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的北国冰城哈尔滨异常的寒冷，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有一幢俄式风格的建筑楼，这幢楼门前也没有挂什么牌子，然而却不时有衣着讲究的人走进走出，他们大都神情严肃、来去匆匆，这里便是国民党军统在哈尔滨的联络站所在地，即哈尔滨滨江站。



这一天，一个身穿貂皮的女子走进了哈尔滨滨江站，她戴着帽子、围着围巾，让人看不出她的面貌，她走进楼后径直向里面走去，里面的隐蔽处是滨江站站长余秀豪的办公室。余秀豪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哈尔滨市警察局局长。
虽然外面非常寒冷，但是屋里却异常暖和，这名女子走进屋后脱掉外套、帽子和围巾，顿时露出一张美丽的脸蛋来，她高高的身材，白白的脸庞，尤其是一双眼睛十分迷人，因为她的眼睛略有发蓝。
军统滨江站站长余秀豪看着这个美丽的脸庞不禁心中一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说道：
“交给你一项特别的任务，务必在一个月内刺杀李兆麟，这不仅是我的命令，也是戴老板的意思，事成之后会奖励你3根黄鱼。”
余秀豪所讲的黄鱼即金条，这是军统比较高规格的奖励。接着余秀豪便讲了整个计划。
那么余秀豪所讲的李兆麟是何人？这名美丽的女子又是何人呢？
李兆麟于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辽宁省灯塔市铧子镇小荣官屯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有一个姨父叫张一吼，原是东北军的营长，因部下哗变被革职，后加入地下党组织。
李兆麟受张一吼的影响，使他懂得了很多道理，并决心走革命的道路，从事抗日活动，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
但在全面抗战时的东北还是日军占有优势，东北抗联经常在日伪军围攻和追逐下被迫作战，不断遭受挫折，人员减少，供给极度困难，处境十分艰险。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坚持东北的抗战，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东北的各抗联主力部队越境入苏。
在这种情况下，李兆麟率领部队于1940年11月转入苏联境内，部队主要集中在海参崴和双城子地区进行整训学习。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了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
教导旅一方面在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同时不断派出作战小分队回到东北进行小规模的游击作战，打击敌人，宣传、教育群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很大的贡献。
1945年5月7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息传到远东的抗联教导旅后，军营中一片欢腾。
李兆麟和周保中商议后，准备率领部队同苏军一道反攻东北的日军，但是苏军对教导旅的作战能力看不上，没有让教导旅一同向东北进攻，而是抽调部分人员随苏军指挥机关活动，李兆麟就是被选中的人员之一。
1945年8月23日，李兆麟率百余名抗联干部，随苏军进入东北各大、中城市积极开展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部队和干部还没有到达，但是李兆麟等已进入了哈尔滨，为抢占主动权，李兆麟在哈市首先成立了抗日联军驻哈尔滨办事处，并担任办事处党政一把手。
同时他按照中央指示，联系了一批地下党员成立了中共松江地委，他担任书记，同年10月，滨江省政府成立，李兆麟以中共代表身份出任副省长，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1945年11月底，中共军队应苏联占领当局的要求，主动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中城市。而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哈尔滨，并任命关吉玉为松江省省长，杨绰庵为哈尔滨市市长，朱秀豪为警察局长。
