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派人与“二马"联系
在一间不太宽敞却很整洁的房子里，有几件简单的桌椅井然有序地摆在房子四周。不一会儿，张文彬从另一间房子陪同一位步履轻快、仪态从容、面露微笑的中年人走来。张文彬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周先生。”这时，一双热情有力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来了，请坐！”他亲切而随便地指着靠窗的沙发让我坐下。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组建者和负责人张文彬
        周恩来微笑着看看我，亲切地询问：“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很长了吗？在本地你认识回民中的一些朋友吗？”从他的话里，我已意会到周恩来所问的是指一些有影响的回民中的上层人士。我回答说：“有一些，但都不是太大的人物。”周恩来听了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想一想看，也不一定非是大人物不可！”这时，我还体会不出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意思。
        周恩来对我说：“是这样的！”他脸上显出有些焦虑的样子说：“有这样一件事，是党很关切的一件事，你可能已听说了吧？秋天，我红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处境很不好，很危急，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想想看，有没有能和那边说上话的人？”他接着说：“这件事情你和张文彬商量一下，在回民中找个关系可靠的人，能向那边传达我们的意思。对被围困的红军只要不伤害，那边的条件可以答应，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住这几百人的性命！”在说这一席话的时候，周恩来一直看着我。
        有谁可以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我反反复复地把我在西安的一些回民关系考虑了一番，终于想到马德涵先生。他60多岁，当过小学教员，曾在西安回教促进会工作。他的住处与我的住处相距不远。我们都是回民，又知道他为人正派，政治上可以信赖，因此我们彼此时有交往。这时，他赋闲在家，由于生活困难，以卖画为生。我了解他与马家有些渊源，与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麟也结识，偶有往来，与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

受党委托到凉州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民主爱国人士马德涵（回族）
        马德涵先生听到这是周恩来殷切嘱托之意时，表现出极为惊讶的神情。他直呆呆地注视了我好一阵子才开口说道：“啊！这怎么敢当，想不到周先生这样信赖我！我怕……"我诚恳地对他说：“马先生！请您再三考虑，但愿不会给您带来什么麻烦！”马先生听后纵声大笑，很动感情地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马某已是花甲之年，此事不足为虑。我佩服共产党，这次‘西安事变’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记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周先生为人我非常敬佩，此次蒙周先生如此器重，莫说担些风险，就是为此拼上性命也是值得的！”这一席话真是感人肺腑，令人肃然起敬。
        张文彬把此事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意见：事要抓紧，最好早日动身。并且叮嘱张文彬说，马先生年岁大了，耳朵又不便（耳聋），最好再找个人路上好有照顾。
        事有凑巧，我的一位至交马宪民正好来西安收账。
        马宪民，海源人，父亲是做皮行生意的，结交比较广。当年马宪民在天水读书时，就住在我家。他父亲来西安办事总要到我家里探望。我想，如果由马宪民陪马德涵先生去河西，那是最理想不过了。

陪同马德涵到凉州等地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马宪民
        我找到马宪民说明来意，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他与马德涵也是熟人，互有往来。记得马德涵先生在得知既有相识马宪民为伴同行，又可乘飞机前去时，非常高兴。老汉说：“平生第一遭儿坐飞机，去河西虎口救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哩！”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马德涵先生念念不忘，曾给陕西省委打过招呼，他后来听说马德涵先生生活有些困难，还汇过钱资助，知道马先生耳聋还特意送了一个进口的助听器。
