生在湘潭韶山冲上屋场，这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以务农为生，那年头婴儿死亡率很高，毛泽东出生前，毛家头两胎都不幸夭折，他父亲毛贻昌给他取名泽东，字咏芝（润之是后面改的），还有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爷爷叫毛恩普，把家里管理得十分糟糕，典当了部分田产，毛贻昌只能十七岁当家，为了还钱去湘军当过几年兵，积累了些钱财（到湘军当兵为什么能赚钱，大家可以参考我的《湖南为什么不再出猛人》），还乡后，毛贻昌赎回父亲典当出去的田地，还多买进了一些，共凑齐二十二亩地，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毛贻昌通过稻谷和猪牛生意，赚到两三千元现金，算是持家得当。
 
大家可能对毛家的二十二亩地没什么感觉，我看到却是有很大触动的，我十岁前生活在湖南邵阳农村，全家当时只有一亩二分地，其中九分地是水稻田，印象中1980年代一季收五六百斤谷子（可能有误），全家根本无法靠种田生存，得有男劳力去城里务工，毛家这二十二亩地，放我们那绝对大户人家。
 
毛贻昌对自己经营人生的能力应该颇为满意，希望儿子毛泽东也拥有自己这种精明刚强的持家水平，从六岁开始，毛泽东就会帮做家务，拔草、放牛、砍柴，认字后还帮父亲记帐，十四五岁时，还跟家里长工一起在地里干了两年活。
 
毛贻昌对毛泽东十分严厉。
 
毛泽东多年后在延安跟斯诺回忆时说：“他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迫于父亲的压迫，毛泽东只能勤快干活，仔细记帐，犁、耙、栽、割全套农活都在行，养成了吃苦耐劳、朴实坚韧的性格。
 
但和其他农村孩子不同的是，毛泽东特别爱看书，简直嗜书如命。
 
我以前写过，他2-8岁是在唐家坨外婆家度过，在这里读到了表哥文运昌从新学堂带来的很多新书，外婆家的八舅文正莹藏有大量古籍，又是个私塾先生，给他启了蒙，所以毛泽东打小既读《新民丛报》，又读《资治通鉴》（估计那时候还读不太懂），是新书旧书一起读。
 
八岁后，父母将他接回韶山读私塾，曾在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里湾、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念书，中间有两年停学务农，读书时也要早晚放牛拾粪，农忙时收割庄稼。
 
就在毛泽东进私塾苦读之时，杨昌济也到了日本进修，两人都在为自己的修为添砖加瓦，为日后的成就积蓄能量。
 
他爱读《左传》，也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老师只让读四书五经，他就用课本挡着偷偷读，人只要读了书，就喜欢思考，一思考，就难免对现实产生疑问，他想知道自己家的长工为什么会这么辛苦，想知道韶山以外的世界长什么样子，也想知道为什么父亲说的话就必须无条件服从。
 
他以前一直很听毛贻昌的训斥，毕竟老爸一看就很凶，相当不好惹，十三岁时，毛贻昌设酒席请友商们吃饭，叫毛泽东帮忙招待客人，毛泽东不喜欢干这些活，毛贻昌叫不动他，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毛泽东这时候开始用书里的话反驳，说父慈子孝，父不慈，子才不孝，气得毛贻昌追着他打，毛泽东跑到家门口的池塘边，说再打他就跳下水，毛贻昌这就才收了手。
 
这应该是毛泽东人生中第一次反抗，算是尝到了自我认知的滋味。
 
很快就有了第二次。
 
十四岁时，毛贻昌给他包办娶了十八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主要也是为家里添个劳力），读过书的毛泽东坚决不认这门婚事，从不愿和她同房，毛贻昌已经拿他没什么办法，唯一能做的是把罗氏写进家谱。
 
毛泽东一边读书一边务农的早年经历，使他关心起农民的生活，读书时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小说，有武将、文官、书生，但为什么，从来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为什么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而农民却始终写不进书籍里？”
 
从那时开始，毛泽东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他慢慢想到了世间的不平等，想到了农民没有土地的根源，后面在井岗山时，才终于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这项思想纲领。
 
