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谁的桥？谁的路？（中）
 
三、30分钟内，泸定桥成了红军的桥
 
1935年5月29日16时左右，泸定桥夺桥战斗开始。
接下来的场面，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建国后生人，都是从影视作品上见识的。
——冲锋号吹响，枪声大作……
——突击队员攀着铁索前进……
——东桥楼敌军机枪向桥面疯狂地吐着火舌……
——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前进，有人伤亡，但仍然一往无前……
……
这场面在各种表现这场传奇战事的影视作品中千篇一律，无一例外！这也是革命历史教育数十年一贯制的产品，笔者是打小看着这种场面长大的，对这些攀铁索去夺桥的英雄，那就是一个如同对神人般地由衷景仰和膜拜！然而随着年齿和阅历的增加，特别是从军后有了更多的军事知识及兵器常识后，却对这样的“英雄画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当年国民党军普遍装备的“金陵三十节式”重机枪的理论射速为五百至六百发/分，这样的家伙什正对着的射场不过是一段百把米的桥面，而这“百把米”桥面对操家伙开火的射手来说，无论在视界、射界还是射距方面都毫无障碍！也就是说，扭着铁索前进的红军突击队员们完全是毫无遮蔽地暴露在守军枪口之下的。如此，泸定桥守军的机枪——无论是正对着桥面的这挺重机枪，还是在东桥头南侧李团重机枪主阵地上的重机枪编组，只要有机会能够获得持续10～20秒以上的开口发言机会，那么攀铁索抢桥的这二十二位勇士就肯定不会再有一人还能留在这些光溜溜的铁索上，遑论爬过一百米距离来夺桥！
可为什么红军又夺桥成功了哩？
一种可能那就是现如今海内外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出口转内销还回到了泸定桥的“猛料”：当年发生在泸定桥的这场战事乃至那二十二个英雄，纯系子虚；当年这个日子的泸定桥根本没有守军，也没有拆桥板，红军是排着队太太平平过河的；红军是用现大洋买通守军顺利过桥的；红军过桥是因为刘文辉故意放水；红军有地下党的接应……
这样的“猛料”如今已有不下几十种版本。
然而这大堆的“猛料”却难以突破大量史证形成的强大证据链——即或把这当间来自胜利者的那部分记录予以删除：从蒋公本人直到川军河防诸将，乃至守桥部队的亲历者，都不讳言当年为这座桥的归属而发生过的战斗——甚至还有人作出了不吝夸张的喧聒：“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伤亡较大……”[1]，“匪达泸定樲峴（？），本晨来即向我李团猛扑，皆未逞”[2]……


刘文辉于1935年5月29日未时（13～15时）从汉源县城（今清溪镇）根据第四旅旅长袁镛转呈蒋介石当日上午关于海子山、泸定桥战况报告影印件


既然确认发生了战斗，战斗的结果又是改变了泸定桥的归属，那么逻辑导向就能够相对收敛地指向一点了：泸定桥东桥楼，乃至泸定桥东岸所有守军的自动火器，从夺桥战斗一开始，就已然被对手剥夺了开口发言的权利和机会！而从双方自动火器配备至少100：4或100：6的对比来看，这样的剥夺完全是天经地义且顺理成章本钱足足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曾任第二十四军参谋长的王靖宇老先生后来得到了有关当事人“口头告知”的“忆述”：在红军强大火力压制下，“桥楼成为弹巢，守兵抬不起头，或伤亡或逃跑……”[3]
如此，笔者不妨根据已经掌握的史料，试着对夺桥战斗发起时的场景作一个最接近真实的复原：随着红四团首长的一声令下，泸定桥西沿岸上百挺轻、重机枪发出了暴风骤雨般的啸叫，守军几乎所有的自动火器发射点都被红军几挺乃至十几挺机枪定点锁定，射手们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而像李团机枪连、迫击炮连阵地这样的重要火力点，那是一定受到了赵章成等神炮手的“特殊关照”……
二十二名勇士，是在红军强大火力对泸定守军实施有效火力压制后，攀着铁索去夺桥的！