在这种情况下，李兆麟辞去了副省长职务，留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公开以党的代表身份，组织各类进步团体与敌人斗争，由于李兆麟在哈尔滨有巨大的影响力，国民党任命的官员根本不是李兆麟的对手。



要说国民党这些官员能力也确实差，占据了各种优势还是不行，关吉玉、杨绰庵和朱秀豪一商量，决定出阴招，那就是刺杀李兆麟。戴笠同意了这一方案，并命令军统滨江站站长余秀豪组织实施。
余秀豪立即组织人员摸查李兆麟的活动规律，他们很快得到一个消息，李兆麟的一个朋友一天后在十一道街的正阳楼饭店请李兆麟吃饭，于是余秀豪命令军统杀手在正阳楼饭店设伏枪杀李兆麟。
第二天的晚上，军统杀手在正阳楼等了一晚上也没有见到李兆麟，后来他们才知道李兆麟当晚有事没有赴宴。军统对李兆麟的第一次刺杀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余秀豪一计未成又生出一计，他们用金钱收买了原抗联战士葛新民，计划让葛新民前去求见李兆麟，在见面时用枪将其射杀，军统为此还对葛新民进行了简单的训练。
但是军统很快得知，李兆麟的警卫非常严密，求见的每个人都要搜身，不可以携带任何武器进入，派葛新民前往刺杀无异于飞蛾扑火，余秀豪不得不取消了这次行动计划。
军统对李兆麟的第二次刺杀行动也失败了。于是他们进行了第三次刺杀计划。
1946年2月下旬，国民党军统得知李兆麟将在马迭尔旅馆参加一次群众集会，并发表演讲，他们准备在集会上射杀李兆麟，但是军统杀手在现场看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坐在台上，如果刺杀，国民党将脱不了干系，于是又取消了行动，第三次刺杀计划又失败了。
后来，军统行动组组长何世英又令特务马健胤、别动队员李振华，让他们在李兆麟住所的后楼上进行暗杀，这一计划得到了余秀豪的批准，但是因楼下有派出所和我党人员居住，其阴谋流产。
军统滨江站的几次刺杀行动尽皆失败，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见他们迟迟完不成任务，让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下了死命令，务必于一个月内刺杀李兆麟，否则军法从事。
军统滨江站接到戴笠命令后，总结了几次暗杀行动失败的教训，认为必须要找一个可以接近李兆麟身边的人实施刺杀，经过密谋后，他们策划了用美人计将李兆麟引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杀害的阴谋。
军统滨江站选中的美人便是军统的超级杀手孙格龄，一个真正的美女杀手。
孙格龄于1924年出生，她的父亲是山东掖县人，闯关东后跟俄国人做生意发了不少财，并娶了沙俄高尔察克一个上校军官的女儿。
孙格龄是一个混血儿，高个儿，方脸盘，典型的俄国式鼻子，一双混血儿眼睛，黑头发，白皮肤，容貌非常美丽，是个人见人爱的可人儿。
孙格龄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全国抗战时加入军统，由于其出色的容貌，所以很受戴笠的喜爱。由于她从小在哈尔滨长大，对东北的情况很熟悉，因此在军统受训后仍在哈尔滨工作，她因刺杀过一名日军大佐而获得了军统超级杀手的称号。
后来军统得到一个情报，知道李兆麟手下有一个警卫连长，这个连长为保护李兆麟牺牲，这个连长有一个俄罗斯的妻子，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字叫柳芭，于是军统便让孙格龄假扮柳芭。
军统安排孙格龄做国民党松江省省长杨绰庵的秘书，李兆麟每次和杨绰庵接洽，都是由孙格龄负责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孙格龄装做倾向共产党，拥护中苏友好，经常讲些钦佩共产党的话，对国民党人员腐败作风不满的话。



在一次酒会上，她向李兆麟吐露实情，她的真名叫柳芭，而李兆麟也信以为真，想把孙格龄发展成党员。
戴笠对军统的这一安排非常满意，并要求军统滨江站，孙格龄原则上只刺探情报，不再从事高度危险的杀手工作，如要孙格龄担负非常危险的任务，必须征求戴笠的同意。