但那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十四岁的毛泽东同志，不要着急，还是先继续读书吧。
 
1910年4月，十六岁的毛泽东刚离开私塾没多久，长沙城发生了暴动，当年粮价飞涨，有人家活不下去，率全家跳了塘，大部分饥民跑去巡抚衙门请愿，结果衙门直接开枪，打死十四人，打伤无数，饥民们忍无可忍，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洋行、轮船公司，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注意这个地名），部分饥民的头颅被挂在南门外示众。
 
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了出来，将消息传到了韶山，毛泽东听完后久久不能平静，他认为暴动者都是普通善良老百姓，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现在人头却要被挂在南门外，他苦苦思索这一切的根源，也益发感觉到要探索清世界，自己不能再留在这小小的山村。
 
碰巧当时有一位叫李漱清的教师回到韶山，他从长沙法政学校毕业，见过些世面，思想开明，到家乡主张办新式学校开启民智，反对迷信与缠足，因与毛泽东同学李庆丰是本家，毛泽东便让李庆丰介绍认识，常去他家借书，也听他讲述中国与世界形势。
 
李漱清重点推荐毛泽东读《盛世危言》和《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两本书，毛泽东反复看了好几遍，被书中的爱国势忱所感动，他后来对斯诺说：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毛泽东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他下定决心要走出韶山冲和唐家坨，那时毛贻昌本想送他去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但毛泽东只想继续读书，恰好表哥文运昌告诉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东山小学堂在教新学，毛泽东不敢跟父亲硬杠，拖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表哥王季范一起劝说父亲，毛贻昌被说动了，答应让他去读书。
 
此时离毛泽东见到杨昌济，只有不到三年。
 
两人的命运线，即将交织在一起。
 
1910年秋天，毛泽东终于走出韶山，去到湘乡县城附近东台山下的东山小学读书，在这里，他才得知光绪皇帝和慈禧已死，宣统在朝两年了，并且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美国。
 
更加深深体会到了韶山冲的封闭。
 
东山小学堂除了教传统经籍，还教自然科学、地理、英语等科目，在这里，毛泽东了解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受到了维新派的启蒙，尤其喜欢梁启超的文章，他还打听到同学萧三有一本《世界豪杰传》，讲华盛顿、林肯、彼得大帝、拿破仑的故事，十分涨世面，便去找萧三借书。
 
本地土豪家庭出身的萧三，古文基础扎实，打小就会吟诗作对，古典文学知识挺全面，他没有看不起穿着破旧衫裤的毛泽东，将书借给了他，两人便成了好友，常在一起评论诗文、散步游玩。
 
毛泽东日后能写出那样的诗文，应该跟萧三常在一起切磋有关系。
 
毛泽东只在东山小学堂待了半年，渐渐感觉这所学校还是太小，萧三也想去更大的城市见世面，正对东山不太满意，俩人一合计，由李元甫、谭咏春写推荐信，贺岚光老师带路，去长沙考湘乡驻省中学，1911年９月，俩人便挑着行李，坐上从湘潭出发的三等舱渡轮，到达长沙。
 
天可怜见，终于从穷山沟沟，走进了省会。
 
萧三是往事的亲历者，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毛泽东写传记的人，据他回忆，刚来到长沙时，毛泽东“兴奋得讲不出话来”，他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报纸，在这之前，毛泽东只靠书本了解世界，但那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而报纸，讲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叁　在长沙
 
毛泽东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内心也充满了年轻人的激情，他受孙中山《民立报》的影响，痛恨清王朝，刚进学校没几天，他就成为全校第一批剪辫子的学生，还用剪刀强剪了10个约好剪辫子临时又反悔的同学。
 
他在湘乡驻省中学才待了一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突然成功了！全中国都懵了，一个月内，17省纷纷响应，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轰然倒下。那时候有革命党的人来学校演讲，承诺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听得热血沸腾，把萧三扔一边，跑去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当兵去了。
 
毛泽东当兵时并没有打过仗，主要在给长官做些杂务，也给其他官兵代写书信，并读报给他们听，他当了兵还是疯狂阅读，当时他的军饷是每月七块大洋，他将两块当伙食费，其实五块全部用来买报纸，他在《汉湘新闻》上第一次读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这使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开始了解社会主义，并热情洋溢地给老同学们写信，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但大家都不鸟他，觉得他脑子有问题，只有一个同学可能怕被打，敷衍了事地回了一封信。
 