这就是相当长时间以来，很多教科书乃至回忆录在陈述这场战事时，不曾道出或不愿道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红军强大火力有效压制了泸定守军，突击队员们开始……”似乎一道出这个前提，二十二勇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要大打折扣似的。这种思维定势真正是让人啼笑皆非：红军强大火力对敌军的有效压制的确是给突击队员们上了一道保险，但这道保险却不是万能保险，“有效压制”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再有枪子儿朝他们身上飞来！更何况，就算没有这种枪子儿飞来飞去的战场环境，又有多少人敢于尝试去攀着那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过河？……
泸定有群众目击了22勇士攀铁索夺桥的场面：“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河这面就一齐开火，河西街的铺板、门板都被拆下来了铺桥板，前面（的人）两个、三个（人）一起（堆），爬着铁索往前面打，后面的就铺板子……”[4]，“红军吹起冲锋号，在天主教堂这面，现泸合酱园前集合，排起队操起板子就到桥头。到桥（头）时天就看不大见了，见有人冲在前面，后面的铺板子，……”[5]
在突击队后面“铺板子”的，就是三连连长王有才的“铺桥突击队”。
现住河西街的李国秀老太太当时还是一小媳妇，那天她给红军捐助了自己家的门板，还招呼左邻右舍把门板借给红军。她也目睹了红军攀铁索夺桥的场面：“当时打了几炮的，我看见有红军从铁索上掉下了河，就在街上喊‘那些先生好造孽[6]噢，再给他们整点门板来哈……’”[7]
李老太太对笔者等人口述的时间是2006年7月22日，那天笔者去她家拜访，刚敲门却发现老太太正杵着拐杖从泸定桥上气哼哼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还念念叨叨骂骂咧咧。一问才知道，海内外关于泸定桥的那些“猛料”已然出口转内销绕了一大弯儿来到了泸定，老太太是瞅着桥上桥下生意人也在传播这类“猛料”而动了真气：“没打仗啷个过桥？莫非他们是来会亲家的么？……”
这位李国秀老太太很有意思，前些年有电视台来拍关于飞夺泸定桥的电视剧，大概是因为河东岸县城现代化建筑太多，导演只好把夺桥场景反过来拍，把红军从西岸向东岸攻击变成了从东岸向西岸攻击，这让老太太瞅见了大为不满，还扯住人家一脸严肃地说：“你们整反了，整反了，红军打仗是从这边往那边打哩，你们咋个弄假的哟……”

[图5-3-1：目击了红四团夺桥战斗的李国秀老太太（现居泸定河西街）（占半幅）]


执拗的老太太无意之中道出了一个真谛：就创作劳动而言，艺术家享受的自由比史学家享受的自由要大得多！捡起一个具备传奇要素的素材作夸张、渲染、突出、引伸等“艺术加工”，将“生活真实”提练成为“艺术真实”，那是艺术家们的当然权利，但却不是史学家们的当然权利！史学家要越位干艺术家的活儿，那是肯定不会遭世人待见的——各位可千万甭小瞧了现如今八○、九○后小年轻儿，如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的见闻可是比当年笔者与他们同龄那会儿强太多啦！“宣传口径”、“新闻通稿”这一类官腔八股，那是阻塞不了他们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真欲的！你要是没有攒得足够的本钱让他们心服口服，他们完全可以翻了你一白眼儿还不认你这壶醋钱！
当然，如果有人要掂着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某些细节场景去质疑或臧否历史的本相，那也是和尚朝着道观磕头——没认准庙门儿！同样道理，艺术家在从事创作劳动时，还是得时时掂量拿捏好“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不要过于轻狂、轻薄乃至轻率地去挑战“艺术真实一定要反映生活真实”这个底线！
说远了，还是回到那年那月那日的泸定桥头来。
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二十二勇士以勇悍无畏之气概一步一步攀着光溜溜的铁索靠拢东桥楼，手中的“花机关”吐出了一条条火红的信子……这气概这阵仗，想必与如暴风骤雨般的强悍掩护火力一起发生了作用，大大催生了东桥楼守军心中的震撼和挫伤：
“红脑壳的炮火好劲仗噢，弟兄伙怕是躲不脱噢……”
“红脑壳这是些啥子人噢？啷个楞格拿命不当命哩？……”
时任川军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兼成渝办事处主任的王靖宇老先生在其回忆文字中也转述过有关当事人“口头告知的忆述”：红军机关枪密集猛烈，红军突击队步步逼近，“守兵见此情形，吓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桥楼狭小不能多容守兵。桥的左右均是民房，没有射击准备，增援上来的守兵，在民房（以背临河的民舍）后边窗口上，向扭着铁索而过的红军突击队员乱放了一阵枪，毫无效果”[8]。
这种场面对守军上上下下的压力肯定是很沉重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泸定桥守军最高长官李全山与他的长官袁镛通了一个电话[9]。