不得不说，戴笠对于孙格龄还是非常照顾的，这也是前几次刺杀李兆麟的行动，只是让孙格龄在外围提供相关情报，而不直接出面的重要原因。
军统滨江站计划用孙格龄来刺杀李兆麟的计划得到了戴笠的同意，这样孙格龄就由幕后走到了台前。余秀豪告诉孙格龄，具体行动计划由何士英交待。
军统的计划是这样的，由孙格龄邀请李兆麟独自一人去一个地方，军统人员预先设伏。为确保万无一失，孙格龄先在茶水里下毒，下毒的目的是让李兆麟失去反抗能力，然后军统人员再将其杀害，这样不会闹出多大动静。
对于设伏的地点，军统开始选定马家沟河沟街10号阎钟章家，但因为楼下是警察派出所而被否定。又选在巴拉斯旅馆3楼，孙格龄认为不适合。最后确定在水道街9号特务孙海镜家，因为这个地点与中苏友协距离较近且条件最为合适。
至于如何邀请李兆麟呢，孙格龄认为机会就在眼前，她可以利用三八妇女节邀请李兆麟。
1946年3月8日是国际劳动节，哈尔滨市举行了纪念活动，李兆麟和孙格龄都参加了这次活动。
活动后，孙格龄邀请李兆麟出去单独坐坐，不过李兆麟当晚回办公室有事，但是说第二天晚上有空，李兆麟回去后随手在办公室日历牌上写了“9日去约会”5字，地点是水道街9号。
孙格龄将李兆麟答应赴约的消息报告给了何士英，何士英立即进行了安排，他命令马建胤、刘希贤、阎力为、刘明晨、李中士等在水道街9号附近武装警戒。
何士英与刘文升、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一同来到水道街9号孙家。刘文升负责将毒药放入暖壶里。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藏在厨房。
当时想搞到剧毒药物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为此，何士英找到了潜伏在医务界的特务高喜元、阎力为，他们通过南岗百灵制药厂的杜忠忱购买了500克氰化钾并装入小瓶。
何士英设法让李兆麟单独赴约，如果李兆麟坚持带警卫员，军统特务计划让孙格龄将李兆麟的警卫员支开到边上的小屋以便喝茶毒杀，如不成动起手来，则用枪打死。
　 军统特务们为防止行动时，李兆麟的警卫员在室内开枪自卫，邻近国民党驻军听到枪声发生误会，由刘希贤与国民党驻军蔺连长进行联络，告诉蔺连长听到水道街9号楼上枪声勿管。
何士英将一切布置就绪后就等孙格龄的消息了。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当天下午1点左右参加市委会，会议一直开到2点多钟，开完后他就坐车回到中苏友协。
当他的汽车行至《哈尔滨日报》社附近时出了故障，于是李兆麟让警卫员李桂林留下来帮助司机一道修车，他自己步行回到中苏友协的办公室。中途遇见唐景阳的马车，便乘唐的马车回中苏友协。
李兆麟回到友协办公室后，他简单收拾了一下，这样看上去会利索点，收拾完他对秘书于凯说:
“我到水道街9号去—趟，一会儿就回来，等李桂林回来时，你们一道去接我。”
等李兆麟收拾好后已经下午快到四点了，他到街上后坐上一辆马车快速来到了水道街9号，3月的哈尔滨还是非常寒冷，街上并没有多少行人，他下车径直走进水道街9号，开门的正是孙格龄。
今天的孙格龄一身淡红色的衣服，配上乌黑的头发，淡蓝色的眼睛，尤其是一张白皙的瓜子脸，看上去精美绝伦，当时她只有22岁。
李兆麟进入里屋后，孙格龄给李兆麟倒了一杯茶，当然茶里放了毒药，为了保险起见，这个女人还在茶里放了安眠药。
李兆麟一路过来比较匆忙，还真是有点口渴，也没有多少防范意识，接过茶杯便喝，结果李兆麟饮茶后立即晕倒，对里屋叫道：
“毒倒了，毒倒了！”
这时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听到孙格龄的声音，便从厨房窜入内室，高庆三用匕首向李兆麟胸部连刺7刀将他刺死。李兆麟惨遭杀害后，他们将李兆麟的尸体藏了起来，并将血迹清理掉。
抗联名将李兆麟就这样被孙格龄这个蛇蝎女人给杀害了，李兆麟牺牲时只有36岁。
而李兆麟的汽车修好后，李兆麟的警卫员李桂林和秘书于凯坐车前往水道街9号去接李兆麟，然而始终没有接到，李桂林和于凯分头找了半天仍然不见李兆麟的踪影。
两人折腾到夜间，他们感到了事情严重，遂报告了市委和苏军司令部。
苏军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立即派兵包围了水道街9号并进行搜查，但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哈尔滨市警察局也派出侦缉队前去查看，不过侦缉队根本就不想查，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警察局长余秀豪主谋的，所谓调查只不过是贼喊捉贼。