1912年春，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妥协，18岁的毛泽东觉得革命已经过去了，退出军队重新读书，家里人写信跟他说你得找份差使才行，别啃老了，毛泽东却只想再进学校读书，为了省钱，他住进了湘乡会馆，天天从《汉湘新闻》上找招生广告。
 
他试着报过警察学校、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最后都放弃了，还赔了报名费，为了从父亲那搞到学费，最后报名了一所商业学校，毛贻昌当然知道经商的好处，同意支付学费，但这所学校过于洋气，居然使用英文教材，毛泽东只在东山学校学过一点点基础英文，只读了一个月就灰溜溜地退学了。
 
这时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在同龄人中已颇有才学，又去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现在的长沙一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文教员柳潜极爱他的才华，读过他的文章，说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他已经在长沙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换了三所学校，当过半年兵，现在终于顺利读了个名校，又得人赏识，只要从这里念完书，再读个大学，这辈子就稳了，至少能在湖南平平安安任个高职，过人上人的生活。
 
但十八岁的毛泽东偏还要折腾，他在全省高等中学只念了半年书，就嫌这所学校“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生厌”，又退学了。
 
不过毛泽东并不是打算弃学做盲流，他是想学快一点，学多一点，尤其在柳潜给了他一本《御批通鉴辑览》后，他读得很是兴奋，这本讲谕旨、法令、皇帝御批的书，更显得通达有趣，他决定读自己想读的书，开启愉快的自学生涯。
 
为了省钱，他又住进了新安巷的湘乡会馆（相当于今天的青年旅社），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宏大的自学计划，每天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中午就出去买个烧饼、包子、或者米糕当午饭，成天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苦读。
 
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读到了《民约论》、《物种起源》、《原富》、《法意》、《天演论》等，还读小说、希腊神话、中国诗词，第一次了解到了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学习到了大量新知识，整个人的视野抖然开阔，他时常凝视着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大，世界原来这么大，湘潭县原来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他原先居住的小村子，原来是这么这么渺小，村子里那些看起来天大的恩怨，原来这么微不足道。
 
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越觉渺小，就越发奋读书，越发奋读书，就越觉自我渺小。
 
只有感受到了天地的辽阔，心中才能有万里江山，有了万里江山，才能写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诗词。
 
这一段自学时光，彻底改变了毛泽东，使他从湘潭乡间少年，变成了一个有大志向的人，使他荒芜的胸中填满丘壑，他后来对萧三说，在省立图书馆，那种对知识的新鲜感和震憾，让他“像牛闯进了菜园子”。
 
注意这一段比喻，这种朴素的口语化比喻，一直出现在他的思想贯彻当中，他领导的组织传递信息时，也通常使用这种比喻方法，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打扫屋子再请客”，从来不使用国民党传递文件时那种精英文雅词汇。
 
但是这一段自学时光，也只维持了半年时间。
 
因为没钱了。
 
湘乡会馆里住满了士兵、学生、二流子、过客，杂七杂八什么人都有，有一天晚上这里发生了斗殴，士兵们因为一言不合攻击了住在这里的学生，毛泽东那时还小，吓得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斗殴结束才出来。
 
看到住青旅这么不安全，加上父亲毛贻昌看他不去正正经经念书，要断他经济来源，毛泽东只好另谋出路，在报纸上他看到了湖南第四师范的招生广告，这里不收学费，伙食住宿费也很低，毕业就可以做教员，包分配工作，毛泽东觉得自己最适合当教员（今天互联网上他的代称“教员”的由来），毛贻昌同意了他这次的选择，终于给他寄来了生活费。
 
1913年春，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制五年。
 
在这之前，毛泽东在长沙当兵半年，全省高等中学念书半年，自学半年，什么事情都最多干半年就维持不下去，现在，他终于要有一份稳定的人生愿景，步入到正常的上升阶段。
 
按下他人生启动键的人，就是来第四师范客串讲课的一代大牛、精英中的精英、刚从欧洲回来、一线人脉遍天下的杨昌济先生。
 
 
肆　师徒
 
毛泽东听到杨昌济的课时，应该是十分震憾的。
 
这样一个在海外深造十年的人，以亲身经历的口吻向你讲述西方历史的进程，向你描绘日本和欧洲国家生活时，作为最远也只到达长沙的湖南伢子，毛泽东的眼前简直像开了一扇天窗。
 