马宪民——
        1937年2月，周总理在西安新城（杨虎城的绥靖公署）住，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与吴鸿宾和我联系，了解西安少数民族的情况。两天后的一个晚上9点钟，周恩来同志派张文彬用专车接我和吴鸿宾到新城去见他。周恩来对我们很客气，说西安有许多进步的爱国的少数民族，要求我们为营救西路军出一些力。并具体提出要我们到河西去一次，找马步青等人商谈。
        本来周恩来拟让吴鸿宾去，因有一些客观原因，改请我去。周恩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了。回到住处——西安桥梓口天安栈后院，当时是中国回族救亡联合会开会的地方。我考虑到此行有危险，应该再找一个与马步青熟悉的人。
        第二天，张文彬来了，问我准备哪一天走。我对张文彬说到那边去有危险，我再介绍一个人同去。张文彬问我是谁，我就介绍了马德涵。张文彬向周恩来汇报后，周表示同意。
        第二天一早9点钟，我就在西羊市71号马德涵住处，告诉他到河西去一趟，营救红军。马德涵表示完全同意，说离开甘肃一二十年了，很想回去看看。
        马德涵是四川成都讲武堂毕业的，毕业后曾在四川武备学校当过教官，并在四川结了婚。当时他姐夫白九皋在四川当游击司令。以后马德涵到了兰州，也当过一阵军事教官。我和马德涵在甘肃伪教育厅第三科共过事，所以认识。
        马德涵在甘肃20年，曾在财政厅当过办事员，当过外县的税务局长，这样，他和马麟也认识。
        那天晚上，张文彬用汽车把我和马德涵接到周恩来住处。周很高兴，说马德涵这么大岁数了，还为革命出力，表示感谢。见后的第三天，张文彬送来了1000元白洋的票子，告诉我买三张去兰州的飞机票，他也一块儿去河西。我们坐的是西安到兰州的欧亚商机，三张票用去540元，剩下460元。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马家买了一些礼物。马德涵考虑回来的钱不够了，我跟吴鸿宾说后，吴向张文彬作了汇报，又拿来了500元的银洋票子。吴鸿宾留下100元，交给我400元。我们乘飞机到兰州后，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买了三张去武威的汽车票。到了武威，住在云发旅社，登记时我们说是皮货商。我们在去武威的途中，看到了不少流散的红军。
        第二天，马德涵一个人先去见了马步青师长，介绍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情况，谈了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变化，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河西战事和平解决。马步青听了很高兴，愿意帮忙。马德涵告诉马步青，他还带来两个红军代表，马步青表示愿意见面。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就见了马步青。马德涵向马步青介绍了张文彬和我。马步青很客气，说对不起。我们要求释放武威的被俘红军，并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马步青，只要不为难我们的人，我们的枪支、物资可以给马家。马步青同意把扣押在武威的红军释放，同时给每人发五元钱路费。
        我们在武威住了四天。当时，马步青还开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张文彬，介绍到西宁马步芳那里；一封给我，介绍到张掖韩起功那里。张文彬坐汽车到西宁，我坐汽车到张掖，马德涵回兰州。
        张文彬去西宁已是2月20号左右了。我在去张掖的半路上见到韩起功，谈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要求释放关押在张掖的红军。韩答应把关押在张掖的100多名红军释放。我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武威。
        到兰州后，我们三人见了面，然后分三天回到西安。张文彬头一天，马德涵第二天，我第三天。
        这时已是1937年3月了，周总理已回延安，张文彬就到延安汇报去了。
会晤马麟
吴鸿宾——
        1937年4月，西安古城已是柳絮吐花的初春时候了。就在这时，我得知青海省主席马麟从天方朝觐回来，途经西安并在此停留一段时间。随他同行的还有青海省政府的秘书长谭克敏。

受周恩来委派组织和参加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工作的吴鸿宾（中共党员）