关于这个电话，川军河防诸将在回忆文字中写道：
 
团长李全山召集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在电话上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同时说明泸定桥很难防守。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因而答复说：“我们这里也很紧张。”袁国瑞随即将电话机放下。这时从电话里可闻枪炮声，听见有人喊：“旅长，快点，快点！”电话遂告中断。其时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饶连伤亡很大，李全山惊惶失措。[10]
 
这可能正是李聚奎率红一师一部直扑龙八埠第四旅旅部的那个当口。而袁、李在这次通话后即失去联系：袁镛率第四旅旅部和十一团杨开诚部残兵从龙八埠撤向化林坪、飞越岭后，红一师也就随即进占了龙八埠，袁镛当然也就从此失去了对泸定桥战况的掌控。
李全山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是在泸定死扛到底，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死扛到底？龙八埠距泸定城不过五十里开外，现如今旅部已受到“赤匪”攻击，这说明他们已经打到了龙八埠，而且很可能正向泸定赶来，旅长自顾不暇，那肯定就顾不上我们了！几个小时后东岸“赤匪”主力可能就要扑到泸定，我等腹背受敌，泸定肯定是守不住的，又该如何是好？……
死扛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
那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怎么走？昨日来路显然是不成的——“赤匪”们既然已经打到了龙八埠而且很可能正朝这边奔来，往那边跑显然是送到人家面前受死！如此就只有一条道：从泸定城沿河上行到四湾、五里沟，再向东翻越马鞍山垭口退往天全……
李全山跟两个营长一合计，“大家认为既然龙八步的情况已经不明，红军夹河而上，自己腹背受敌，决难久持。遂决定由周桂三营断后，李全山率领其余两营（笔者注：应为团直和李昭营）取捷径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周桂三决定饶连的虎班长带一班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饶连断后并放火烧桥”[11]。
东桥楼守军撤离时，泼上一桶煤油点着了一把火。
这个时候红四团突击队已接近了东桥楼，却突然被冲天而起的火焰拦住了。
突击队员们一时愣住了。
黄开湘、杨成武急红了眼，站起来就喊：
“同志们，莫怕火，这是最后关头，敌人已经垮了，赶快冲过去，就是胜利！”
爬在最前头的突击队长廖大珠突然起身，冲向正在燃烧的东桥楼。
突击队员们接二连三地站起来紧随其后，烂脚丫子套草鞋，踩着滚烫的铁索、燃烧的桥板，冲进了火势熊熊的东桥楼，手榴弹也接二连三地朝双枪兵扎堆的地方招呼。杨成武等带着二梯队也赶了上来，王有才头一回铺的门板铺得很稀，铁索桥被成百双套着烂脚丫子的草鞋踩得像筛筛子一样乱晃荡，而这当口冲过去的人们却谁也没感觉——仗打完了重走，人人都小心翼翼。
目击战斗的当地群众称：“他们（敌人）跑时，泼上煤油烧房子，红军冲过去一阵就打熄了”[12]，“桥这面桥楼就烧了，红军冲过来后不一会就打熄了”[13]。而数年后在此间游历考察的著名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亦称：“二十四年因阻红军过境，守军纵火并泸定市焚毁，后中央拨款饬川康边防总指挥部重建，一仍旧制”。[14]

图5-3-3：见证——川军焚桥后保存下来的一根横梁（占半幅）]