多年后毛泽东对斯诺说，来四师读书前，他还只是个崇拜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杨济昌的教导，使他慢慢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他在这里遇到了好老师，好学问，可以学习到自然科学和西方学科，他心中的天地生长得更广阔了。
 
第四师范在第二年春天合并到第一师范，除了杨昌济，这里还有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名师，另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三哥哥）等学生，前清秀才、大毛泽东17岁的何叔衡也考进来重新读书，老朋友萧三也考了进来。
 
据萧子升回忆，毛泽东常年穿一件灰色长袍，冬天在长袍里夹一件旧式的夹克衫，一年四季都穿着一条肥大的布裤，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从不开玩笑，也不闲聊，常常独自一人或邀几个朋友，到后山读书。晚上熄灯后，他还自备了一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继续看书。
 
看书，是毛泽东一生最持久的爱好。
 
平时毛泽东常去向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求学解惑，曾经四个月时间拜访黎锦熙二十次，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杨昌济，寒暑假也厚着脸皮，追到人家在乡下的老家去请教问题，杨昌济在一众学生里最喜欢三位弟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对毛泽东的好感是慢慢累积的，两年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里，才第一次看到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说他“资质俊秀、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小伙子我看你很不错啊，你要好好学习，像曾国藩、梁启超那样从农家奋斗出来啊。
 
在杨昌济写下评语之前一年，杨开慧就已经见过毛泽东。
 
1914年春，杨昌济曾带着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回家阅读，13岁的杨开慧看到过这篇一万多字的读书笔记，记得文字工整、思想深刻，颇有印象，还记下了里面几句话，毛泽东那时还常拉着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跑到板仓杨老师家来蹭饭吃，出身富商之家的女学生向俊贤、陶斯咏也会加入进来，讨论一些读书和哲学问题（现在要去大学教授家蹭饭，估计会被打断腿），杨开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记得他“身材高大，蓄着稍长的头发，穿着洗旧了的灰布长衫，十分朴实大方。”，谈话时，毛泽东问杨开慧是不是在家读了很多书？杨开慧用《讲堂录》里的话答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毛泽东一怔，才明白这小姑娘竟读过自己笔记。
 
当下俩人便各自留了心。
 
1915年，一师突然决定从下学期开始，每学期收10元学杂费，因为本来说好是免费读书，学生们便不干，跟校长张干闹了起来，毛泽东带头，写了份《驱张宣言》，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亏得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死保，毛泽东才没有被赶出学校，毛泽东和杨家的关系至此更为亲密。
 
杨昌济举家迁到河西岳麓山下后，还特意在家里留了一间客户，专供毛泽东和其他学生来拜访用，吃饭时一张大桌子坐下，来去十分随意，仿佛一家人一般。
 
1917年夏天，趁着放暑假的时间，毛泽东和萧子升进行过一段著名的穷游，俩穷学生没带一分钱就上路，本来以为自己可以靠写对联解决食宿问题，很显然，他们高估了这块细分市场，《毛泽东年谱》里很委婉地说他们俩“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友善的欢迎和款待”，萧子升晚年在写回忆录时，才直白地说就是一路要饭过来的，他们决定去大户刘翰林家打秋风前，两人实在饿得不行了，毛泽东对萧子升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
 
随后他们敲开刘家大门，说明来意，70岁的刘翰林看他们是读书人，给了40枚铜币，才解决了两天的伙食费。
 
但在这次游历中，毛泽东收获颇丰，从7月中旬走到8月16日，他们步行一路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共900里路，真真切切了解到社会各阶层的生存情况，对农民、地主、僧人、船工生活情况都进行了深入调查，对中国平民的痛苦有了更多的体会。
 
只有这种实地调查方式去了解世界的方式，面对面和别人沟通，才能体会到生活细节里埋藏的规律，你见得到纤夫手掌上的厚茧，闻得到渔夫身上的鱼腥味，你才能明白别人生活的痛苦的根源。
 