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警察局里派有督查的我党干部，当时中共在警察局的督查员马亮。



1946年3月10日，马亮率领侦缉队员，再次搜查水道街9号住户，他们在2楼发现了一个不像住人样子的空屋子，马亮觉得可疑，便从门旁的窗子进去，发现床下用大衣盖着一具尸体，经辨认是李兆麟。
马亮立即对现场进行仔细查看，结果在煤堆中发现了刺杀的凶器以及留有氢化物的茶碗碎片等。马亮判断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所为。
　　李兆麟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各地进步团体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3月24日，哈市人民为李兆麟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
这本身就是国民党军统所为，让他们自己人抓自己人根本就不可能。国民党军统特务、市警察局长余秀豪在广大群众和驻哈苏军的压力下，不得不答应组织力量捉拿凶手进行破案。
他们一方面假意指挥侦缉人员抓捕杀害李兆麟的凶手，另一方面则拖延时间掩护特务潜逃。他们首先需要保护的就是孙格龄，因为他们知道孙格龄与戴笠之间的关系。
因为当时风传罪犯中有一个二毛子女人，余秀豪为了应付局面，掩盖罪行，将一名叫顾荣钧的中俄混血妇女逮捕交给苏军，充当罪犯，结果经苏军审查否定而释放。
1946年3月11日，警察局长余秀豪将孙格龄传唤到警察局谈话，名为审查，实际上是保护过关，余秀豪给了她三根金条和一包钱，孙格龄在哈尔滨市隐匿了一段时间后，于1946年7月逃往敌占区。
对于其余参与的特务，余秀豪指示:“要停止活动，潜伏隐藏，如有暴露设法逃跑。如被逮捕要自杀保密”。
特务们根据余秀豪的部署，分别潜匿起来。这些凶犯逃到敌占区后，均因有功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提拔、重用。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市，中共立即开展肃清土匪、特务和反动分子的工作，并于5月间逮捕了凶手马建胤、高庆三。
在全国解放后，又相继逮捕了林再春、阎钟章、刘文升、刘明晨、高喜元、阎力为、南守善、肖文哲、刘希贤、孙海镜、杜忠忱等凶手。但三个主要人物没有抓到。即余秀豪、何士英、孙格龄，他们都逃到了台湾。
余秀豪、何士英、孙格龄都是戴笠的人，所以戴笠的继任者毛人凤并不重用他们，但是孙格龄除外，因为孙格龄毕竟是精美绝伦的美女，毛人凤也非常喜欢她，所以毛人凤执掌保密局时，孙格龄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
然而到台湾后，这个毛人凤不长眼睛，竟然和蒋经国争夺情报机关的控制权，结果蒋经国利用毛邦初案与杜长城案打倒了毛人凤，到了1955年，保密局改组为不再肃谍与保安的情报局，隶属国民党国防部。
毛人凤仍为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官拜二级上将，但基本上已无实权，实际掌权者为蒋经国。在极端的抑郁下，毛人凤烟瘾更大，一天要抽两包烟，结果患上了肺癌，1956年10月14日，毛人凤因患肺癌去世，时年58岁 ，他葬于新北市汐止区昊天岭。
毛人凤死后，所有和毛人凤关系密切的人都遭到了排挤和打压，而作为与毛人凤有密切关系的孙格龄、薛鸣琴等女特务更是首当其冲，她们都被蒋经国给抛弃了。
而孙格龄由于明显的外貌特征，无法再前往大陆，加上年老色衰，所以蒋经国让其离开国防情报局，而由于军统女特务的身份，有条件的男人看不上她，没条件的男人她又看不上。



于是孙格龄决定去当窑姐，当了几年窑姐后，她积攒了一笔钱，台北的房子她买不起，她在宜兰买了一套房子，并嫁给了一个小白脸。
军统超级女杀手孙格龄，用美色诱杀抗联名将，被蒋经国抛弃当窑姐，这估计是孙格龄当初没有想到的。
孙格龄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去世，从而结束了她可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