实际上，泸定桥桥面上的战斗持续时间并不长，也就二三十分钟左右，但城中的战斗仍进行了个把小时——红四团冲进泸定城时，“周桂三营仓皇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饶连在红军渡过泸定铁索桥后，为了掩护周营撤退，仍作顽强抵抗，经红军展开扫荡战，饶连伤亡更大，周营只剩下十几人。”[15]

当日17时左右，泸定桥，成了红军的桥。
关于红四团突击队夺桥的情况，守军连长饶杰有过一段与众不同的忆述。尽管笔者根据有关史料证据综合当地目击群众的回忆，再经过反复考据后认为：这段忆述水份太大，至少难以全部采信，但这毕竟是当年亲历泸定桥战事的守军人士留下的唯一一份口述文字记录，故而还是原文照录如下，以供各位方家继续探究辨析：
 
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伤亡较大。红军看到我们守桥甚严，于是遣一部从下游水堡处找到一只船渡江，抄在我营后面，截断我营与团部的电话联系，从而使我腹背受敌，我料难以坚守，决定留下一个排在桥头掩护，其余向泸定后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个排，一面掩护我们撤退，一面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并命令他们必须烧桥后才能撤离。当我们到达泸定后山时，命令开枪，掩护那排人撤离。只见桥头火光四起，熊熊燃烧，可不见铁桥爆炸，始知手榴弹是用火烧不响的。于是，红军得以过桥。[16]
 
这里所言的“水堡”就在沙坝村河滩，而那里是根本找不着船的——船早就被拖过了河，而且那里的河段水势也一点儿也不缓（当时是正逢涨水）。既便是红四团佯动分队靠现扎的木筏渡河，也会顺流漂向下游很远的安乐坝，少数人登岸上行攻城的难度未必就比攀铁索抢桥更小。
天黑尽的时候，红四团已经完全控制了泸定城。
关于红军夺取泸定桥的情况，一年后当地县政府有过调查，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的杨仲华[17]曾在《边事研究》撰文言及：
 
县城的驻军和保安团队，以为沈、冷与化林一带，还有袁旅长的大军防堵，河东方面，万无一失，除将泸定铁桥的板片，完全拆除，于东岸架设机枪，扼要防守外，对于河东大道，并未注意。谁知河西匪到，军匪两方，隔河激战的当儿，却不料河东的匪，因为沈村、兴隆、化林失事，冷碛李团退回县城，沿途无人抵抗，长驱直入，已从皂角顶[18]一带攻来。人心惶惶，阵容已渐动摇，又加河西匪队，拆抢西街民众门板，纷铺桥面，冒死抢渡，防军和保安队撑持不住，狼狈退走；泸定县长宋孝特也应仓皇将县印弃掷府内小池，向天全小路遁逃，……[19]

 