1917年冬天，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商量搞一个团体，大家一致同意，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在同学圈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算是在长沙小有名气的俊才，大家常在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聚会，谈论时局、社会、中国，相约不准谈身边琐事，也不准谈女人和私人问题，有一次毛泽东在一个青年家里，见到那人同佣人谈买肉的事，毛泽东就不再同那人来往。
 
看到上面这段出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的史料时，我不由得微微一愣，毛泽东对朋友高要求没有问题，但别人和佣人谈买肉，那属于生活领域，是别人的私事，你高尚也没问题，但买肉是很正常的琐事，你不做总有人要做，你不能因为别人做了就产生鄙薄感。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处于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满腔热血但不接地气，有才识但容易走偏锋，对于旁人过于苛责，他热血、有才华、有能量，有高远志向，但也有些年轻人常有的清高自负。
 
真正能做大事的人，既能跟人高谈阔论，也可以跟人鸡毛蒜皮，上得去，下得来，此时毛泽东离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一直到走完长征，毛泽东人格才趋向成熟，在这之前，他只凭着二十多岁时的一腔血勇，还得吃很多苦头。
 
我之前读过好些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欧美出版的很多传记大都将毛泽东妖魔化，容不得一句好话，而中国官方的传记又都将毛泽东神圣化，容不得一句坏话，我想，毛泽东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凡人，他也有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在被生活锤过好多次之后才会从中领悟，一点一点强大起来，他后来的强大，不可能是生下来就有的。
 
只有尊重人性，还原人性，才能看清历史人物真实的一面。
 
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罗章龙等二十多人（其实全是杨昌济的弟子），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组织新民学会，萧子升做首任话事人，这个组织只有道德要求，没有具体的政治倾向，而且大家都快毕业了，场子没法维持。
 
两个月后，不到25周岁的毛泽东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即将要奔赴社会的战场，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在他毕业前的同月，蔡元培邀请杨昌济到北大任哲学系教授，杨昌济便携家眷从长沙搬到北京，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一个小四合院里，门口挂了块牌子叫“板仓杨寓”。
 
他也将把毛泽东带到北京，毛泽东犹如金鳞，遇到风云，即将化龙。
 
 
伍　在北京
 
毛泽东等人毕业后，正不知往何处去，刚在北京落脚的杨昌济写信给他们，说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想送一批有为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正组织华法教育会主办此事，你们快过来，我帮你们想办法，能送一个是一个。
 
大伙一听能去法国见世面，这是条好出路，新民学会会员都得去，但还不清楚实际情况，蔡和森6月23日先去北京探路，到北京看了看情况，他马上回信给大家，说不是忽悠，叫毛泽东尽快过来。
 
8月15日，毛泽东跟25名青年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汉口，再改乘火车，19号到达北京。
 
毛泽东先去豆腐池胡同拜访恩师，杨昌济对他着实有心栽培，说你有两条路，要么去法国留学，要么想办法留在北大半工半读，你想想看吧。
 
毛泽东不想去法国，他想留在北京。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不想去法国，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不过我看萧子升的回忆，说毛泽东当时一无所有，不可能筹齐到法国的100大洋路费，“无人能借这笔钱，是他无法解决的大数目。”，很可能这才是毛泽东没有去成法国的真正原因。
 
如果那时他随其他同学一起去了法国，那中国近代史就要重新书写了。
 
到北京后，其他人住在湖南会馆，只有毛泽东住在杨家（可见杨昌济对毛泽东之喜爱），北京生活成本高，也不能天天赖在杨家，再说就连来北京的路费，毛泽东都是找人借来的，要留在这得想办法寻条活路，杨昌济就去找蔡元培，请求给毛泽东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元培有个更好的主意，写信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说：“守常先生，毛泽东想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注意，杨昌济在毛泽东生命中扮演着精英纽带的作用，如果没有杨昌济，25岁的毛泽东怎么可能请得动北大校长写介绍信？怎么可能在北大吸收知识？也不可能认识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一干牛逼人物，并受到大牛的指点。
 
可以说没有杨昌济当年的提携，不可能有后面的毛泽东。
 
毛泽东跟七位新民学会的会员，一起合租住在三眼井胡同的一个房间，晚上七个人一起睡觉，翻个身还得先跟身边的人打个招呼，大家不会做饭，只会用面粉和蔬菜做一锅糊糊吃，还是房东看他们可怜，手把手教他们学会了蒸馒头。
 
