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几份电报

        193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等，要求国民党之马家军队“对西路军立即停战”。3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李先念、李卓然，指示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并告以“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3月27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之代价，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之进攻，并让“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4月3曰，毛泽东、朱德等七人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叶剑英，指示就国民党对西路军见危不救，使其被消灭一事，向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提出质问：要求将西路军被俘官兵6000人“调平凉关麟征师驻地转至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其他干部如被俘，应严令二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军不得再行追击。
        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西路军左支队现有人数900多，枪五六百，18日可抵敦煌。”指示向国民党当局顾祝同、朱绍良交涉，左支队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
         4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同日下午2l时，叶剑英电复中央：“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陈及干部不得残害。”
援西军
宋任穷——
        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由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领导的红四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郭述申领导的红三十一军，以及红二十八军和红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刘晓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先在甘肃镇原一带集中，准备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在镇原，我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他对我说：“你不要再回二十八军了吧，现在援西军政治部只有刘晓同志一个人，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都没有，工作人员太少，你来政治部当组织部长吧！”我同意留下来担任组织部长。
        中央关于成立援西军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力求简单。”我们这个组织确实简单，一共只有四个人，除我以外有两个干事和一个勤务员。不久，刘伯承同志告诉我，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刘晓同志调往上海搞地下工作，由我担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同志任组织部长，唐天际同志任宣传部长。
援西军领导刘伯承（前排中）等同志合影
        为了使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够很快找到我们，援西军政治部在兰州到西安的公路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欢迎他们归来。对于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归来的同志们，我们都去看望。回来一个看一个，回来一批看一批，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
        一天下午，我随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刘伯承同志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英勇。他说：同志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用各种方法，坚持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都是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刘伯承同志这一番话，使大家深受感动。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政治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迅速进行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这些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好。根据伯承同志意见，政治部向归来的西路军同志们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我们自编教材，自己讲课。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部还办了指导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做法，效果都比较好。
        1937年7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取消援西军；二、全部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镇接受改编。我二十八军编入以贺龙同志为师长的一二零师。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以及陕北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等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我任政训处副主任。我一二九师，除留三八五旅一个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外，主力部队奉命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投入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陈再道——到了严冬将近的时候，我们才得知西路军失利的确切消息。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恨不得马上去援救西路军。但是，谁也懂得军令如山的道理，没有中共中央的命令，哪个也不能擅自行动。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为解除西路军之危，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我们四军奉命参加了援西军，在刘伯承等同志的率领下，于3月5日，从驻地三原、淳化出发，日夜兼程，急如星火，马不停蹄地向西疾进。当我们进到甘肃东部镇原时，不知什么原因，援西军司令部突然接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为什么日夜兼程两进，突然之间又叫停下来？部队里的小“诸葛”们，议论不止，众说纷纭，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得等着听领导怎么说。我们奉命停止西进后，刘伯承等同志首先召集军、师、团领导开会，说明了停止西进的原因。接着，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大会。在会上，刘伯承同志宣读了一份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经过多次浴血奋战，屡遭挫折，伤亡很大，最后到了祁连山，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同志们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会场内，由低声抽泣变成一片哭声，有的同志放声号啕大哭起来。刘伯承同志念到这里，也声音哽咽地念不下去了。我这个不爱流泪的人，这时也流出了眼泪。我坐在那里独自暗想，西路军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援西军还在甘肃东部，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法援救西路军兵败祁连了。当时，我心情非常沉重，脑子里乱成一团。我想到了虎豹口分别，想到了艰苦的长征，想到了黄麻起义，许多情同手足、亲如骨肉的战友的影子，一齐出现在我的眼前……
        王宏坤——大家心情十分沉重，这支部队垮了，真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一支多好的部队呀。鄂豫皖的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的老底子在里面，还有川东游击军、宁都暴动的老底子，这是一支意志旺盛、作风顽强、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战斗骨干队伍，它的失利实在太可惜了，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损失，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英烈们……
       徐深吉——全会场一阵悲痛的抽泣，有许多同志号啕痛哭，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张浩政委说不出话来，同志们想起黄麻起义的骨干红一、三团，六霍起义的红六团，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鏖战川东的红三十三军等兄弟部队和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越想越悲痛。这种悲痛欲绝的场面，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身父母去世也没有这样悲痛过，革命的战友，阶级感情超过一切。当时不少同志说：中央早知道西路军的困境，为什么不早组织援救？
        杨国宇——我们始终惦记着西渡黄河，浴血奋战的西路军的同志们。严冬将尽，我们就听到了西路军失利的消息。中央组织了援西军，援西军的主要部队是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还有红三十二军（原来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剩下的架子，经补充兵员后约有1000人）、红二十八军。3月5日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援西军司令部在这里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会上宣读了一封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已经到了祁连山，经过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没有办法上了祁连山的康隆寺，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援西军再渡河去，已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电报一念，会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有的同志号啕大哭。刘伯承同志讲话也讲不下去了。多么好的部队啊，有的是从黄麻暴动、商南起义冲杀出来的工农子弟，有的是曾威震川东的游击健儿，有的是从中央苏区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坚强战士，他们和我们援西军的指战员真是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现在听到了他们失败的消息，怎能不叫我们痛心疾首呢？大哭一场之后，张浩和刘伯承同志都讲了话，都劝慰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西路军的失败只是个局部，国内形势还是好的，鼓励大家要把我们的部队整顿好，要好好地扩军，革命的烈火总要越烧越旺的。援西军没有能够如愿“援西”，便按中央指示屯兵待命。红四军驻扎在镇原县屯字镇，红三十一军驻平泉镇，司令部驻镇原县城内。我当时已从红三十一军调到援西军司令部工作。援西军在待命中也有重要任务，这就是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司令部为此专门设立了招待所。通往话安的路上（如平凉等地）也设置了收容站。记得有天下午，直属队有的同志正在球场打篮球，听说接回了一位西路军战士，大家都不打球了，赶快跑去看望。刘伯承和宋任穷同志亲自接见了这位战士，并安排他吃招待饭，劝他好好休息将养身体。司令部的同志看到他只披了件破羊皮，便未等上级布置，在管理科负责人方坤的带领下，你一件我一件地为他送来了衣服、鞋子、手巾、牙膏、牙刷等日常用品。第二天各种慰问品仍源源不断送来，仅衣服和其他个人生活用品就堆了满满一房子。这期间，西路军突围出来的失散人员陆续归队和被俘后接应回来的人数还不少，一共有数千人。西路军回来的同志都被妥善安排，有的到随营学校和延安学习，有的则就近编入了援西军。 6park.com
《西路军•生死档案》冯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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