[图5-3-2：泸定桥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29日）（占1幅）
 
四、左、右纵队会师泸定桥
 
红四团控制了泸定城的那个时候，东岸红一师一部也正疾速赶来。
差不多在泸定桥夺桥战斗开始的同时，红一师主力在海子山北麓的沈村附近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聚奎率领猛追溃敌，扑向川军第四旅旅部所在地龙八埠；另一路则从沈村经冷碛向泸定城疾进。
当年从沈村到冷碛这段路不是现如今的公路，而是要从佛耳崖险峻路段仅能容得单行通过的小道蹒跚前行。这条小路因岩石风化，如今已然废弃多年，现在也只能看到一些残缺不堪的遗迹，红军从此通过还是很费了一些功夫。
下得佛耳崖走到橙子坡，正兴冲冲往前赶路的部队忽然听见对岸部队的号声传来的警示：冷碛河岸下还有大约一个连残敌。“于是红军从橙子坡返回来，在大河边包围了敌人，除击毙外，余者都投降了。山上的一班敌人听到枪声，吓得慌忙逃命去了，消灭了冷碛一连敌人后，红军就赶上泸定去了”[20]。
红一师一部赶到日前敌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歇过脚的甘露寺时，天已黑尽。在小路上摸黑前进的红军战士们口渴难耐，而给红军带路的向导因扭伤了脚也走不动路。红军战士们即到甘露寺敲门求助。敲了好半天才有一位年长僧人面带惶惑出门相迎，红军战士赶紧说明情况：“师傅你不要怕，我们是过路的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打刘家军的。夜深打搅你，想找碗水喝，请帮忙找个人带我们去泸定。”僧人听明红军来意后双手合掌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一边招呼红军进殿，一边自我介绍：小僧是小寺住持，法名释传光。
释传光叫出众弟子，从厨房提来三桶清水，递几个碗让红军喝水，并拿出几个金黄色米馍，一小口袋带壳的花生送给领头的红军：“小庙也穷。昨天一股川军路过，抢了路边三家客站粮肉，见鸡就杀，见猪就宰，他们端着枪逼我的弟子们给川军背水。晚上又过了一队去泸定，噢哟，甘露寺的大人小人被他们整怕了，今天我还以为那些‘粮子’又开回来了。”
待红军战士喝完水，释传光叫过徒弟圣智对领头的红军干部说：“我这个小弟子才十六岁，走路如飞，前面的小路他常走，就由他带大军去大坝，阿弥陀佛！”于是红军战士又跟着这位法名圣智的小和尚奔泸定城而去。
这位小和尚的确很负责任，一路都在提醒大家注意脚下，踩稳了再走。在路过滔滔大渡河激流瓦窑岗悬崖段时，小和尚更是不断警示：“前面路很危险，要慢行。”这警示又一个一个往后传，直到大家都安全地通过这段险路。
尔后，红军在圣智小和尚带领下，又通过了更为惊险的金钗花悬崖小路……
再走了一段路，前面响起叮咚水声。圣智小和尚对红军战士们说：“磨子沟水甜，大家先喝水，前面三四里就是泸定桥，独路一条，路面宽，不用我带你们很快就到，我要打转身了。”领头红军双手搂过小和尚又拍拍他的肩膀：“小兄弟，谢谢你，这两块大洋回去交给你的师傅，请他多保重。”[21]
红军与小和尚分手后又继续上路，奔向泸定城……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朱总司令和刘、聂首长发回了一个电报：
 
朱主席，刘、聂、董、李：
我四团于今晨六时赶到泸定桥附近，于十七时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去，余另告。
林
二十九日二十一时[22]
 