按杨昌济给毛泽东制订的职业规划，是希望毛泽东找个机会好好在北大正经念个书，再混个助教，这辈子就稳了，当时北大老师们的收入属于高薪岗位，助教一个月50-110元，教授140-280元，杨昌济拿的就是顶薪280元，大约相当于2021年的4-5万元人民币一个月。
 
除了在图书馆整理十五种报刊，登记借书人的名字，毛泽东还报名成为北大社会哲学系的一名注册旁听生，并加入了北大新闻研究会等团体。
 
25名同来北京的青年当中，罗章龙经过考试，成为北大哲学系的正式学生，但毛泽东一直在旁听，从来没有参加过考试，至于他为什么不考北大，我查了许多资料，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经济问题，他欠了不少钱，也交不起北大的学费和生活费。
 
在北大，毛泽东旁听时第一次向仅大自己两岁却已名满天下的胡适请教问题，胡适问他是不是北大正式学生，他说不是，胡适拒绝回答，但后来慢慢还是有了往来，不过不是很亲密的那种，主要还是毛泽东来找胡适，蹭胡适流量，胡适也没有判断出对方会成为天降猛男，后来竟比自己猛百倍，他从不主动，但还是搭理毛泽东，估计主要是给杨昌济面子。
 
毛泽东在北大还认识了许多人，但使他受益最深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不仅是他的职场上司，也是他精神道路的重要引路人，那时毛泽东思想还未定型，曾一度相信无政府主义，李大钊当时是国内“第一个声明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图书馆曾跟在他手下打杂，一起整理书刊、登记目录，俩人一边工作一边聊天，李大钊给他介绍了“马客士”（马克思最早译法），毛泽东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所学的知识开始出现新陈代谢，对研究“马客士”有了浓厚兴趣，他说自己，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在北京，主要在忙两件事，一是忙图书馆的工作，顺道蹭蹭课，一是忙着恋爱。
 
25岁的毛泽东和师父的小女儿，17岁的杨开慧走到了一起，好像令狐冲牵手了小师妹，他俩形影相随，一起在故宫河畔漫步，也一起在北海公园游玩，毛泽东写到这一段时间的文章，文字清新美好，充满了甜蜜的味道。
 
 
陆　转变
 
1919年春，毛泽东决定回湖南，这时候离五四运动爆发也没几个月了，如果他在北京，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
 
回去主要是母亲病重，得回家看望，还有新民学会决定去法国留学的那批同学，现在也学了半年法语了，准备启程，3月12日，毛泽东告别了北京，送同学们上路。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上班这段日子，也有特别不开心的地方，他作为湖南青年精英、长沙年青一代知识分子话事人、一师扛把子，心气此时还是挺高的，平时在长沙，大家见到多少给点面子，但北京的知识分子，像傅斯年、罗家伦这种已经有一定名气的年青大Ｖ，毛泽东想亲近他们时，这些人居然不鸟他，“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湖南青年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受到了一万点魔法暴击，他需要回老家疗下伤。
 
在离开北京这段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靠写信联系，互称对方为“润”、“霞”，你侬我侬，甜得发腻。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送同学们到达上海，送走部分留学生后，于4月6日到长沙，在病重的母亲身边照顾了一阵子，全家还拍了张照片留念，但母亲身体一直没有起色，弟弟毛泽民又将母亲接回韶山休养，其母后来于10月5日在韶山病逝。
 
对了，在北大学习过后，毛泽东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他开始知道了说人话的重要性，这其实是毛泽东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传递信息时，变得更接地气了。
 
毛泽东留在了长沙，当年7月湖南省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任主编，靠着在北大积累的人脉，还请超级大Ｖ胡适帮他转发过这本周刊，周刊卖得很不错，第一期卖光，第二期就卖了5000份，这应该是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创业，第一次能搞成这样太不容易了。
 
但创业很快结束了。
 
《湘江评论》里的文章太猛，动不动“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只活了四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学联也被取缔，作为本土青年领袖，在北京被人欺负就忍了，难道回湖南还要被人欺负？
 