        我得知这一情况，心想通过马麟可以结识一些人，也许还可以在那边安插个职位，那对我们开展工作不无裨益。我把这一想法向张文彬讲了。他觉得很好，认为马麟刚从南京回来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可能了解一些情况，另外，把马麟的工作做好了，他回青海对我们工作也有好处，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个关系进一步摸清红西路军的情况。我们商量以后，就约请马德涵先生同去拜访马麟。
        马麟个头很高，看样子有60岁了，留有山羊胡子，头上戴回民小白帽，身穿深灰色绸长袍，沉静寡言，看起来还有些气派。
        由马德涵引见后，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我曾在天水给邓宝珊当过秘书。闲谈时马麟也谈到他曾去过天水，由此话题主要是谈一些关于天水的情况。因为是初次相见，我们只是一般的谈谈。
        事后，我又同张文彬商量，打算宴请马麟，同时请周恩来参加并会见马麟。根据了解的情况知道马虽为青海省主席，但并未掌握实权。他为人还比较开明，我们都觉得可以安排一下这样的会见。可是，在哪里会见好呢？马麟是当时青海省主席，让他到七贤庄去会见周恩来不妥；如果让周恩来去桥梓口拜会马麟，对马麟的处境也会不利。商量的结果，还是以我和马德涵的名义请马麟吃饭，在酒席宴会上让他们会面。我们决定事先暂不把周恩来出席宴会的事告诉马麟。此事由张文彬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恩来同意。于是，我和马德涵就给马麟和谭克敏发了请帖，在桥梓口的天赐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酒席，叫到西羊市街马德涵先生的住所。地点选在这里，一来环境清雅安静，二来不为外界注意，便于谈话。
        这一天，周恩来和张文彬先马麟而来。时近中午，宾主入席，马德涵请出周恩来向马麟介绍说：“马主席，我向您介绍一位朋友！”他指了指刚刚步入室内的周恩来说：“这位是周恩来先生！”马麟乍一听吃了一惊，神色一变，但很快又镇静下来，连忙伸出手来向直趋前来的周恩来说道：“啊！幸会，见到周先生太幸会了！”周恩来显得非常自然，很随便地和马麟握手致意说：“马先生这次朝圣回来，辛苦了！”宾主寒暄过后，相继入席。
        起初，马麟和谭克敏还有些局促不安，等他们发现周恩来是那样平易而豪爽后，气氛渐渐和缓而自然了。我记得当时马麟向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抗日的一些问题。周恩来很扼要地把中共团结抗日的一些主张作了说明，总的是希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马麟听得很入神，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从他的表情看，他对周恩来那言简意赅的见解表露出钦佩之情。谭克敏偶尔也插些问话。宴会期间，周恩来从容自若，侃侃而谈；马麟也表示说，团结抗日有好处。这次会见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整个说来气氛和谐，宾主尽情畅谈。由于事先和房东作了安排，庭院宁静，绝少干扰。
        散席后，周恩来与马麟握手道别。当我们送客人到巷道时，看见外面围了很多人，正在悄声议论。好在这次会见聚得突然，散得快速，没有被国民党特务发现。
        事后，张文彬让我到马麟那里看一看有什么反应。于是我趁回民做礼拜去会马麟。礼拜毕，在一间小礼拜室里，我们打了招呼，寒暄一会儿以后，我把话题引向那次会见的事。我显得很随便地问他：“马主席，前次吃饭，您对周先生印象怎样？”马麟听我问起这个话，向两旁环顾一下，稍想了想说：“啊！很好，很好！周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说到这儿，他跷起了大拇指，轻声地向我说：“周先生是共产党的了不起的人才，有远见，也很健谈，我是很钦佩的！”
         宴请马麟以后，张文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我到青海西宁去了解被俘红军的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我向马麟提出想去西宁找个事做，请他给马步芳写个介绍信。马麟很痛快地答应说：“好，我给子香（马步芳字子香）写个信。”于是，当面吩咐谭克敏写了介绍信。
         我到西宁以后，住在毛顺皮毛厂一个亲戚家里。西宁，这个西北高原的边远城市，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显得十分萧条。我找到了古希贤（马步芳的秘书）、马霄石（曾当过马步芳儿子的老师）二人，由他们把我引见给当时青海省代主席马步芳。