根据日程掐算，林彪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泸定——红一军团军团部的长征行军日程表记载，当晚军团部宿营于泸定桥南七八里路的上田坝，如此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上田坝发出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沙坝村那座当时最豪华有电灯的天主教堂发出的。但红一军团军团部的这个里程表有一个错讹：将上、下田坝的位置弄颠倒了，红一军团军团部当晚的宿营位置应是下田坝而非上田坝，下田坝至泸定桥不到十多里路的行程也被误记为“六十里”（可能是手抄报表时的误记）[23]，以致多年后有两位外国青年马普安、李安德按这个里程表行至此间时大为疑惑：明明是十多里路的行程怎么就变成了六十里？并由此生出了对整个长征行程的怀疑。而据笔者详研，类似的错讹和误记，在当年红军的原始文献资料中还有不少——有误远的，也有误近的。
毕竟红军是在赶路不是在搞测绘，沿途里程除了当地群众介绍，就只能靠自己感觉了。
根据日程掐算，5月27日从雅安出发的刘文辉、张伯言等人，这个时候也应该赶到了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而且当晚也应该得悉了中央红军正在夺取泸定的消息。但因第四旅旅长袁镛当日黄昏前即与泸定守军失去联络，所以他们一时也难以得悉且确认中央红军已于当晚攻占了泸定的消息。
这天晚上，毛泽东也随红五军团部队一起到达了磨西面。磨西面坐落在海拔7556米的大雪山主峰贡嘎山东麓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镇，也是通往康定和泸定的一个分岔口——向西北翻越雅家埂即可经榆林到康定，向东北翻越磨杠岭就可以进抵大渡河西岸沿河而上去泸定。这里如今已是著名的海螺沟冰川旅游风景区的门户，有雪山有冰川有湖泊有温泉，是个绝佳的避暑胜地和旅游景点。
毛泽东当晚宿营于磨西的天主教堂，而军委纵队则宿营于磨西以南数十里的湾东[24]。据当地有关部门建在磨西天主教堂的碑刻称，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这里开过一个短会，短会议定的内容为：⒈红军不去康定；⒉部队有序通过泸定桥，先过人，后过马；⒊中央准备派陈云到上海恢复被敌人破坏掉的党组织；⒋筹集粮食；⒌过泸定桥后，中央和军委在泸定县城研究红军北上路线……[25]
这个说法因缺乏原始来源出处，以及直接证据或证人证言，的确难以采信。而且笔者认为，既或这个会议是真实存在过的，也不大可能是在5月29日晚上开的，因为这一天军委纵队在湾东宿营，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和红五军团行动的毛泽东在一起。如果他们的确在磨西开过碰头会，也只能是第二天（5月30日）途经磨西作短暂休息期间（军委纵队5月30日晚宿营于奎武），而且毛泽东没有参加这个碰头会——这个时候，他已经快赶到泸定城了。
不过笔者在细作考量之后认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这个碰头会上明确了不去康定的意图，是完全有可能的：泸定桥已被夺取，西去康定既或作为“万一”之选的必要性也不复存在了（此前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万一”之选的）。而且，西取康定并不符合中共中央当时总的战略意图，最多只能是“万一”之选！而即或泸定桥夺桥不成，中央红军也并不是死路一条或只有奔康定这一条出路！至少，沿河上行奔丹巴再觅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机会与途径，也是一种绝非无望的选择。
多年后，磨西一位名叫王旭斋的老人回忆说，当时他被磨西“舵把子”陈中五安排给红军“大官”提茶倒水，这俩“大官”一高一矮，矮的那位脸色黝黑。那天他在上完茶出门后听见有人在喊“报告总司令”，报告说了些什么他没听清，但这一高一矮两个“大官”听完报告后又到金花庙去用望远镜瞭望康定方向，他也只听到了他们对话中的一句：“冰山一座，不行，不行……”[26]
“冰山一座”可能指的是通往康定的雅家埂——那是一座海拔3960米的“亚雪山”。
当晚22时左右，东岸红一师先头部队也到达了泸定。
——邓华回忆说：“到（泸定）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已在那里叫‘口令’”了！[27]
30日23时前，东岸右纵队首长刘伯承、聂荣臻也赶到了泸定桥。
“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刘伯承在拍遍了泸定桥桥栏后，在桥板上使劲跺了三脚。
“对，我们胜利了！”聂荣臻也心潮澎湃。
“应该在这里立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
刘伯承仅余的独眼里闪出泪光。

几天后，军中媒体《战士报》刊出了《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表扬了红四团：
 
急行军二百四十里，夺取天险泸定桥又是二十一个英雄
 
“勇”部田湾胜利后，趁胜猛追，在摩西面又最后消灭田湾溃敌残部，即赶至泸定桥。敌一团扼守桥头，毁去桥板，并在桥头纵火。二连二十一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将敌击溃，俘护[获]人枪数十，全部占领泸定桥，取得了渡河全部胜利的保证。[28]
 
多年后，肖华将军在《长征组歌》中唱道：
“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
其实，“铁索桥上显威风”的勇士们，大都没有留下英名。
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当时曾应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稿约，撰写了一篇《二十二名勇士飞夺泸定桥》，文中详列了二十二名勇士的英名。然而因戎马倥偬，转战频繁，《红星报》拖期，编辑们把稿件遗失了，从而使大多数勇士的英名迄今无从查觅——这或许将成为永久的遗憾了。经杨成武及许多人反复回忆，也只记起了二连连长廖大珠、政治指导员王海云、二连支部书记刘金山、战士刘梓华等数人。解放后，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原馆长王永模等有心人四处寻访多年，据说也只是落实了这二十二人中的八人，其他人则在消失在历史记忆深处了……
然而，没有留下英名的红军勇士，仍然与那支长驱两万五千里的铁流一样，万古流芳！
最后再来说说原来负责“康泸防务”的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余松琳部的表现。
余部原本已有两个团进驻冷竹关、瓦斯沟（西岸），然而在泸定桥战斗前前后后几天里，这支队伍对泸定桥守军却没有任何积极的配合动作。当然，这也可以归咎为他必须全力确保康定的职责所囿！但是，有了这等充分理由的余旅长，为什么又要对上对下编故事哩？
5月31日，确认“赤匪”不会奔康定而来后，余松琳等向康定军民发出“安民告示”：
 