我毛泽东不要面子的吗？搞他！
 
1919年年底，张敬尧用刺刀驱赶焚烧日货的人群，大Ｖ报仇，４个月不晚，毛泽东立即写文章号召大家推翻张敬尧，大伙也正受不了这个军阀，13000人在这份宣言上签字，毛泽东此时显然有了一定影响力，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跟姓张的没完。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主要是为了推翻张敬尧，他又去蹭胡适的流量，代表新民学会写信给胡适，要求胡适支持湖南学生运动，胡适可能被他蹭烦了，只在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里不咸不谈地记着“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这几个字。
 
两天后，17日，杨昌济病逝。
 
杨昌济是突然离世的，他到北京后身子骨一直还行，1919年染病，12月病情加剧，住在北京德国医院，杨开慧终日守在病榻前照顾，毛泽东到北京后，先去拜见恩师，也终于重见小师妹，俩人恋情也终被杨昌济夫妇得知。
 
病逝前，杨昌济还向同学章士钊写信，介绍毛泽东和蔡和森，说两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救国必先重二子”，算是向好友托付后事，章士钊当时影响力很大，一句话能摆平很多事，跟孙中山、杜月笙都混得溜熟，后面也确实很卖杨昌济面子，对毛泽东、蔡和森十分照顾。
 
杨昌济病逝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兄妹在法源寺为恩师守灵，募集善款，妥善安排了后事。
 
杨昌济对毛泽东一生极其重要，是杨昌济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人格和思想，给毛泽东打下了新文化根基，也是杨昌济一手给予了毛泽东江湖地位，如果不是杨昌济的极力推荐，平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这么年轻就闯入民国精英阶层，并逐渐累积人望值，一步步成为天降猛男的。
 
杨昌济在中国近代史，相当于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病逝时虽年仅49岁，但很好地将经验与名望值托付给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在他眼里，这俩人终会成为当时的卧龙凤雏，影响未来的中国政治格局，将在苍莽的岁月里成长为时代巨人，并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
 
杨老先生，你没有看错啊。
 
1920年5月，新民学会萧三和陈赞周也要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前去上海为他们送别，这年33岁的蒋介石也在上海，7月他在刚开业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以“蒋伟记”的名义开始炒股，那两年靠炒股发了大财，一年的生活费高达七八千银元，天天吃喝嫖赌，还把蒋经国送到了上海收费最高的贵族学校，同时对小自己18岁的陈洁如展开疯狂追求。
 
两年后上海股市泡沫破裂，蒋介石所买股票企业全部倒闭，一夜负债60多万银元，操盘手洪善强自杀，蒋介石只能硬着头皮，经虞洽卿介绍，向青帮大佬黄金荣磕头拜师，称“受业门生蒋志清”（名字真多），黄金荣认了新徒儿，就把蒋介石债主们请过来吃饭，说志清是我徒弟，大家要债冲我来，谁敢找中国第一黑社会大佬要债？吓得债主们赶紧说岂敢岂敢，蒋介石这才逃过一劫。
 
但那是两年后的事了，1920年，27岁的毛泽东与33岁的蒋介石在上海擦肩而过，他俩并不知道，未来的中国，将来二人手中定天下。
 
知道大佬章士钊在上海，为了筹齐蔡和森等同学赴法的学费生活费，毛泽东带着杨昌济生前的手信前去拜会，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打秋风，有经验，毛泽东见面后就直接说明来意，他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心里头也没底，没想到章士钊一口答应，发挥自己的名望，叫上海各界人士募捐，居然凑出了两万银元巨款，交到了毛泽东手里，一次性解决了19名留法学生和300多名湖南革命青年的生计问题。
 
大佬就是大佬，毛泽东一辈子都记得这笔救命钱，章士钊日后的江湖地位，也因为这笔钱屹立不倒。
 
此时的上海，风云正起。
 
当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过来，同李大钊、陈独秀接上了线，８月，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从1920到1921年，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在中国各处搞起了地方组织，其中董必武在武汉，王尽美在济南，陈公博在广州，周佛海在东京，周恩来在巴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一共搞了八个早期组织，1921年大家聚在一起搞一大，就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毛泽东在上海时，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现在的静安区安义路63号，上海的同学们可以去看看实地，这幢楼现在还在，是两层砖木结构，楼下是客堂间，楼上是卧室，仅80平米，毛泽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旁的板床上，从5月5日住到7月初。
 