        那天，在马步芳接见一个客人时，把我也同时接见了。因为我是他叔父马麟介绍来的，他的态度还是很客气的。由于马步芳早已得知我们在西安宴请马麟的事，因此，对于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婉言谢绝了。记得古希贤、马霄石对我说：“马主席说，我们这里范围小，地盘也不大，恐怕不能使吴先生有所施展，等以后再说。”
         在西宁找工作的希望落空了，我就利用几天工夫明访暗察，了解被俘红军情况。我了解到孙玉清军长被俘到青海后被杀害，张琴秋同志还在西宁，了解到一部分被俘红军被改编后在乐家湾训练，待遇很坏，在严冬里连帽子都没有。此外，在澡堂、饭馆，我亲眼看到一些年轻的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当堂倌，搞杂勤，有的还被送到皮毛厂里当工人。他们都被看守得很严，不好接近。
        8月，我返回兰州，向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汇报了这一情况，同时也见到了张文彬。
通过赵守钰与马步芳谈判
《青海日报》
        1937年1月17日消息:“特派护送西陲宣化使护国宣化广口大师班禅额尔德尼回藏专使行署专使赵守钰，……二十余人，于日前由兰州分乘汽车口辆，启行西上后，前晚行抵民和享堂，稍行休息，昨日上午八时，即由该地启行来省，于下午二时许，抵达省垣。专使等下车进餐后，即分谒省各党局……下榻于昆仑大旅社内云。”周恩来打算通过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赵守钰和马步芳谈判，让马步芳释放河西战役被俘的西路军人员，我们给马步芳一部分枪弹作为交换条件。


        受周恩来委托在西宁、凉州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赵守钰
        赵守钰原为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南京政府护送班禅进藏的专使。
       赵守钰，山西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第一次大革命中与周恩来相识。大革命后期，他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中将，任骑兵总指挥。马步芳、马步青均在赵的麾下做过事。赵守钰与杨虎城交往密切，也与我党一直保持联系。1936年，九世班禅回藏，国民党政府设立护送班禅专使行署，任命赵守钰为专使。他的秘书吴波是我党地下党员。西安事变爆发时，东北军驻兰州的于学忠部，为解决蒋系部队发生战斗。赵守钰专使行署当时驻兰州，考虑安全欲搬往青海。
        此时，周恩来指示南汉宸打电报给赵守钰和吴波（赵的秘书，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财政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请他们到西安面谈。赵守钰是南京政府行政院要员，考虑到西安事变后情况复杂，又难以隐藏身份，所以不便前往，就让吴波代行。
        吴波到西安谈到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西路军在河西失败，被俘干部很多，赵和马家关系深，通过赵和马家谈判，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释放条件是，我方给马家一批军火，马家装备差，红军在陕北打东北军缴获颇多。当时编了个密码，与马家谈判情况，通过密码联系。第二个任务是通过赵守钰的掩护，张文彬去青海和河西，了解西路军失败后的情况。刘秉琳也陪去，刘和赵有点亲戚关系，赵对刘很器重（刘秉琳，1935年党派到西安搞联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
        赵守钰是通过魏敷滋和马步芳谈的，结果谈判不成。马以河西损失惨重而拒绝。张文彬、刘秉琳作为赵守钰的随员，到青海和河西以慰问马家队伍为名，深入了解了西路军被俘人员情况。
曾到西宁、凉州等地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刘秉琳
        据王定国说，张琴秋在延安女大时告诉她：1937年4月，张文彬、刘秉琳受周恩来派遣，化装成国民党的人，跟随国民党护送班禅进藏的专使赵守钰去西宁设法营救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到西宁后，秘密到新剧团见到了张琴秋。张琴秋和张文彬以前就认识。张文彬转达了国共合作，党中央正设法营救她们的消息，并叫她注意斗争策略，不要硬拼，要设法保存自己回部队。张琴秋把这个意思悄悄给大家讲了，叫大家等待机会设法逃跑，不要硬来，还组织大家学文化。但张琴秋没告诉大家张文彬、刘秉琳来青海的事，怕出问题。 6park.com
《西路军•生死档案》冯亚光 著

贴主:Michaelliu888于2021_02_22 17:46:4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