为令知事。
查本月感晨（即27日晨——引者注），共匪将我猛虎岗突破后，由磨西面分向泸城猛扑，与本旅激战于冷竹关、雅家埂一带。幸赖官兵奋勇，激战两日，匪势不支，向大烹坝渡河进攻泸定，县城失陷，匪大部进驻县城。前进方向未明，本旅正谋大部出击，收复泸定与雅宁大部，为夹击歼灭之计。九龙、丹巴尚无匪军进犯，冕宁已于艳日（29日——引者注）收复。
康区交通不便，深恐匪情不明，传闻失实。合行令饬，仰该县长即便知照，布告人民一体周知，并传谕各安生理，是为至要，至嘱，着并遵照。切切此令。
旅长余松琳
副旅长章镇中
专员陈启图[29] 
 
这里的“与本旅激战于冷竹关、雅家埂一带”，纯属糊弄上头下头的！这几天里，这两个地方，自始至终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激战”！“激战两日，匪势不支，向大烹坝渡河进攻泸定，县城失陷”更是表扬自己批评别人的争功诿过：康定无虞，那是本旅“官兵奋勇”；泸定有失，那是袁镛统御无方……
然而余松琳第二天又后悔了，让人把这张布告撕了或用新的布告覆盖之：
 
五月三十一号所发训令中开，幸赖官兵奋勇激战两日，匪势不支，向大烹坝渡河，进攻泸定，县城失陷，匪大部进驻县城，前进方向未明；本旅正谋大部出击，收复泸定与雅宁大部，为夹击歼灭之计。续接探报，我军尚与匪相持于泸定。上探情报各节，未明真象，所有泸定县城失陷一节，应免公布。
再，本日接杨旅长来电，连日与匪激战，夺获鹰帽牌枪及自动机枪各十余挺，战利品无算。等语。并闻。
嗣后关于匪情，只将胜利情形公布。是所至嘱，即询政祉。
余松琳
章镇中
陈启图
如已布告，则以胜利布告掩贴其上，或撕毁之。[30] 
 
呵呵，余旅长这是干吗哩？
饶有趣味的是，余旅长胡弄上峰洗清自己的一通八卦乌龙，竟然迄今仍为台湾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国民革命战史·剿匪战史》和蒋二公子纬国先生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所采信引证，而且连双方攻守进退的方向也是一笔糊涂账——数十年过去了，仍然“东”、“西”不分——




这个历史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哈？
更有意思的是蒋公。5月31日晚上——红四团攻占泸定两天后，他也终于得到了泸定“沦陷”的消息。这个消息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他老人家当日的“反省录”中却留下了这样一句匪夷所思的文字：“朱毛残匪窜陷泸定，我薛路能遵令追剿，实足令寒匪胆而张军威也[31]”。





然而，他老人家在当日日记中写下了“雪耻”的自励自戒的警句，却无意中透露了他的真实心境：“雪耻：在正其心，烦恼躁急，不惟败事，而且伤身，戒之。”[32]
 
——数十年后，成都驴友、军史爱好者乔振德、张钦华，泸定县原旅游局局长邓明前和笔者等，多次对1935年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两岸行军路线进行了徒步踏勘，基本弄清了这些行军路线的里程和战斗发生情况。并首次提供了详尽的考察报告，2020年第5期《军事史林》杂志予以刊发。

中央红军右纵队红一师主力从海子山进抵泸定桥行军路线及里程（1935年5月29日）


中央红军右纵队红一师主力从桃子湾渡口进抵泸定桥行军路线及里程（1935年5月27～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