那时候他常去拜会陈独秀，陈老师跟他讨论读过的马克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跟斯诺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0年夏天，毛泽东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温和的改良派，变成了革命派。
 
在这之前，毛泽东相信过曾国藩，相信过梁启超，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相信过不流血改变中国，他在学海中飘泊不定，跟随着书本和老师探索人生的方向，他想知道中国为什么陷入贫弱，以及怎样才能拯救中国，他苦苦思索而不可得，努力寻找却找不到方向。
 
现在，他知道了。
 
他再也没有改变信仰，心中有了坚定的信念，并决定朝着信念大步前行。 6park.com

柒　离别
 
在陈独秀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前一个月，毛泽东离开了上海。
 
他去到长沙后，陈独秀写信给他，建议湖南也搞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就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先搞起了长沙的小组，小组成员最初6人，后发展到10人，毛泽东说自己是1920年入党，就是这个原因。
 
杨开慧也从北京随家人扶柩回到了长沙，家人回到板仓老宅，开慧则在福湘女中继续读书，毛泽东在女中找到她时，俩人时隔半年再见，想起这些年不易，忽一时悲，忽一时喜。
 
杨开慧此时已深爱着毛泽东，她在手稿中写道：我之前都觉得我是为母亲而生，而现在，我还为他而生。
 
多年后，当何键抓捕了杨开慧，只要她宣称跟毛泽东脱离关系就能释放时，杨开慧说：我杨开慧死不足惜，惟愿润之能早日获得成功。
 
她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至死不变。
 
这年冬天，俩人在船山书院结了婚。
 
俩人只花了6银元，请了一些关体系极好的人一起吃了个饭，没有拜天地，也没有坐轿子，结婚后，住在清水塘22号，从1920年冬至1927年，杨开慧一直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精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也帮毛泽东整理文稿。
 
第二年七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与何叔衡一道，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一大。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却没有参加一大，陈独秀当时要争取一笔钱修校舍，而李大钊忙北大学年终结时的政务，俩人便都没去成。
 
在之前一个月，即1921年7月，毛泽东见到了两年未见，从法国暂时回来准备返法的老友萧子升。
 
俩人一起乘船离开长沙，彻夜长谈，萧子升后面在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要去上海参加一大，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他加入共产党。
 
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萧子升过去认为，他愿意等一千年，以实现自己无政府主义理想。
 
性格温和的萧子升没有被说服，俩人从此分道扬镳，再也没有见过面，1924年，萧子升从法回归来，给国民党打工，1926年后俩人彻底断了联系，杨开慧被抓时，萧子升曾想过办法营救，但没有成功。（注：关于萧子升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资料，多而杂，这里采用这一种说法。）
 
1949年萧子升随国民党迁台湾，1976年11月，萧子升在乌拉圭病逝。
 
1921年7月，即将去参加上海一大的毛泽东28岁了，其父亲刚过世半年，在这短短几年内，他失去了双亲，失去了最尊重的老师，失去了挚友萧子升，另一个好友蔡和森则远在法国，只能靠书信联络。


杨昌济最心爱的三名弟子，曾经的湘江三友，暂时只剩他一人在孤身战斗了。
 
此时他走完了人生的青春阶段，有了家庭，也有了坚定的信仰，当他和萧子升告别时，不仅仅在和一位老友离别，也是和曾经懵懂的自己说再见。
 
他即将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在他后面的岁月里，他将面临真正的血与火的淬炼，他将经历爱人的牺牲、亲人的死亡、经历命悬一线、也经历自我进一步痛苦的成长。
 
他将经历无数人的背叛，经历苦难的长征，经历一次次被国民党逼入绝境。
 
既然选择了这一条路，就只能绝不回头，毛泽东深信，四万万同胞的痛苦生活，只有这一条路、这一种方向可以终止。
 
在告别萧子升后，他转过头走向上海，他看见的不是即将到来的一大，他看见的是沧海横流，他看见的是江山锦绣。
 
来吧！血与火的时代大潮！我要奠定后世的基业，为中华民族的奋起铺下坚实的地基！


我将战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将清除封建余毒！我也将战胜官僚资本对农民的盘剥！
 

我将卷动风云！我将拯救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